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延伸此次專題報導「協尋：本土語言」，試圖回溯歷史，回應以下問題：本土文化如何受黨國統治影響而逐漸衰微？又如何反映常民生活在鉅觀政治、社會結構下幽微的轉變呢？
▍主筆：臺大政治系 李浚誼、萬開元、張芷瑜
▍統治權威的建立——暴力鎮壓與社會控制
在日本於1945年戰敗向盟軍投降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臺灣「光復」。對臺灣人而言，起初雖有歡迎中華民國的聲浪，國民黨政府仍屬實然外來政權，而臺灣人民對政府的期待感也因政府的心態與治理不力而漸減弱。其中臺灣人民的不滿，又以來臺國民黨官員間的派系鬥爭導致的「五子登科」（指國民黨政府官員大量接收日產，反映吏治不佳）、衛生條件倒退與經濟問題最為甚。
國民黨對臺灣的鞏固統治也從此開始，在接收臺灣初期即派遣特務組織分散在全臺各地以利接收，並執行「肅奸」與防範共產黨的任務。
爾後二二八事件爆發，並受到外省人、本省人等不同方的對立而加劇。而事實上，政府在處理事件的過程中其實透露出以「中國（中華民國）」為主的事件處理心態，亦即，將二二八事件本身視為「中國」之下「臺灣」地區的動亂，也因此依循傳統上具有暴力傾向的鎮壓模式，以派遣軍隊來臺以及「清鄉」的方式達成鞏固政權的目的。
在二二八事件後，隨著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的失利、與政府遷臺、與《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定，中華民國在臺澎金馬的有效統治也大致底定，政府在此時也透過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警總）與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等機關更加落實對臺灣的控制，並且強調自身為「正統的中國」，也欲讓臺灣成為「反共的基地」。
▍省籍問題：海島國家與大中華法統的矛盾
省籍問題的緣起，或許可以從陳儀的說詞所反映出的統治者心態略知一二，陳儀認為臺灣人「受到日本的奴化、遠離祖國」，反映出將臺灣民眾視為日本人與「被奴役者」的心態。而臺灣戰後初期政府行政體系的組成也有類似的結果，例如在1946年時文官大多由外省人擔任，本省人僅在「委任」的方面多過外省人，而在二二八後基層公務員的選拔也優先選用外省人。
陳翠蓮教授則提出省籍問題的主要起因是因為動員勘亂與釋字31號的因素，使中央政府不改選，由「外省人」所把持，而地方政府因為中央的自治條例所以開放給民眾選舉，由本省人占多數，而兩者間形成「二重菁英體制」，雖然臺籍菁英會對本省族群所遭受的不平等表示抗議，但中央政府總是缺少回應，也就使本省人對外省人有所不滿。
此外，此問題亦對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與升溫有所影響，例如國民政府/行政長官公署因為剝奪「皇民奉公會（配合皇民化運動的組織）」成員的選舉權與逮捕臺籍士紳的計畫，使本省人與外省人間關係緊張。而本省人間也有內部的對立，在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前已在中國大陸發展，並在國民政府中擔任要職的臺灣人（半山）即接收日產、爭取自身利益，與臺灣本土的菁英產生強烈的對立關係。
▍獨尊華語，壓抑台灣本土意識
有鑑於國民黨政府作為外來政權，不僅在政治與外交上嘗試鞏固自身從國共內戰以來逐漸弱化的支持與統治基礎，對於語言也有強硬而積極的控制。之所以要對語言以處罰、獎賞與意識型態的方式進行控制，是因為國民黨所推行的語言政策屬於意識型態的控制，透過將臺語賦予負面特質的方式建立語言上的霸權。而意識型態的控制比起懲罰更容易影響人民的思想，使其受到規訓而不使用母語。
首先，政府在接收臺灣初期推行的「國語政策」以日語的消除與「國語（以北京方言為基礎）」在臺灣的推行。有趣的是，國語推行委員會的主要成員之一魏建功其實在政策初期鼓勵「臺語」的推行，因為其認為臺語的推廣可以使臺灣人建立民族意識，進而提升臺灣人學習「國語」的意願，但後來顯然事與願違，臺語遭到政府當局的禁止；而對臺語而言，政府對於消除日語使用的態度相當強硬，在二二八後全面禁止教師與學生使用日語，並且嚴格審查日語書刊、唱片的發行。
而進入1950年代後，政府對臺語的打壓更為明顯，將其視為方言，並禁止臺語的使用。
戰後初期國語政策的推行與二二八後的政治環境也限制了慣用日語的本省籍作家的創作，如葉石濤等、張文環等。而接下來的段落將會討論，隨著時代的變遷，黨國政府
▍七零年代是本土化的起點？
在許多人的眼中，七零年代是本土化開始的年代，當時政府開始「吹台青」政策，任用許多台灣籍青年進入政府機關擔任要職，稍微扭轉過往公家機關職位多由外省人擔任之現象；此外，當時台灣文學的風格，也由1950年代肅殺的反共懷鄉文學、1960年代崇尚西方寫作手法的現代主義文學，轉向關懷底層生活的鄉土文學。
此外，1970年代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也蓬勃發展。如知名民主運動人士康寧祥，在1975年8月創辦《台灣政論》雜誌。雜誌相當暢銷，創刊號出版三天後即立刻再版。雜誌內容相當大膽，直接挑戰國民黨政府大中華統治之核心，不僅質疑台北市派出所所長省籍比例極為不均的情形，更批評高普考的省籍分配制度對本省人極為不利，甚至讓當時身為行政院長的蔣經國親自出面回應。雖然雜誌發行五期後即遭查禁，但黨外運動、本土政治勢力的火花似乎已被微微激起，準備成為得以燎原的民主之火。
▍用電視電影，重訪過往常民生活
然而，無論是任用台籍菁英為政府高層官員的「吹台青」政策，抑或是鄉土文學、反抗運動的興起，可能都不會讓當時大多數台灣人有什麼特別的感受。首先，台籍菁英僅占人口比例中的極小部分，即便他們獲得更平等之參政管道，也與大多數台灣人民的生活沒有太大之關係；再者，若將「用讀的」文學作品跟「用看／聽的」電視電影相比，電視電影能觸及到的觀眾範圍明顯更加廣大，因為它不侷限於文化菁英階層，不分階級的人民都能夠收看。
以1970年代紅遍台灣大街小巷的「雲州大儒俠」為例，這一部在電視上放映的台語布袋戲劇，曾經擁有九成七的收視率，是台灣電視史上非常輝煌的紀錄；此外，台語電影也曾經發展得非常成功，1956年的《薛平貴與王寶釧》曾經創下單日觀影人數一萬二千人的驚人紀錄，在1960年代，每年出品的台語電影甚至高達百部。那段時光，是台語電視電影的黃金年代。
然而，在1972年時，國民黨文傳會對台語電視節目祭出了第一波緊縮規定，要求台語節目的播放時數，需低於總時數的百分之十六，這讓華視被迫將尚未完結的熱門台語連續劇《嘉慶君與王得祿》停播，中視也將播放歌仔戲的天數由每週四天減為一天。同年六月，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黨國政府對於台語電視劇的打壓力道更為加強，限制「方言」節目一天最多只能播映一小時，且「嚴格審查」所謂「閩南語」電視劇本，使得更多台語電視劇遭停播，抑或直接被改以國語播出。
而台語電影則是在1968至1970年，電影技術升級，由黑白電影轉型為彩色電影時，快速走下坡。由於彩色電影所需的底片較昂貴，製片成本也隨之大幅上升，而這時黨國政府未對台語、國語電影一視同仁，讓台語電影製作者需要在無優惠的狀況下，花費較高成本進口底片。此外，政府也運用美援赴美進修彩色攝影技術等資源，獨厚予國語電影製片者。最終，台語電影在跨不過彩色製片門檻的窘境下，快速地淹沒於歷史滔滔洪流中。
由此可見，雖然1970年代有些可被稱作「本土化」的趨勢正發生，但那大程度地侷限於政治或文化菁英階層中，對多數台灣人民而言，他們可能不覺得自身生命經驗極受「吹台青」或鄉土文學影響。然而，當時可說是不分階級的台灣人民，皆會收看的台語電視、電影，正從他們日常生活中消失。而根據統計資料，1971年三十歲以上台灣人的不識字率大多都在三成以上，若他們又不諳華語，也無法藉由字幕理解劇情，形同遭到排除。台語影視的衰落，不僅打擊本土文化的存續，也讓社會中本就弱勢之人，變得更加邊緣。
▍參考資料：
- 《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講義》
- 《重探二二八》
- 〈二二八事件與國民黨政府在臺權力之鞏固〉
- 《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
- 關鍵評論網
- 〈戰後初期臺灣推行國語運動之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