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mini協作）
影集《安眠書店》（You）中主角Joe Goldberg的危險魅力及其與女性角色的複雜關係，引發了觀眾對於人類情感與行為中一些令人困惑面向的深思。劇中女主角明知Joe存在嚴重問題，卻因其曾展現的「溫柔」而一再回到他身邊；甚至當Joe入獄、失去部分生理機能後，仍有不少人對獄中的他抱持性幻想與交往意願。這些看似不合常理的現象，實則觸及了心理學中關於創傷依附、非理性吸引力及認知失調等多個複雜議題。本報告旨在透過檢視相關心理學理論與實證研究，深入剖析受害者重返虐待關係以及部分個體對罪犯產生迷戀的深層心理動機與機制。我們將探討創傷連結、間歇性增強、認知扭曲（包括合理化與否認）、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安撫行為、戀罪癖（hybristophilia）以及黑暗三角人格等概念，以期為這些看似矛盾的行為模式提供一個基於學術研究的解釋框架。
安眠書店（You）
綑綁的枷鎖：理解受害者為何重返施虐者身邊
受害者在明知伴侶具有危險性或曾對其造成傷害後，依然選擇重返關係，此現象往往令旁觀者費解。然而，這背後涉及複雜的心理動力，而非單純的非理性選擇。其中，創傷連結、間歇性增強以及受害者的認知扭曲與應對機制，共同編織了一張難以掙脫的情感網絡。
A. 創傷連結：虐待動力下的依附本質
創傷連結（trauma bonding）是指在一段充滿虐待的關係中，受害者與施虐者之間形成的一種強烈情感依附 。Casassa Knight等人（2022）將其描述為施虐者與受害者間的情感依附，並提出「創傷脅迫性依附」（trauma coercive attachment）可能是一個更精確的術語 。Reid等人（2013）則稱之為一種「矛盾的依附」（paradoxical attachment）。
這種特殊依附關係的形成，通常需要兩個關鍵條件。根據Dutton與Painter（1981, 1993）的研究，首先是顯著的權力不平衡，受害者在關係中逐漸感到無力、無助和脆弱；其次是間歇性的虐待，即虐待行為與中性甚至正面的互動交替出現 。這種權力失衡至關重要，它創造了受害者的脆弱性，使得施虐者能夠更有效地透過間歇性的「善意」來操控受害者的情感。當受害者感知到自身缺乏控制力時，來自掌握權力一方的任何正面表示，其重要性都會被不成比例地放大。
創傷連結與依附理論緊密相關。Dutton與Painter（1993）將其比作焦慮-逃避型的依附模式 。哈洛（Harlow）著名的猴子實驗，儘管主要關注嬰兒依附，卻也揭示了慰藉（即使來自有問題的來源）超越基本生理需求的強大力量，說明了人類對連結的原始需求可能在虐待關係中被利用 。當面臨危險時，人們傾向於尋求依附和連結以獲得安慰；在創傷連結的情境下，施虐者弔詭地同時成為危險與安慰的來源 。這種現象挑戰了認為受害者留下是因為「軟弱」或「享受虐待」的簡化觀點，而是指向一種植根於基本依附需求和權力動態的複雜心理操縱。
《安眠書店》Joe
B. 間歇性增強：「溫柔時刻」作為強效誘餌
影集中女主角因Joe「有過溫柔」而重返其身邊，這「溫柔時刻」正是間歇性增強（intermittent reinforcement）的體現。間歇性增強是一種行為制約原則，指獎勵（在此情境下，如關愛、溫柔等正面行為）以不可預測的方式出現，從而使得與之相關的行為（例如，留在關係中、尋求施虐者的認可）更難以消退 。這是由著名心理學家史金納（B.F. Skinner）首先研究的強大心理學原理，已知會增加成癮行為 。
間歇性增強具有成癮的本質，其效果類似於賭博 。獎勵（即「溫柔時刻」）的不可預測性讓受害者深陷其中，始終期盼下一次正面互動的到來 。在經歷了長時間的情感「匱乏」後，這些偶爾出現的正面時刻所帶來的解脫感，對受害者而言可能如同「天堂」一般，使其不斷追逐這種感覺 。
施虐者可能在施加痛苦的同時也給予受害者安慰，這種虐待後緊隨善意的循環（即正向增強），會進一步強化創傷連結 。施虐者行為的不可預測性，使得這些增強過程尤為強大 。一個常見的例子是，伴侶可能某天與你深度連結，隔天卻冷淡疏離、不回訊息，然後在你似乎想抽離時又突然熱絡起來 。
因此，基於間歇性增強的關係極難擺脫，因為它們本質上是一種成癮。離開這樣的關係會迫使個體經歷類似戒斷的狀態 。劇中提及的「溫柔」，並非單純的優點，而是施虐者（無論是否有意）用以控制的關鍵工具，其力量正源於其稀缺性與不可預測性。這將受害者停留在關係中的決定，從簡單地選擇「溫柔」，重新詮釋為對一種強大心理制約過程的回應，此過程與成癮模式高度相似，對治療性介入具有重要啟示。
C. 認知扭曲與應對機制
在持續的虐待關係中，受害者為了應對巨大的心理壓力與認知衝突，往往會不自覺地採用多種認知扭曲與應對機制。
合理化、否認與忽視危險訊號： 受害者經常運用合理化（rationalization）這一防衛機制，為難以接受的行為或情感賦予看似合乎邏輯的解釋，以減輕內心的不安 。這有助於避免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即同時持有兩種相互矛盾的信念（例如，「我愛他」與「他傷害我」）所引發的強烈不適感 。常見的合理化方式包括淡化虐待的嚴重性（「其實沒那麼糟」）、將責任歸咎於自身，或選擇性地聚焦於關係中曾有的「美好時光」。否認（denial）是另一種常見的防衛機制，受害者藉此逃避痛苦的現實，營造一切安好的假象 。此外，受害者可能緊抓施虐者會改變的希望，從而忽視眼前的危險訊號（red flags）。佔有慾可能被曲解為承諾的表現，嫉妒則被視為愛意的證明 。
創傷連結中的認知轉變： Dutton與Painter（1981）指出，反覆的暴力可能導致受害者思維模式的轉變：從最初相信暴力不會再發生，到後來認為自己或許能夠控制暴力，甚至覺得是自己應得的。這種轉變常伴隨著自責與低自尊感 。Reid等人（2013）也提到一個關鍵的錯誤歸因，即受害者將恐懼感誤解為愛意，而這種認知扭曲恰恰維繫了創傷連結 。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與「安撫」行為：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傳統上被描述為一種心理反應，指受害者對施虐者產生正面情感，如忠誠、同情甚至愛意 。其促成因素包括權力失衡、情感依附（常被誤認為愛）、恐懼以及認知失調（如將施虐者浪漫化）。
然而，近年來有學者提出以「安撫」（appeasement）的概念來更精確地解釋此現象，特別是從多迷走神經理論（Polyvagal Theory）的視角出發 。Bailey與Porges（2023）認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一詞帶有問題，因其暗示受害者與施虐者間存在正向情感關係，這在綁架、虐待等危及生命的情境下並不符合現實 。相對地，「安撫」強調關係中的不對稱性，並將受害者看似與施虐者情感連結的行為，視為一種無意識的、適應性的生存策略，旨在平息施虐者，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傷害 。這涉及到受害者的神經系統在極度威脅下，嘗試透過釋放安全訊號來共同調節（co-regulate）施虐者的生理狀態，以確保自身安全，而非出於真實的情感連結 。
這些認知扭曲與應對機制，短期內或許具有保護功能，幫助受害者處理難以承受的情緒並維持依附關係（即使是對傷害來源的依附）。「安撫」概念的引入，進一步將受害者的反應去病理化，視為在極端環境下的生存本能。這揭示了受害者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壓力，以及他們為求生存和應對而發展出的複雜且往往是無意識的策略。這也強調了創傷知情照護的重要性，需將這些策略理解為對惡劣處境的適應，而非單純的病態表現。
為了更清晰地辨別這些與創傷相關的依附現象，下表比較了創傷連結、傳統觀點下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以及從多迷走神經理論視角詮釋的安撫行為：
迷戀越軌：戀罪癖的心理學透視
除了受害者重返施虐關係的複雜心理外，《安眠書店》所引發的另一個討論焦點，是為何有人會對像Joe這樣犯下嚴重罪行的角色，甚至在他入獄、生理機能受損後，依然產生強烈的迷戀與性吸引力。這種現象在心理學上被稱為戀罪癖（hybristophilia）。
A. 定義戀罪癖：對作惡者的吸引力
戀罪癖（Hybristophilia），亦稱「邦妮與克萊德症候群」（Bonnie and Clyde Syndrome），是一種特殊性偏好（paraphilia），其特徵為對犯下罪行，特別是重大或暴力罪行的人產生性興趣和吸引力 。Money（1986）最初將其描述為一種臨床上的性偏好症，但當代學者多半認為戀罪癖存在於一個連續的光譜上，程度不一地影響著一般人群 。
戀罪癖的表現形式多樣，從傳統的寫信給囚犯（所謂的「監獄追星族」或「連環殺手追星族」）、在法庭上給予支持，到近年來在網路上的公開表達 。網際網路，尤其是像TikTok這樣的社交媒體平台，為戀罪癖傾向的表達提供了新的途徑。這些平台不僅讓人們得以匿名或公開地分享對罪犯的愛慕，也促成了相關社群的形成，並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公眾對罪犯的觀感 。
Williams等人（2025，引自）在對TikTok上戀罪癖相關內容的研究中，識別出四大主題：
- 性的客體化（Sexual Objectification）： 罪犯被描繪成性慾的對象，例如使用充滿性暗示的音樂、圖像或文字。
- 創傷的瑣碎化（Trivialisation of Trauma）： 透過戲謔、美化等方式，將罪犯的罪行及其造成的傷害最小化或娛樂化。
- 罪犯的浪漫化（Romanticisation of Criminals）： 將罪犯塑造為英雄、悲劇人物或理想化的戀愛對象。
- 罪惡感（Guiltiness）： 部分內容創作者對自己被罪犯吸引的傾向表達了內疚和掙扎。 這些線上內容往往致力於改變對罪犯及其行為的負面印象，同時也成為內容創作者抒發對特定罪犯愛慕之情的出口 。數位時代將戀罪癖的表達從相對私密的行為（如寫信）轉變為公開且社群化的現象，這可能在無形中使這類吸引力正常化並被放大。劇中Joe即便失去部分生理機能，依然吸引眾多關注，這點在網路戀罪癖的脈絡下尤其值得注意，因為線上的迷戀可以脫離現實的物理接觸，轉而聚焦於罪犯的形象或故事。
B. 動機與潛在因素
迷戀罪犯的心理動機複雜且多樣，可能涉及演化心理、個人心理需求、人格特質以及社會文化等多重因素的交織。
演化視角與「黑暗三角人格」： 「黑暗三角人格」（Dark Triad）是指三種社會不受歡迎但又相互關聯的人格特質：自戀（narcissism，表現為浮誇的自我觀感、支配慾）、馬基維利主義（Machiavellianism，表現為操控他人、機會主義）以及精神病態（psychopathy，表現為冷酷無情、反社會行為）。研究指出，具備黑暗三角人格特質的男性，可能因為展現出自信、敢於冒險等特質，而在短期擇偶策略中對某些女性更具吸引力，這些特質在演化上可能被解讀為「配偶品質」的訊號 。Carter等人（2014）也注意到了這些特質的「矛盾吸引力」。然而，這種吸引力並非絕對，會受到評價者的性別及其自身人格特質的影響 。
心理需求與個體因素： 部分具有戀罪癖傾向的人，其個人經歷中可能存在受虐史、低自尊或不安全感等問題 。其動機可能包括尋求陪伴、渴望「拯救」或「修復」罪犯、透過與罪犯的連結來間接表達自身的暴力傾向，或是被罪犯所代表的地位、權力或反叛精神所吸引 。對罪犯的崇拜，有時可視為名人崇拜的一種延伸，罪犯成為個體進行身份認同建構的投射對象 。劇中Joe即使在生理受損的情況下依然具有吸引力，這暗示了其動機可能超越了單純的生理性慾滿足，更多是指向對其惡名、所掌控的權力，或是對「壞男孩」原型人物的迷戀。
真實犯罪媒體與擬社會關係的影響： 接觸真實犯罪相關的媒體內容，與對暴力罪犯產生吸引力之間存在正向關聯 。閱聽人可能與媒體中的人物（包括罪犯）發展出單向的情感連結，即「擬社會關係」（parasocial relationships），進而導致對罪犯的崇拜和非物理形式的吸引 。媒體在呈現罪案時，常有美化罪犯的傾向，而忽略或淡化了受害者的苦難 。反覆接觸這類內容，可能導致閱聽人對暴力行為的敏感度降低，或削弱其同理心 。
對Joe這樣身陷囹圄且身體殘缺的罪犯產生迷戀，並非單一因素所致，而是多種因素匯流的結果。演化上對「壞男孩」支配特質的潛在偏好，可能與個體的心理脆弱性（如低自尊、過往創傷）以及社會文化影響（如媒體對罪犯的美化）相互作用。Joe生理機能的缺失，顯著削弱了純粹以性繁衍為目的的演化驅力，反而突顯了心理層面的動機。這顯示對罪犯的吸引力，可能源於更深層的心理需求，例如渴望「拯救」或「理解」罪犯、迷戀其惡名昭彰的程度，或是更深層的特殊性偏好——犯罪行為本身即是吸引力的來源，而與罪犯當前的生理狀態關聯不大。真實犯罪媒體透過聚焦於罪犯的形象和故事，而非其生理現實，能夠創造並維繫這種脫離現實的吸引力。這種現象提示我們，對此類行為的理解與干預必須是多面向的，可能涉及提升媒體素養、處理潛在的心理困擾，或針對特殊性偏好進行輔導。
C. 戀罪癖的類型（例如：被動型 vs. 主動型）
戀罪癖並非鐵板一塊，學者們嘗試對其進行分類以更深入地理解其多樣性。其中一種常見的分類方式，是將戀罪癖者區分為被動型（passive）與主動型（aggressive）。
被動型戀罪癖（Passive Hybristophiles）： 這類個體雖然被罪犯吸引，但自身通常對參與犯罪行為沒有興趣。他們的性快感主要源於與罪犯建立聯繫或想像中的關係。他們可能會將自己視為罪犯的救贖者，渴望理解、改變或「治癒」對方 。King與Butler在其研究中（引自）發現，科羅拉多州奧羅拉戲院槍擊案兇手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的粉絲，其表現較符合被動型戀罪癖的特徵。這些粉絲在網路上對霍姆斯的描繪更具性化色彩，並常帶有救贖與改變的主題。
主動型戀罪癖（Aggressive Hybristophiles）： 相較之下，主動型戀罪癖者的性興奮更多地與犯罪行為本身相連結。他們不僅迷戀罪犯，有時甚至渴望參與犯罪，或引誘伴侶共同犯罪。對他們而言，罪犯本身可能只是實現其犯罪幻想或性興奮的「媒介物」。King與Butler的研究中，科倫拜校園槍擊案的追隨者則更接近主動型。他們在網路上的表達內容，暴力寫實程度高，但針對槍手本身的性化內容相對較少，顯示其迷戀的核心更多是槍擊案這一極端暴力事件，而非槍手個體 。
區分這兩種戀罪癖類型至關重要，因為它們指向了不同的潛在心理機制與可能的社會風險。被動型戀罪癖可能更多地與依附需求、拯救幻想或對權力的迷戀有關；而主動型戀罪癖則可能與個體自身的反社會傾向、暴力幻想或對越軌行為的強烈渴求相關。
針對劇中Joe在生理受損後依然吸引人的情況，這兩種戀罪癖類型可能有不同的反應。對於一個被動型戀罪癖者而言，如果其迷戀主要基於情感連結的想像、拯救的渴望，或是對其惡名的迷戀，那麼Joe的生理狀態可能並非主要障礙。然而，對於一個主動型戀罪癖者，如果其興奮點在於Joe過往的暴力行為及其所代表的極端越軌，那麼Joe當前的生理限制可能同樣不會削弱其吸引力，因為其迷戀的對象是Joe的犯罪「事蹟」和其作為一個強大違法者的「形象」。這種分類有助於解釋為何即使在罪犯生理機能嚴重受限的情況下，吸引力依然能夠持續存在。同時，這種區分對於風險評估和理解特殊性偏好的多樣性也具有實際意義，並非所有對罪犯的迷戀都意味著相同的動機或潛在危害。
第二季女主角樂芙（Love Quinn）
結論
《安眠書店》中所呈現的，無論是受害者重返施虐者身邊，抑或是大眾對惡名昭彰罪犯的奇異迷戀，均非單一因素所能解釋，而是多種強烈心理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這些看似不合常理的行為模式，實則有其潛藏的心理邏輯。
對於受害者重返施虐關係的現象，其核心在於強大的創傷連結。這種連結透過間歇性增強——即施虐者偶爾展現的「溫柔」或善意——而得以鞏固，如同賭博般令人難以自拔。同時，受害者為了在極端不利的環境中求存，會不自覺地運用認知扭曲（如合理化、否認）來減輕內心的衝突與痛苦，甚至可能發展出類似「安撫」的應對策略，試圖透過順從來平息施虐者的怒火，以換取短暫的安全。
至於對罪犯產生的迷戀，即戀罪癖，則呈現出一個更為廣泛的動機光譜。部分吸引力可能源於演化心理學所描述的某些原始擇偶偏好（例如對「黑暗三角人格」所展現的支配性或冒險精神的反應）；另一些則可能根植於個體更深層的心理需求，如填補自尊的空虛、尋求刺激、對權力的嚮往，或是源於過往創傷經驗的未竟事宜。特殊性偏好本身，即對越軌行為的直接性興奮，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此外，現代媒體對犯罪事件的渲染，以及由此產生的擬社會互動，亦在塑造和強化這類吸引力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劇中Joe在身陷囹圄、生理受損後依然能吸引眾人目光，尤其突顯了其動機已遠超傳統的生理滿足，更多是指向其所代表的符號意義——危險、惡名、一個可供投射拯救幻想的對象，或是對常規社會秩序的反叛。
總而言之，這些看似非理性的行為，其背後往往隱藏著個體為滿足基本依附需求、應對生存威脅、尋求心理平衡或填補內在匱乏所作出的複雜努力。儘管這些努力的方式可能顯得扭曲甚至具有自我毀滅性，但它們揭示了人類心理在極端壓力下的適應性與脆弱性。唯有透過細膩且基於實證的理解，我們才能超越簡單的道德評判，進而發展出更具同情心且更為有效的應對策略，無論是在臨床治療場域，還是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探討犯罪、受害與人性議題之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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