當代臺灣民族學與文化政策的重要推手——陳奇祿（1923-2014），一生猶如行走在知識與土地之間的文化探路人。他不僅是學者，更是行動者，是將民族學理念實踐於日常與制度的關鍵人物。從《公論報》編輯，到臺大教授，最後進入文化政策制定的核心，他的每一階段，都深深鑲嵌在臺灣文化與學術發展的軌跡中。
初探臺灣：從報紙編輯到民族學田野的開端
1948年，甫自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的陳奇祿，回到剛脫離殖民統治不久的臺灣，加入李萬居創辦的《公論報》擔任國際版編輯，並負責副刊《臺灣風土》編務，從此展開對地方文化的深入接觸。
因副刊的約稿與內容策畫，他時常造訪臺大歷史系，向講授臺灣史地課程的陳紹馨、楊雲萍、方豪，以及戰後留任的日籍學者宮本延人(註1)與國分直一(註2)等人請益交流。透過這些人脈，也結識了解剖學教授金關丈夫(註3)。
公論報（圖片來源：聯合知識庫）
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圖片來源：聯合知識庫）
同年10月，政府為慶祝臺灣光復，在總統府介壽大樓舉辦盛大的博覽會，由臺大歷史系負責策畫風土館與文獻館。陳奇祿雖非臺大的教職員，但也參與了策展工作。今日仍典藏於臺大人類學系的巨幅「臺灣先史時代人生活復原圖」(註4)，正是當年的展品之一，由金關丈夫與國分直一考證，知名畫家立石鐵臣(註5)繪製。
國分直一曾與立石鐵臣合作，在《臺灣風土》上開闢了一個〈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專欄連載，由國分直一撰寫解說，立石鐵臣繪製插圖。但是不久後，立石鐵臣因提前返日，插圖繪製工作便落到陳奇祿手中。這項轉變，成為他研究臺灣土著器用藝術文化的開端。
陳奇祿1998年攝於台大人類學標本室。背景巨幅繪畫為1948年台大歷史系為慶祝台灣光復，在介壽大樓舉行博覽會所製作之「臺灣先史時代人生活復原圖」
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立石鐵臣繪圖（圖片來源：聯合知識庫）
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立石鐵臣繪圖
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立石鐵臣繪圖
然而，他在繪圖工作中所展現的敏銳觀察與表現能力，並非偶然，而是奠基於早年的繪畫經驗與藝術養成。
陳奇祿，1923年出生於臺南將軍鄉，3歲時隨父母赴中國汕頭生活，求學期間曾在中國與香港多地就讀。1942年，他赴日學習日語，考入連日本人都難以進入的「東京第一高等學校」，一所強調自治與思辨精神的名校。
當時正值戰爭後期，物資匱乏、情勢緊張，但東京一高仍保有相對自由的校風。他在這段動盪卻開闊的時期裡，逐漸開展對文化與美的感受力。
有一次，他在多摩川畔欣賞落日，邂逅了畫家角浩(註6)，自此便常到他的畫室習畫，兩人建立深厚的師生情誼。陳奇祿在回憶錄《澄懷觀道》中曾說：「若說我畫畫有老師指導，那就是角浩先生了。」這段繪畫啟蒙，也為他打下了紮實的繪圖基礎。
進入大學後，他延續對藝術的熱情，熱愛音樂，參加學校唱詩班，學習鋼琴與小提琴，亦常到劇院欣賞歌劇。然而，與這些興趣相比，他最投入的仍是繪畫。他曾與學弟合辦畫展，甚至一度想以畫家為志，但因父親反對而作罷。
不過，青年時期的繪畫養成，不僅為他後來的民族誌繪圖提供了技術基礎，更影響了他在人類學物質文化研究中，對物件、工藝與形制所發展出的圖像觀察與文化詮釋方法。
今日走進臺大人類學博物館，可以看到許多珍貴的民族學與考古學典藏文物。其中一樽排灣族古陶壺，正是陳奇祿當年帶著紙筆走進標本室，第一個觀察並繪製的對象，也成為他日後數十年文化研究旅程的起點。
1943年20歲的陳奇祿在東京彈鋼琴的情景（圖片翻攝自《神手奇畫》，陳國儀提供）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
陳奇祿第一張標本插畫，即是描繪這樽排灣族古陶壺(1936 年入藏, 尺寸:H41.2 xT1.1cm 腹圍133.5cm)
陳奇祿手繪原住民陶器用品, 圖A-F為魯凱族陶壺、G為排灣族、H為阿美族（圖片翻攝自《神手奇畫》）
奠基人類學：臺大歲月與學術傳承
戰後，隨著日籍學者陸續返國，金關丈夫便向臺大校長傅斯年推薦陳奇祿擔任講師。1949年2月，陳奇祿正式加入臺大歷史學系任教，並負責管理民族學標本室，從此展開他對臺灣原住民族物質文化的深入研究。
陳奇祿與金關丈夫交情深厚。陳奇祿（左2）與金關丈夫伉儷（右2、3）攝於臺北。（圖片翻攝自《溯根‧源流陳奇祿》）
同年，他辭去《公論報》編輯一職，但仍持續主編副刊《臺灣風土》。他與國分直一原本合作的〈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也繼續刊載，延續對民族圖像與物質文化的記錄工作。
陳奇祿曾回憶：「我曾在這個標本室認識了日本畫家立石鐵臣，也經常見到臺灣老畫家陳坤慧先生在那兒畫銅鼓。」這座標本室，成為他進入民族學領域的重要起點。
《臺灣風土》自1948年創刊至1955年，共發行195期，邀集逾百位中、日籍學者撰寫關於臺灣的歷史地理、風俗文物、掌故軼聞與藝術作品。撰稿者包括國分直一、立石鐵臣、陳紹馨、藍蔭鼎、方豪、楊雲萍、戴炎輝、林衡道、張光直等各領域知名學者。不過在這些名家之中，投稿篇幅最多的，正是以筆名「陳麒」發表文章的陳奇祿本人。
1949年，臺大歷史系下設考古人類學課程與研究方向。同年7月，陳奇祿隨陳紹馨、李濟、董作賓等人前往臺中仁愛鄉，展開對泰雅族的田野調查。這不僅是戰後臺灣首次正式的人類學田野調查，也成為陳奇祿親身參與的第一場實地研究。
這次調查後的報告圖文並茂，他不僅詳細記錄原住民族的織布過程，更附有分解步驟的插圖。從此，他常攜筆記本與畫具深入部落與農村，以素描方式描繪器物、記錄民俗，發展出兼具藝術性與學術價值的民族誌圖像。
田野調查筆記中的手繪魯凱族男、女服飾（翻攝自《神手奇畫》陳國偉提供）
1957年陳奇祿與屏東縣春日鄉七佳村排灣族貴族頭目合影,唐美君攝,臺大人類學系提供,圖片翻攝自《神手奇畫》
排灣族服飾
阿美族服飾配件
陳奇祿繪魯凱族男子服飾（國家文化資料庫 圖／邱秀堂提供）
臺灣原住民族經典文物聯展-臺大校史館（2024.11.15-7.31）
臺灣原住民族經典文物聯展-臺大校史館（2024.11.15-7.31）
陳奇祿手繪排灣族古琉璃珠項鍊（圖片翻攝自《神手奇畫》p.116）
陳奇祿手繪排灣族古琉璃珠（圖片翻攝自《神手奇畫》p.120）
陳奇祿曾說：「我喜歡藝術，也喜歡畫畫。每次去原住民部落調查，我一定用素描方式把所有的物質文化標本畫下來……不但畫正面圖，還畫側面、立面和剖面。」
他強調：「我感覺做物質研究，自己能繪圖很重要，有時候用文字說半天可能還說不清楚，一張詳細的線畫即能說地清清楚楚，效果也是照片趕不上的。」無論研究對象是民族器物、傳統藝術或當代工藝，他總能透過圖像細膩呈現其工藝技法、結構形式與文化內涵，這些圖繪也為他日後的民族學研究奠定紮實基礎。
占卜道具箱
細膩描繪排灣族占卜道具箱
原住民竹器的收編編法，透過詳細圖示一目瞭然
多年後，國立臺灣博物館館長洪世佑表示：「陳奇祿的圖畫不是臨摹，而是對文化的理解。他畫每一件器物，不只是為了記錄，而是要講那背後的社會與記憶。」
早期臺大尚無獨立的人類學系時，文化與民族研究多被納入歷史與社會科學的框架。憑藉他早年的深度田野經驗，逐步推動人類學的發展，積極參與課程設計與學科建置。
到了1960年代，臺大開始設立人類學相關課程與學系，陳奇祿成為該領域的核心推手。他專注於臺灣原住民族的物質文化及民族誌研究，著有多部重要學術著作，為臺灣民族學奠定基礎。
他的代表作《Material Culture of the Formosan Aborigines》（臺灣高山族的物質文化），是首部以系統方式介紹臺灣原住民物質文化的英文專著，對臺灣學術走向國際舞台意義重大。許多學者至今仍引用這部著作作為田野研究的典範。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Formosan Aborigines》
文化推手：從學術走進政策現場
在1981年春天，臺灣第一次擁有了專責的國家文化機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簡稱文建會，今文化部）。站在這場歷史轉折點上的，是陳奇祿，一位總是西裝筆挺、神情內斂、為人謙恭的人類學者。他從學術界正式跨入公共政策核心，雖不是典型官僚，卻被賦予了一項從未有人完成的任務——讓文化在臺灣成為國家的事務。
1981年於文建會辦公室（圖片翻攝自《澄懷觀道》）
1978年政務委員與蔣經國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合影（圖片翻攝自《澄懷觀道》）
文化，在那個年代仍被視為附屬品，或作為政策宣傳的工具。但在陳奇祿眼中，它是「一個社會的靈魂」，也是「一種能夠讓人民與土地對話的記憶載體」。他接下主委之位時已年逾花甲，但沒有絲毫遲疑。他明白，臺灣需要一套能保存自身歷史與文化的制度，而非任憑時代浪潮摧毀過往的殘跡。
1982年，在他的推動下，《文化資產保存法》誕生，這是臺灣第一部文化資產保護專法。法案通過時，許多官員對「古蹟」與「無形文化」仍然一知半解，他卻始終堅定。他說：「歷史不是死的，是活在人心裡的。」而制度，是讓這份記憶得以延續的容器。
其實，早在文建會成立之前，陳奇祿就已多次介入文化保存現場。
馬以工教授在〈文化日常——陳老師的人生盛宴〉一文中，憶起林安泰古厝的拆除事件。她說：「陳老師是少數學者兼官方人士中，支持我們主張保護的。」這棟位於四維路、建於乾隆四十八年的林安泰古厝，因一角卡在敦化南路拓寬計畫的慢車道上，而面臨拆除命運。消息一出，文化、藝術與建築界紛紛呼籲保存，但當時都市計畫如同聖旨。各界奮戰一年九個月，最終仍敵不過市府「道路必須筆直」的邏輯。1978年，林安泰古厝終究被拆除。這場挫敗，反映了文化保存的艱難與路途漫長。
圖片來源：臺北市歷史建築「林安泰古厝調查研究、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案」總結報告書
同樣是在那一年，澎湖馬公天后宮也險些被拆除。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名譽教授夏鑄九回憶，這場搶救行動是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當時陳奇祿尚未擔任政務官，身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卻主動在行政院會議上對時任臺灣省主席林洋港直言：「澎湖天后宮，這個要救下來！」他神情嚴肅地說，自己親眼看到廟前已紮上一根方方的木樁，上頭寫著拆除時辰，甚至連動土典禮都已舉行。情況之緊急，幾乎進入倒數時刻。林洋港當場撥電話到澎湖，下令暫停拆除。
就這樣，一場幾近發生的古蹟滅失，在最後一刻被喊停。這座臺灣現存年代最久遠的媽祖廟，才得以倖存。夏鑄九形容：「在當時，所謂古蹟保存，其實就是一場搶救。」當時整個臺灣社會與政府幾乎沒有古蹟保存的觀念，這場在最後關頭完成的搶救行動，也成為日後推動制度化文化保護的重要實例。
澎湖馬公天后宮（圖片來源：晴天旅遊）
陳奇祿始終認為，文化保存不能只靠個別事件臨機應變，更需要制度化的通盤規劃。
1983年初開始，文建會會同內政部及有關機關、專家學者等，組成「古蹟鑑定專案小組」，展開全國古蹟實地現勘及審查工作。古蹟研究學者李乾朗回憶：「每一次受邀參與的人都不太一樣。但林衡道先生、楊雲萍先生、漢寶德先生、馬以工小姐和我，參與次數最多」前後為時五個月，經過數十次田野勘查，選定了第一級古蹟共十八處，其後再評鑑二、三級古蹟共171處。
擔任文建會主委勘查古蹟時，與楊雲萍、朱介凡、廖漢臣、曹永和等學者攝於明志書院（圖片翻攝自《澄懷觀道》）
與楊雲萍、林衡道、顏水龍等先生率團赴北埔考察古蹟（圖片翻攝自《澄懷觀道》）
民國73年7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中華民國臺灣地區第一級古蹟圖集》發行人:陳奇祿（筆者藏書）
辦理完古蹟評鑑，接下來則是古蹟的維修。1983年，彰化道東書院面臨修復困難，陳奇祿親自前往視察。他並不只是走馬看花，而是與專家們討論修復細節，甚至從日本邀請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的岩崎友吉所長來臺技術指導。那一次跨國合作，不僅提升了修復品質，也讓臺灣文化資產修復正式邁向專業化。
不過，保存行動常常意味著與政治現實對抗。臺北市政府曾計劃拆除陳德星堂以擴建學校，陳奇祿得知後立即介入，並致信內政部長吳伯雄，嚴正指出市府逾越職權。他說，這不是「一棟建築」的問題，而是「一段族群記憶」的保存。最終，陳德星堂在1985年被列為三級古蹟而獲得保留。這並非單一事件，而是一次文化價值戰勝開發利益的經典案例。
在文化保存之外，陳奇祿也強調政策必須落地。文建會在他的帶領下，推動各縣市成立文化中心，包括今日的國家兩廳院、宜蘭傳藝中心等，並透過補助計畫支持地方劇團、音樂會與民間文史工作室。他認為，文化不是只存在於博物館或學術論文中，而是來自民間、根源於生活的有機體，應該「長在地方的土壤上」。文化不必一定要精緻華麗，也不必年代久遠，關鍵在於它是否承載民族文化的意義與價值。
行政院文建會主任委員陳奇祿擔任點睛官。
他的國際視野也為臺灣打開了新的文化交流窗口。1983年起，文建會主辦「中華民國國際版畫展」，並配合歷屆國際版畫雙年展，策劃了「臺灣傳統版畫源流特展」、「蘇州傳統版畫臺灣收藏展」等系列展覽。同期，還舉辦了「明清時代臺灣書畫展」，這個展覽一推出即引起轟動，並迅速計劃在國際上巡迴展出。
1985年，「明清時代臺灣書畫海外巡迴展」正式展開，他親自率團赴比利時主持開幕，隨後展覽巡迴至義大利羅馬、法國巴黎、西德等地，成功將臺灣的民間美術工藝推廣到國際。
1986年，文建會與日本東京藝術大學合作舉辦「歷史都市文化遺產保存」研討會，特別邀請日本文化財學者益田兼防來臺訪問，與本地學者進行交流。他主張：「文化保存不能只是孤島式的堅守，而應該是跨越疆界的對話。」
1985年赴比利時主持「明清時代台灣書畫海外巡迴展」首展揭幕
除了跨國文化對話，他也進一步關注文化資產內涵的擴展。文化資產不只包括有形的建築與文物，也涵蓋民俗、語言、祭儀等無形記憶。
他重視這些元素在地化的實踐，推動社區總體營造計畫，鼓勵居民參與保存在地歷史、編寫社區志。他認為，一個社區要能長出文化的自信，就必須從每個人對自己土地的認同開始。
他的努力，也感染了一代文化人。夏鑄九回憶：「當時不要說沒有文化資產保存的觀念，連「文化資產」這四個字也是那時發明的.....文化資產的觀念是陳先生引進來的…在陳先生的手上，文建會成立了，文化資產保存法通過了，我們終於有了國家的文化政策，一直到今天，我們都可以看到他的貢獻。」他說，在那個幾乎沒有人懂文化保存的年代，「大家被陳奇祿的學者風範所感動，自動幫忙。」
李乾朗則回憶，有一次討論到日治建築，林衡道先生有意見，認為價值不高。陳先生一向尊敬林先生，但那次陳先生在會上說「從人類學的觀點來看，凡是不屬於這個時代，且無法再現的，就可考慮列入古蹟」這無疑是個轉折點，從此，我們對古蹟的年代就不那麼嚴苛，這句話，也讓臺灣的文化保存觀念從線性的國族史觀，走向了包容多元的文化記憶理解。
他的任期沒有留下什麼耀眼標語，也沒有大規模的造勢活動。但他留下的是制度、典範與信念。當我們今日走進歷史街區、欣賞民俗表演、參與地方文化館舉辦的活動時，其實都還走在他當年描繪的文化路徑上。
陳奇祿不是為了文化建設而來，而是為了文化能夠「被理解、被尊重、被活著保存」而來。這樣的人，在政治裡是異數，在文化史上，卻是必要的里程碑。臺灣今日的文化深度，有他的沉默與堅持為基。
後記：溫州街52巷的文化實踐者
陳奇祿不只是一位卓越的學者，更是一位極具藝術氣質的文化實踐者。他的民族學標本插圖兼具學術與藝術價值，筆下精細入微。他也精研書法，筆法沉穩勁挺，氣韻中見內斂節奏感，風格自成一格。尤擅魏碑體，筆勢蒼勁，如鑿如刻，猶如他一生的處世精神——沉著、堅定而不張揚。
他曾為多處公共建築題字，如今懸掛於重慶南路一段122號「總統府」大門上方的匾額，即為陳奇祿所題。筆意之中，蘊含著他對國家歷史與文化的深刻理解與敬意。
1993年攝於公視籌備委員會辦公室（圖片翻攝自《澄懷觀道》）
總統府大門上方匾額，由陳奇祿題字
陳奇祿書寫「總統府」（圖片翻攝自：溯根探源-陳奇祿。藝術家出版社）
長年以來，陳奇祿居住於臺北市溫州街52巷7號日式宿舍，是他在臺灣大學任教時的教職宿舍，也是他擔任文建會主委期間的重要居所。二十多年來，這裡不僅是他的生活空間，也是促成臺灣第一部文化資產保存法誕生的重要基地。
他在此撰寫論文、作畫習字，也常接待來訪的學者、學生與政策制定者。溫州街52巷鄰近臺大校園，步行即可往返，促成師生間頻繁的交流與激盪，使這座老屋成為兼具生活節奏與知識密度的文化場域，也是臺灣學術、文化與政策交會的重要節點。
台灣首任文建會主委陳奇祿就是在溫州街故居內，與眾人討論完成文資法等重大文化政策。圖／陳國儀提供
溫州街52巷的日式宿舍群是臺北帝國大學最早興建的「乙種官舍」之一，如今僅存三戶。其中左側的7號為陳奇祿故居。
位於溫州街52巷7號的日式宿舍，是陳奇祿居住了二十多年的住所。
曾於文復會擔任秘書的邱秀堂說：「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常在陳主委文建會的辦公室與寓所進進出出。主要是當時陳先生身兼文建會主任委員與文復會秘書長的工作....如果陳主委因忙碌無法到文復會批公文，我必須送公文給陳主委批示。」
「所以，我常抱著文復會的公文到文建會，甚至下班後到陳主委溫州街的公館給陳主委批示」
陳奇祿院士（左）擔任文復會祕書長期間，每年舉辦「新春文薈」，邀請藝術家現場揮毫。右為邱秀堂。（圖片翻攝自《神手奇畫》）
曾追隨陳奇祿四十年的馬以工教授亦說：「陳老師未任主委前的多年來，我們常前往他台大教職員宿舍請益，喝著師母泡的美味紅茶，聽他說古道今獲益良多。」
她並說：「自命為陳老師的私淑子弟，近四十年的受教，開啟了我的眼界，知道甚麼是好的東西，並不是那些寶光燦爛的珍稀之物，而是與人類進步每一個奮鬥相關的過程。我學到了『常民文化』，如果不保存常民文化，那麼歷史就只是尖峰成就組成的偏見。」這段話，正是陳奇祿文化理念的縮影：文化的價值，不在於它是否精緻稀有，而在於它是否關乎人們如何生活、如何記憶。
陳奇祿曾將一幅墨寶贈予馬以工，以安慰他在林安泰古厝保存運動受挫後的心情。（照片翻攝自《神手奇畫》）
2016年，馬以工陪同陳師母與陳國儀一家前往日本奈良旅行，顯示其與陳奇祿一家人關係深厚。（圖片翻攝自《神手奇畫》）
陳奇祿之子，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前所長、建築師陳國偉指出：「52巷7號宿舍是家父在各住所當中，最重要的地點。家父於1975年8月到1977年7月任臺大文學院院長，之後開始任職於行政院，直至1990年初因借調年限屆滿，52巷7號宿舍才被收回。」
步入靜謐的溫州街52巷，這裡曾經擁有成排的日式宿舍，建於1930年代，是國立臺灣大學（前身臺北帝國大學）創校初期所建的第一批判任官乙種官舍（註7），至今已有近百年歷史。與52巷同巷的住戶中，曾包括前總統李登輝、臺大中文系教授王叔岷、以及倡議「臺灣島史」並對臺灣史研究貢獻卓著的中研院院士曹永和等人，構成了臺灣學術、文化與政治發展的重要人文地景。
1949年，前總統李登輝與曾文惠結婚，攝於溫州街52巷10號宿舍前
更為特別的是，陳奇祿故居的後院，恰好是擁有三百年歷史的臺北首條灌溉水圳——「霧裡薛圳」的分支通流處，見證了城市早期發展紋理的文化錨點，承載著地理與歷史的雙重記憶。
然而，因臺大對歷史文化的漠視及價值觀的差異，溫州街52巷的日式宿舍群大多已被摧毀，現在僅剩5號、7號與8號三戶。
溫州街52巷1號。溫州街北側可見高大的雀榕，霧裡薛圳的水流正從旁邊穿過。（※已拆除）
溫州街52巷3號（※已拆除）
溫州街52巷2號、4號分別為臺北帝大講師伊東謙故居，俳句作家黃葉故居（※已拆除）
溫州街52巷6號 曹永和故居（※已拆除）
2024年9月20日，攝於溫州街52巷拆除現場（圖片為筆者友人提供）
溫州街52巷8號。臺大文學院教授王叔岷故居，後由何佑森教授接續居住，現由其遺孀何夫人繼續居住於此。
溫州街52巷7號 陳奇祿故居，卵石門柱、綠籬圍繞
正當臺灣大學校內欣喜迎接傲人百年校慶前夕，校園旁這棟承載學術與文化記憶的老宿舍，卻黯然面臨即將被拆除的命運。
文化界與其家屬正積極呼籲，應將52巷7號登錄為文化資產。這不僅是一間故居，更是一段台灣文化發展史的縮影，一座融合學術、藝術與政策的「活文化場域」。
對於一位畢生守護文化記憶、推動文化保存的學者而言，這棟屋舍，也許正是他理念最真實的延伸：文化，不只是「被展示的」，更是「被生活出來的」。
2024年5月14日，文化局文資委員前往溫州街52巷進行文化資產價值的現地勘查，現場有大批支持民眾到場聲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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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宮本延人（1905–1986），出生於日本長野縣上田市，出身神官家庭。1928年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同年來台，任教於臺北帝國大學，與移川子之藏合作進行臺灣原住民族田野調查，1935年出版《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獲帝國學士院獎，對臺灣人類學研究具開創性貢獻。戰後留任國立臺灣大學協助過渡，後返日，任東海大學教授及文學院長。
2.國分直一（1908–2005）是日本知名學者，幼年隨家人來到臺灣，在此成長並展開其學術生涯。他是臺灣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極具影響力的考古學、民俗學與民族學研究者之一。國分在臺灣進行了大量田野調查，特別是在西拉雅族文化與臺灣西南平原考古遺址的研究上貢獻卓著。他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培育出多位重要本地學者。他提出「黑潮文化圈」的觀點，從宏觀角度探討東亞與島嶼文化的交流與互動，學術視野橫跨日本、中國、韓國、琉球與臺灣。主要著作包括：-《臺灣考古誌》 -《環中國海民族文化考》 -《臺灣的民俗》國分直一晚年仍筆耕不輟，並將其豐富的研究資料捐贈臺大圖書館，成為研究臺灣史與文化的重要資產。
3.金關丈夫（1897–1983）是日本知名人類學家與考古學家，曾任台北帝國大學教授，專長於體質人類學、考古學與民俗學。他在日治時期積極參與臺灣原住民研究與史前遺址發掘，與國分直一等人合作調查臺灣各地文化遺址。他同時具文學才華，曾以筆名「林熊生」發表偵探小說。戰後返日後持續從事教學與研究。其學術資料後由臺大典藏，是臺灣考古與民族研究的重要資源。
4.立石鐵臣「臺灣史前時代生活復原圖」
這張圖是1947年由立石鐵臣先生繪成，主要根據日本學者金關丈夫教授和國分直 一教授提供的考古學和人類學資料與構想完成。圖中主要描繪臺灣地區新石器時代農業社會的生活情形，是綜合台灣各地區的材 料，加以整理、推測和想像後，復原而成。
圖上所示二十五項活動（由右至左）：
1.海邊聚落 5.砍伐 9.摘收小米 13.搬運與紡瑾 17.縫製衣物的婦 21.製造陶器25.石板屋2.近海捕魚6.開墾10.以腳踏犁與手持犁耕地 14.射魚18.吃骨髓 22.喫檳榔 3.撈貝 7.除草 11.收割陸稻 15.拔牙 19.去穀殼 23.埋葬 4.狩獵 8.燒草墾地 12.麻園、麻線 16.製造樹皮布 20.炊煮 24.武器
5.立石鐵臣(Tateishi Tetsuomi,1905-1980)
立石鐵臣本籍日本，日治時期出身台北東門街。知名畫家，台陽美術協會發起人之一。他的父親立石義雄曾任台灣總督府事務官，因此他出生台北。1912年返回日本就讀小學，其後入學川端美術學校，受業於梅原龍三郎和岸田劉生之門下，故其畫風兼具寫實和寫意風格。1934-1939年曾數度來台，積極製作版畫，並繪製標本插圖。戰後為《臺灣風土》繪製台灣原住民工藝圖譜，亦曾短暫任教台大講師，聘期三年期滿於1948年底返回日本。
6.角浩（1909-1994）
1909年生於日本茨城縣，早年就讀東京美術學校油畫科，師從岡田三郎助與藤島武二。1930年代赴法留學，作品曾入選巴黎秋季沙龍，並獲沙龍免審查資格。戰後加入新制作派協會，活躍於美術展覽，並多次在美國、巴西等地舉辦個展。其創作風格從早期色彩鮮明、筆觸輕快的法國時期，轉為後期使用畫刀創作具光澤質感的幻想風格畫作，常以希臘神話、唐吉訶德、馬戲團等為主題。他自稱其風格為「新古典浪漫主義」，強調透明的暗色背景與以白色為基調的主體對比。此外，他也長年在常磐松學園女子短大任教，晚年擔任名譽教授，對藝術教育貢獻良多。
7.溫州街52巷日式宿舍群
本建築形制依據總督府所定「判任官乙種官舍」標準而建，落成當時有8棟，採雙拼式（二戶建）構成，入住16戶家眷。8棟官舍的座向，分屬南北相對，基地興建比例為3.5倍，綠籬庭園環繞家屋，形成今溫州街52巷街廓形貌。
◎參考資料
1.澄懷觀道-陳奇祿訪談錄
2.神手奇畫-陳奇祿院士民族學標本圖繪圖錄
3.從帝大到台大
4. 溯根‧探源-陳奇祿
5.搶救溫州街52巷臺大宿舍群
6.台灣史前時代生活復原圖-國立台灣大學
7.林安泰古厝的拆除保存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