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本組當前大多以學校週遭附近之城鄉村落為操作場域來看，以創立之初所使用的「環境藝術」之名，可能比較符合本組之屬性定位。然而，我們亦可從創校的漢寶德校長在訪談錄中曾提及：「我覺得應該是你要感受到這個社會精神上的需要，你真正能夠從現實生活之間體會到創作的泉源，這才是重要的，做一個藝術家應該要關心社會。」(註1)，無庸致疑地本校師生投身進入社會，關心在地事務，並共創出具有藝術價值之行動方案，亦是本校有別於北部二所藝術大學關鍵所在。
**借鏡人類學的觀察視角與些許方法**
英國規劃史學家Patrick Geddes認為城市規劃師，必須有三個專業，即人類學、經濟學與地理學等三者，而不僅是製圖員而已，而是能夠將規劃前的都市環境調查、歷史、記憶、價值與信仰等都整合到規劃的過程中(註2)。
因此，作為城鄉規劃師或設計師的視野，必須具備跨域專業的養成(跨領域的建築實踐/行業)，而如同Lucas在《給建築師的人類學：社會關係與建成環境》一書中所提及借助於人類學的視野與方法，並認為建築學與人類學合作影響，即「生活世界」(lifeworld)的基本概念，亦即我們不能將人們所存在的社會世界視為理所當然，應進一步見到其最日常事件的複雜性與變化性，並進一步加以分析，了解參與者(使用者)的世界觀的影響為何？(Lucas，2020：1)(註3)此外，Lucas亦提及人類學亦可從建築師或設計師的實踐中學習，以促進其對空間和地方的敏感性(ibid.144)。職此，我們可以說，若要讓建築以「社群藝術」( 註4)，才能兼具社會人類關係之敏感性與真實空間之理性掌握。
**來自田野訪調的基礎**
因此，作為規劃的基礎必須來田野調查為基礎，亦即應摒除傳統理性規劃、基礎資料或數值分析、模擬或決策參考的規劃模型。換言之，不存在一種最適性分析架構或替選方案的規劃路徑，反而必須回到田野去理解當前在地居民的生活步調、風土民情、思考方式、社會運作模式(慣習)等等，從中感同身受其日常生活的邏輯及其衍生的相關需求，並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特別關注其屋舍日常生活、街道巷弄動線或互動、民俗或公眾活動以及其他型式或類型之空間使用行為，這些看似平凡的活動行為，其實是構成了居民每日實踐或路徑安排的重要空間元素組成。進一步地說，能夠細緻地掌握與理解上述所提，才能使建築師、規劃師或設計師，具備能夠融入具能鉅細靡遺地描繪出使用者的空間需求，包含環境氛圍、空間尺度與人際關係等等，如此也才有能力「做好設計」，而不是「做好看的設計」。
這也是人類學家Malanowski所說的縮短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之距離的方法論(引自Lucas，2020：7)，即「究者嵌入田野,包含數月或數年在社區中的長期生活,完完全全地參與到他們的生活之中」，以「更加深入地瞭解一種現象、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文化，從而不僅瞭解正在發生的事情的表面，還去辨別所觀察事物核心的真實動機和意義。這些行為可能是有意識的，但更多時候是無意識的，是知識和理解之悠久傳統的結果」(ibid.)。
在此所涉及的規劃理念即「參與式規劃」，於1970年代以來，部份學者，借鑑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了資本主義國家及其規劃功能，而還有一些學者則借助於Jürgen Habermas的「溝通行動理論」(communicative action theory)，採納了「參與」(participation)的觀念，並圍繞協力(collaboration)與相互學習來重新架構規劃的觀念(Beauregard，2023：20)(註5)。亦即規劃不僅是技術知識的體現，更應關注政治、社會和道德議題，以促進實務工作者的決策過程。
**問題意識的建構→論文研究主題的來源**
當前，中央教育部也希望大學師生不僅獨尊象牙塔裡研究工作而已，也提出了USR計畫或「教學研究實踐計畫」，藉此鼓勵大學教師帶領學生進入田野來找到實踐機會，並回饋到課堂的所學，更期能跨域(界)思考與自主學習，也替自己被界定的「學科(系)」(discipline)，找到總整的機會，並找到實踐的機會。然而，面對現場所回饋而生的各項議題，大多必須複雜的，需要多尺度與跨界的投入，並從中找到實踐的機會。亦即，在此其中，本組師生跨入社區的角色，約莫等同於是Paul Davidoff修正自理性規劃，於七十年代揭櫫的「倡導式規劃」(advocacy planning))，並強調注重使用者(通常是在地居民)的地位與經驗，也就是對專業者主動涉入社區並成為主要計畫的協助者，並強調引導其參與計畫，同時也要看到多元性與地域性的各別議題，因此「規劃者」同時俱備了「促進者」(enabler)的角色(Davidoff, 1965)(註6)。
如同黃宣衛(2022：292)所指出：「而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全球性運作與影響，特別是幾次金融風暴的全球性衝擊，使得世界的經清、政治、社會與文化處於多變的局勢，全球性的環境變遷也是當前相當棘手的問題。面對當前處境與問題，不僅要有全球性及多面向的視野、認識與思考，也更有必要重新連結跨學科的視界，並以新的知識結合來認識與想像地方發展的可能性。」(註7)此正足以說明本組易名為「城鄉思維與實踐」之價值所在，即不再以城市或鄉村等二元對立之思考框架，但同時亦著力於「在地實踐」，而且不再侷限於「制式建築」(conventional architecture)的呈現方式，而是以社區/在地為基礎之多元方式呈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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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邱博舜、漢寶德(1998)，〈建築藝術家的教育〉，《建築藝術所刊BA》
註2：引自周志龍、辛晚教(2013)，都市文化與空間規劃芻議，都市與計劃40(4)：309
註3：Ray Lucas(2024)，《給建築師的人類學：社會關係與建成環境》(Anthropology for Architects: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2020，潘曦、耿涵譯，北京：中國建築工業
註4：https://ageng1984.pixnet.net/blog/post/25745027
註5：Robert A. Beauregard(2023)，《規劃理論的進階導引》(Advanced Introduction to Planning Theory)，錢伊玲、王志弘譯，新北：群學
註6：Davidoff, Paul(1965), ‘Advocacy and Pluralism in Planning’,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31(4)：331-338
註7：黃宣衛(2022)，《成為池上：地方的可能性》，新北：左岸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