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最受矚目的重磅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第二季剛剛播畢，許多觀眾紛紛稱讚劇情依舊引人入勝，不輸第一季的氣勢。說到當年第一季的空前成功，相信大家仍記憶猶新——不僅獲獎無數，收視率也創下高峰，更重要的是，在台劇市場尚未回溫之際，《與惡》點燃了觀眾對台劇的信心，也奠定了日後以社會議題為特色的創作風格。
因此，在介紹第二季之前，本集將帶大家回顧經典的第一季。當年劇中探討的議題包括：媒體殺人、死刑爭議、精神疾病去污名化……等。重溫這部作品，我們發現《與惡》第一季是一部既沉痛又極其溫柔的劇集。在當年發生了多起刺痛社會的案件之時，《與惡》如同一把劃開傷口的手術刀，直視社會的瘡疤；而後透過「對立共棲」的角色編排，讓加害者家屬與被害者家屬得以展開對話，再以一張名為「理解」的裹布，溫柔包紮彼此的傷痕。
「理解」無非是兩季的《與惡》最重要的探討核心，無論是加害人家屬與被害者家屬之間、人權律師王赦所堅持的動機釐清與程序正義，亦或是我們對精神疾病患者的誤解所導致的污名化，乃至媒體報導的偏頗如何製造社會對立，《與惡》都透過一個個真實鮮活的角色，帶領觀眾以上帝視角，全觀人性的掙扎與體制的困境，進而開啟理解的可能性。對立共棲的編排手法，讓我們有機會理解對立立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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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入《我們與惡的距離》整體分析之前，我想先拋出兩個核心問題：為什麼要理解？以及我們該怎麼理解？
01｜理解的方式：從對立走向對話
如果從劇情角度來看，「怎麼理解」這個問題似乎比較容易回答。《與惡》的編排採用了「對立共棲」的結構手法，讓原本立場對立的人被迫共處，從而創造出對話與理解的可能性。好比喬安與大芝，一個是被害者家屬，一個是加害者家屬，卻又是職場上的上司與下屬，又或是被告的辯護律師王赦與是媒體人也同為受害者家屬的昭國。
對於這樣的設計，編劇呂蒔媛謙虛地說自己寫得太狗血。但我們認為，這種安排除了讓兩季都維持極高戲劇張力，也讓現實中難以觸及的情境，得以在戲劇中展演。正如導演林君陽所說：「我們在生活中無法抵達的地方，有時候可以透過戲劇帶著我們一起去。」
02｜戲劇的功能：為現實無法開啟的對話留一扇窗
也因此，我們需要戲劇。這正是《與惡的距離》播出當時能對社會造成如此震撼的原因。
在它之前，幾乎沒有一部台劇這麼直指社會傷口——尤其是「死刑」、「加害者家屬」、「程序正義」這些高度敏感且充滿爭議的議題。那時候鄭捷案與小燈泡事件讓整個社會陷入情緒化對立，大家三餐罵廢死聯盟、罵為鄭捷辯護的律師王致豪（也是劇中王赦的原型）、罵加害者家屬，甚至連鑑定的精神科醫師與判決的法官都難逃「恐龍法官」的罵名。
但《與惡》讓我們第一次有機會，看見這些被過去輿論排斥的角色——加害人家屬、死刑辯護律師、精神病患本人——他們其實也是某種形式的受害者。
03｜理解是為了風險控管，而不是太濫情
回到前面那個問題：為什麼要理解？這可能聽起來像雞湯，好像又是那種「要溫柔啊、要體諒啊」的說法。
但理解的目的從來都不只是憐憫，而是為了「風險控管」。
當我們不去理解一個人的墜落，這個墜落就無法被預防、無法被承接，它就可能演變成一道巨大的傷害，撕裂整個社會。
好比在李曉明的一聲槍響之下，碎裂的不單只是無辜的個體亡魂，而是整個社會的信任，都跟著一起陪葬。
因此，許多人認為《與惡》談的是廢死，但事實上，它更關心的是「理解」犯罪背後的成因。就好比王赦所言：「在有死刑的制度的現在，他殺人就該死，我不會多說什麼，但是在殺了他以前，如果我們想辦法找到犯案的動機、找到真相，是不是才能預防下一次事件的發生。」真正聚焦死刑議題的，是後來的《八尺門的辯護人》，但也因為《與惡》在前，開啟了一扇理解之窗，觀眾才更能接住《八尺門》的討論。
直面傷口，是理解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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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理解是處理情緒的一切起點
理解最具功能性的意義，除了風險控管以外。再來，是對家屬的撫慰。在劇中，大芝一開始對哥哥仍心懷怨恨，覺得都是他害家破人亡，但當她嘗試去理解哥哥為何會變成這樣時，她說出：「我發現我就算逃到天涯海角，我也逃不了，只有願意去理解、去面對，我才能走出陰霾。」兩個家庭之所以能慢慢走向復原，都是從願意直面傷口的那一刻開始。
當喬安終於走進弟弟的房間、回到出事的電影院，說出「我真的過不去」時，那其實就是他開始願意走向「過得去」的開端。而當李爸李媽願意拿出哥哥的照片、討論兒子的狀況時，雖然遺憾最終沒能等到真相，卻是首次打開自我療傷的可能。
整部劇讓我們看見：復原的契機，來自於對傷口的凝視，而不是逃避。
無論是面對失去孩子，還是生命中的重大情緒挫折，情緒往往是由憤怒、自責、不甘、疑問...等複雜感受，交織出來的結果。像喬安的情緒就不是只有「氣奮」，更多的是對孩子的愧疚。因此，剪不斷、理還亂是情緒在腦內膨脹的結果。
但很常在梳理情緒的朋友應該不難發現，每當我們有辦法理解情緒的連動與脈絡之時，就能讓高漲的情緒“至少”平復一半。
以我自己為例，每當情緒糾結，我都會用心智圖、用上帝視角去拆解它們的連動，找出其中的「不甘心」與「無法接受」，開始情緒排毒，因為這兩個情緒如果不處理，人就會開啟否認狀態，根本沒辦法進入後續的復原與療傷。
而事情如果已經發生了，這兩種情緒，在這階段，也毫無意義。所以，試著去排解「不甘心」與「無法接受」的情緒，後續才能為療傷開路，而我們往往會發現，「不甘心」的背後，其實只是無法安放的無力。我不甘心孩子被害，但那不是我能控制的。
02｜理解不等於原諒，但能讓仇恨少一點毒性
因此，這時我們的情緒要走向「課題分離」，放掉那些非我能控之事，才能放過自己，而在課題分離以後，我們也必須承認，還是有些情緒並非是靠理解就能揉開傷痛的淤積。
好比：思念與捨不得。就算今天喬安理解了自己傷痛背後多藏的是愧疚的無能為力，亦或是她理解了李曉明的犯案動機，但理解還只是「知的層次」，失去孩子的痛苦，伴隨的思念，不是靠理解就能安放，更遑論原諒，理解只是能讓仇恨少一點毒性。
剩下的思念、捨不得，我們往往只能耐心地陪自己走過，用時間來稀釋悲傷的濃度。
我們到底要「理解」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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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理解」，我們第一個直覺會想到的就是：「為什麼殺人？」也就是釐清犯罪動機。但這一季的劇情，其實反而沒有著重在這一點。李曉明的角色原型是鄭捷，而鄭捷當年也幾乎是火速伏法，劇中這樣的安排，反而是留給觀眾一個反思：「我們這樣的快速處理，真的好嗎？」
但第一季中的兩位加害人，一位被暗示是自戀或反社會人格的李曉明（對應鄭捷），另一位則是精神疾病的黃昌（對應王景玉），但都沒有太多犯罪動機的交代。所以，第一季的重點其實並不是要觀眾去理解「加害者為什麼殺人」，這個命題其實是第二季才會完整探討的。
01｜人權律師王赦到底在堅持什麼？
這一季真正讓觀眾進入理解的對象，其實是「王赦」這個角色。王赦的原型人物——黃致豪律師，曾擔任多起社會重大案件被告的辯護律師，一度被稱為「魔鬼代言人」。劇中王赦所面對的質疑與現實中如出一轍。
但由於法律是一門門檻極高的專業，當年的社會氛圍下，大眾難以理解法律人所堅持的程序正義與制度細節，對於民眾而言，正義往往只有應報的可能。但法律人看的卻是「這個人怎麼被定罪」，關注的是過程，而不是結果。我們很容易覺得他們在鑽牛角尖，但其實他們是在守護體系的根本。
02｜你以為是「斤斤計較」，其實是守住整個體系的根本
這些程序細節一旦出錯，整個司法就可能崩塌。大眾立場是「殺了人就該償命」，但法律人的立場是「就算他殺人，也不能違反程序正義」。我們用黑白分明的善惡觀在判斷，但他們活在灰階的論證之中，這也就是《八尺門》中講的：「法律不只是語言，而是一種觀點。重點在誰的觀點？」
法律最困難的地方在於：它永遠不是一條清楚的標準線。它是觀點的博弈，是立場之間的拉扯。你說他是壞人，但他也有人權；你說他該死，但他也該有審判的程序。這些觀點的交鋒，才是真正的法律現場。
最簡單的理解方式就是——如果今天你讓民意主導了「結果正義」而忽略了「程序正義」，那明天制度失控時，可能輪到你被踐踏。所以他們在乎這些你覺得「龜毛」的細節，目的就是要防止整個系統崩壞。
理解之後，才發現原來我們與惡這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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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赦之所以堅持，也來自他的個人經驗。年輕時，他曾差點搭上一班要去砍人的列車。只是很“幸運”的剛好錯過，他才沒成為犯罪者。
這段人生經驗讓他深知：惡不是遙不可及的東西，很多人之所以沒成為犯罪者，只是因為「幸運地沒走到那一步」。家庭、基因、環境、選擇，所有條件一旦錯置，每個人都有可能墜入深淵。
「我們與惡的距離」其實有兩層解釋。第一層，是我們在媒體效應下所參與的間接惡意，像是情緒發言、標籤傷人；另一層，則是提醒我們，惡比想像中更近，甚至可能源自疾病、家庭與環境交織的現實。例如思覺失調的思聰，他的墜落並非出於意志，而是身心與社會的多重壓力。
與惡的距離，不是「我們與他們」，而是「我們每個人與可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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