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5年5月以來，中國大陸洪水災情頻傳，廣東、貴州、雲南、四川、湖北、河南等多個省分先後傳出內澇與河川暴漲災情，百姓生命財產蒙受重大損失。官方媒體報導往往避重就輕，甚或語焉不詳；透過災區人民斷續傳出的影像與訊息，略知其慘況，遠較往年更為嚴重。 身為中華文化圈的台灣民眾，對此情景不免心懷哀矜。然而，由於中共當局這幾年來不斷升高對台軍事壓力與輿論戰，國際社會在面對中國內部災難時，多半抱持愛莫能助甚至無力同情的無奈態度，反映出政治與人道之間的複雜張力。 回顧歷史長河，中華大地素為洪水多發之區。自《尚書．禹貢》記載大禹治水以來，歷代王朝皆曾承受洪澇之苦；而今長江、珠江、松花江等流域仍不時遭受洪水肆虐，顯示水患問題並未隨時代演進而獲得根本改善。究其原因，乃是自然與人為因素交錯作用下所形成的複合風險，牽涉到地理條件、氣候變遷、城鎮發展與治理模式等多重面向。 自然地勢與氣候變遷交織風險 中國地勢西高東低，主要河川自青藏高原奔流而下，入海前須穿越人口稠密的東部平原。當上游降雨劇烈或雪融量大，極易導致下游堤防承壓過高，潰決風險驟增。 長江、黃河、淮河等水系流域廣闊、支流密集，一旦多地同時遭遇強降雨，將形成流量疊加的「廣域型水災」，難以單點調度與防堵。加以氣候變遷導致極端天氣日益頻繁，包括「短時強降雨」、颱風遲滯、滯留與季風異常，均使傳統汛期失效，預測難度與應變壓力倍增。
城鎮擴張與土地利用失衡 洪災風險加劇，亦與城市化過程密切相關。在快速發展的驅動下，大量農地、濕地與湖泊被填平用以開發商業利益，原有的自然滯洪空間被消除。城市地面硬化致使雨水難以下滲，地表徑流加速，導致「逢雨必澇」成為常態現象。 此種「水泥化」的城市發展模式，缺乏整體流域治理與生態系統思維，不僅喪失地貌原有的自我調節能力，更在氣候極端化的情況下暴露脆弱性。當自然災害遇上不當人為規劃，災情便可能數倍放大。
水利工程體系的脆弱與過時 「大禹治水」以疏導為本，然而中國自建政以來，却反其道而行，廣築水庫大壩水電站。據非正式統計，目前國擁有逾9萬餘座水庫、2萬餘座大壩及近5萬座水電站，遍佈全國大小江河，涵蓋七大流域與東南西南地區。然而，諸多設施興建於上世紀，設計標準偏低，難以應對當前氣候異變所帶來的極端降水與洪峰壓力。 更嚴重的是，水利治理高度依賴大型工程手段，如攔河建壩、截彎取直，往往忽略河川的自然調節機制與生態系統平衡，反而造成「治水反致災」之後果。局部區域甚至出現為建水電站而強行改變河道、剷除灘地的情況，破壞下游緩衝空間，積壓風險於無形。 再者，地方治理分工不清，責任權限模糊，導致應變系統缺乏整合，經常在災難來臨時方倉促應對、臨時補破。整體而言，防洪治理體系顯現出結構性的斷裂與資源錯置的問題。資訊不透明與輿論控管妨礙預警與應對 災害應變的第一步是資訊公開與災前預警。然而，中共當局慣於壓制不利訊息，對災情數據遮掩不報，甚至封鎖災民透過社交媒體傳播的現場影像，導致社會難以形成共識與正確認知。 如此一來，既妨礙了地方居民的自主防災判斷，也使得國際人道援助與技術合作無從介入，進一步加劇災後資源落差與社會信任崩解。中國水災之所以年年發生而年年重演，其背後的制度性缺失不容忽視。 期待在反思中走向更有韌性的未來 中國洪災問題的嚴重性，不僅攸關其國內居民的生存安全，更對整個東亞區域的環境穩定與人道秩序構成潛在風險。作為鄰近的台灣，我們在同理心之餘，亦可從其災難治理的失敗經驗中得到警醒：氣候變遷時代，災害防治必須依賴制度整合、科學預警與全民參與，而非僅寄望工程奇蹟或事後補償。 災難或許難以完全避免，但災害治理體系的選擇，卻可以決定人民受難的程度。在面對大自然愈加劇烈的反撲之際，殷盼中國大陸能從災害中汲取真正的改革動能，重建對土地的尊重與對人民的責任，走向更具韌性與永續的未來。
■參閱視頻■
https://youtu.be/Gc4F-jnJNaU?si=mXK8uDOj_sEIqMZL
https://youtu.be/Gc4F-jnJNaU?si=yLvx4hxawctL9ktv
中國大陸洪災視頻截圖
陸地成河
陸地成河
財物淹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