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台灣作為一個高度依賴出口的經濟體，正處於美中貿易緊張局勢升級的關鍵交匯點，在複雜的關稅和地緣政治壓力中尋求定位。台灣在全球先進科技供應鏈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特別是半導體產業，賦予其獨特的影響力，同時也使其面臨潛在的脆弱性。當前環境的特點是美國採取積極的互惠關稅政策，以及中國明確運用經濟脅迫手段。
台灣的核心優勢在於其「矽盾」效應，即在先進半導體製造領域的近乎壟斷地位，這有助於其與美國建立戰略聯盟，並在全球經濟中佔據不可或缺的地位。然而，台灣的傳統產業仍高度容易受到中國有針對性的貿易措施和美國廣泛關稅的影響。台灣透過新南向政策和海外戰略投資所推動的積極多元化努力，對於建立經濟韌性至關重要。
為了最大化其優勢，台灣必須繼續深化其在關鍵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加速產業轉型以發展高附加價值產業，積極擴大和鞏固傳統市場以外的貿易夥伴關係，並在雙邊和多邊貿易談判中戰略性地爭取有利條件，同時建立強大的機制來應對經濟脅迫導論：美中台貿易的地緣政治與經濟連結
美中貿易緊張局勢的升級，對全球經濟產生了深遠影響。美國總統川普在其第二任期內，大幅升級了其貿易政策，實施了影響幾乎所有進口美國商品的嚴苛關稅。截至2025年8月，美國的平均適用關稅稅率已從2.5%上升至約18.3%，這是逾一個世紀以來的最高水平 。擬議中的關稅包括對中國商品徵收高達60%的重稅，以及對其他國家進口商品徵收最高20%的關稅 。
這些關稅預計將對美國經濟產生顯著影響，其中60%的成本預計將轉嫁給美國消費者，導致進口商品價格平均上漲18.3%，這是自1934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經濟學家警告，2025年所有關稅將導致美國長期GDP減少約0.6%，相當於每年1600億美元 。這種激進的立場已經擾亂了雙邊貿易，例如2025年5月美國海運從中國進口商品同比驟降28.5% 。美國川普政府持續實施並升級關稅，儘管這些關稅對美國消費者和GDP產生了明顯的負面經濟影響。這表明，這些政策主要由戰略性地緣政治目標驅動，而非單純追求經濟效率。美國願意承受國內顯著的經濟痛苦，反映出其對全球供應鏈的長期戰略重新定位，以及與中國經濟脫鉤的深思熟慮。
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其獨特的地緣政治地位使其成為不可或缺的參與者。台灣被公認為美國經濟利益的關鍵夥伴，因為它對全球先進技術供應鏈，特別是半導體產業，做出了舉足輕重的貢獻 。該島生產全球90%以上最尖端的半導體晶片，這些晶片是從智能手機到數據中心，再到先進軍事裝備等各種現代技術的必不可少組件 。台灣海峽本身就是一條重要的海上貿易航線，每年有數萬億美元的全球貿易通過該海域 。台灣經濟高度依賴出口，出口佔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約70% 。
台灣在先進半導體製造領域的全球主導地位，常被稱為「矽盾」，賦予其獨特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任何對台灣晶片生產能力的重大干擾都將引發全球經濟災難，有效地將台灣的穩定轉化為全球經濟的當務之急。這種深刻的相互依存關係，極大地影響了美國和中國對台灣的戰略考量，迫使它們在採取任何可能加劇衝突的行動時，必須權衡其經濟後果。
本報告旨在深入分析台灣在複雜且不斷演變的美中台關稅框架中的未來優勢，為應對這一動態的地緣政治和經濟格局提供戰略見解。
不斷演變的美國關稅格局及其對台灣的影響
美國近期關稅政策概述
美國總統川普在其第二任期內，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的廣泛行政權力，對來自多個國家的進口商品實施了「互惠關稅」。這項政策於2025年4月5日生效，首先徵收10%的普遍關稅，隨後於2025年4月9日對57個特定國家實施了11%至50%的更高國別稅率 。這些最初的關稅在股市崩盤後曾暫時中止，但隨後於2025年8月7日重新實施，影響了來自60多個國家和歐盟的商品 。
除了這些廣泛的互惠關稅外，川普政府還宣布了具體的、高影響力的關稅，特別是計劃對非美國製造的電腦晶片徵收100%的關稅，並大力推動國內製造 。此外，「最低豁免」（de minimis）條款也發生了變化，該條款原先允許價值低於800美元的貨物免關稅入境，但自2025年5月2日起，中國和香港的貨物已不再適用此豁免，並將於2025年8月29日對所有國家停止適用 。
美國川普政府的貿易政策以極端的波動性和不可預測性為特徵，這體現在關稅的反复宣布、暫時中止和隨後重新實施，以及持續的法律挑戰。這種固有的不確定性不僅僅是偶然的結果，而可能是一種故意的戰略工具，旨在迫使全球供應鏈不斷重新評估和調整，從而加速其脫離既定模式，並可能有利於與美國結盟的生產。這種政策的不穩定性，加上對IEEPA關稅合法性的持續法律質疑，使得貿易環境充滿變數，企業難以進行長期戰略規劃，進而鼓勵它們建立供應鏈冗餘和彈性，通常導致地理多元化並減少對單一國家採購的依賴。
影響台灣商品的現行與潛在美國關稅稅率
截至2025年8月7日，從台灣進口的商品需繳納20%的關稅 。儘管這一稅率高於最初的10%基本稅率，但台灣官員認為其處於「可接受範圍」內，儘管這對台灣的出口產業構成壓力 。早前有報導指出，如果台灣未能在2025年8月1日前達成貿易協議，可能面臨32%的關稅，儘管台灣官員曾希望獲得與日本相同的15%的較低稅率 。
除了這些互惠關稅外，台灣的出口還受到現有《232條款》關稅的影響，例如鋼鐵25%和鋁10%（2025年2月鋁關稅提高至25%），並面臨汽車零部件和電腦關稅的威脅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台積電）已獲得豁免，免於繳納擬議中的100%電腦晶片關稅，這是其在美國建立製造工廠的巨額投資的直接成果 。
美國的關稅制度在廣泛實施的同時，對台灣經濟產生了差異化的影響，呈現出「雙速」效應。儘管普遍存在20%的互惠關稅，但關鍵的半導體產業，特別是台積電，已成功利用其戰略重要性以及對美國本土生產的承諾，獲得了最嚴厲關稅（例如100%的晶片關稅）的豁免。這為台灣科技巨頭在美國投資製造業創造了強大誘因，使其與美國的「友岸外包」目標保持一致，並有效減輕了更廣泛關稅對台灣最具價值和戰略意義出口的影響。這也表明，對美國而言，目標不僅是徵收進口稅，更是要重塑關鍵商品的生產地。
以下表格匯總了影響台灣的關鍵美國關稅稅率及其直接影響：
美國關稅對台灣出口產業的經濟影響
儘管關稅實施，台灣的資訊與通訊技術（ICT）和影音產品對美國的出口表現出顯著增長，在2025年前五個月同比增長63%。僅電子和電機產品就佔台灣對美出口的約42%，這反映出美國對人工智慧和雲端基礎設施發展所需的關鍵高科技產品的強勁需求 。台灣對美國的整體貿易順差在2024年激增54.6%，使其位列美國貿易逆差最大的六個國家之一 。
相對地，台灣的傳統產業和農業部門被認為更容易受到這些關稅的影響 。美國的關稅制度對台灣經濟產生了高度差異化的影響，導致了「雙速」效應。高科技產業，特別是半導體和資訊與通訊技術，持續經歷對美國的強勁需求和出口增長，甚至可能從客戶為避免未來關稅影響而下的「趕工訂單」中受益 。這種現象強化了「矽盾」效應，即台灣不可或缺的技術實力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緩衝和持續的市場准入，即使其傳統的、低附加價值產業面臨更大的壓力。
美國關稅實施的法律挑戰與不確定性
IEEPA關稅的合法性仍懸而未決，聯邦法院已裁定其非法。然而，在案件上訴期間，這些關稅仍在繼續徵收，最終可能由美國最高法院做出裁決 。對美國關稅制度基礎法律權力的持續挑戰，為政策帶來了深刻而持久的不穩定性。這種法律上的不確定性意味著當前的貿易環境建立在可能不斷變化的基礎之上，使台灣及其貿易夥伴的長期戰略規劃複雜化。一項明確的法律裁決可能使大部分關稅失效，導致市場突然重新調整，或者鞏固其法律基礎，確認一個新的激進貿易政策時代。這為台灣的貿易考量增加了一個外部的、不可預測的變數。
中國對台灣的貿易措施與經濟脅迫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及其近期部分終止的分析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於2010年簽署，是一項旨在減少商業壁壘、促進兩岸更緊密經濟聯繫的里程碑式協議。其「早期收穫清單」為539項台灣商品和267項中國大陸商品提供了優惠（通常是零關稅）待遇 。
在兩岸關係緊張局勢顯著升級的背景下，中國單方面終止了ECFA中某些產品的關稅減讓。這始於2023年12月的12項石化產品，隨後於2024年5月（自2024年6月15日起生效）增加了134項產品（包括石化、紡織、機械、鋼鐵、金屬和運輸設備） 。這些終止被中國明確地視為對台灣「分裂主義行為」和「缺乏互惠」的反制措施，其明確意圖是影響台灣的民主選舉和政治立場 。中國部分終止ECFA，明確展現了經濟脅迫，將貿易利益與台灣的政治立場和內部治理直接掛鉤。這揭示了北京利用經濟槓桿作為施加政治壓力的工具，旨在影響台灣內政，並阻止其走向獨立的舉動，而非僅僅出於經濟目的。這為未來與政治發展相關的經濟行動樹立了先例。
中國關稅中止對台灣產業的影響
受中國ECFA關稅中止影響最嚴重的產業是台灣的「傳統產業」，特別是石化產品（如丙烯、對二甲苯、氯乙烯）、紡織品和機械 。這些產業對中國大陸市場的依賴程度很高，並且在多元化至其他國際市場方面面臨嚴峻挑戰 。僅機械行業，對中國大陸的出口損失估計每年可能達到11億至14億美元，市場份額也預計會下降 。這些終止對台灣的中小型企業（SMEs）產生了不成比例的影響，這些企業較難吸收增加的成本，可能導致工廠關閉、破產和大量失業 。
中國有針對性的經濟脅迫，策略性地利用了台灣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不對稱脆弱性，這些產業歷史上高度依賴中國大陸市場。這種壓力不僅造成了即時的經濟痛苦，也加速了台灣經濟基礎和出口市場多元化的長期必要性。儘管短期內可能帶來痛苦，並可能導致失業和產業失衡，但這種脅迫實際上推動台灣更快地將經濟結構轉向高科技、較少依賴中國的產業，從而從長遠來看增強其整體韌性。
以下表格詳細列出了受ECFA關稅中止影響的台灣產品和產業：
中國經濟脅迫動機及其對台更廣泛貿易壁壘的審視
中國聲稱台灣實施了更嚴格的經濟交流法規，包括對2500多種中國產品（佔中國產品總數的20%）的進口限制，北京認為這些是違反世貿組織原則（非歧視、數量限制）和ECFA規則的貿易壁壘，以此為其ECFA行動辯護 。除了直接的政治動機外，中國還積極推行更廣泛的供應鏈自給自足戰略，旨在用國產產品替代進口。這種長期推動進口替代的努力，已經削弱了ECFA曾經為台灣出口商提供的內在優勢 。
中國對台灣的貿易措施是由一種複雜的雙重策略驅動的。首先，這些措施是直接的政治脅迫，利用經濟依賴來影響台灣的政治走向。其次，這些措施是實現供應鏈自給自足和進口替代這一更廣泛、長期戰略目標的一部分。這意味著即使眼前的政治緊張局勢有所緩解，隨著中國國內產業的成熟以及對包括台灣在內的外部投入的依賴減少，兩岸貿易對台灣的經濟利益也可能持續下降。這種結構性脫鉤對台灣構成了持續的挑戰，無論當前的政治氣候如何。
台灣的戰略經濟優勢與影響力支點
全球半導體主導地位
台灣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中佔據無與倫比的地位，生產全球90%以上最先進的晶片，並佔全球半導體總量的60% 。台積電作為全球最大的純晶圓代工廠，其市場份額在2025年第一季度進一步鞏固至67.6% 。這種主導地位建立在數十年來生態系統建設、研發投資和人才集中基礎之上 。
台灣在半導體製造業的核心地位，形成了一道強大的「矽盾」，使得任何針對該島的軍事衝突都將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相關方造成經濟災難，因為中國仍高度依賴台灣的晶片進口 。這種獨特的地位賦予台灣對美國科技產業和消費者，以及對中國科技雄心，巨大的影響力 。
台積電已承諾進行重大投資，包括在美國設廠1000億美元 ，並計劃在日本和德國進一步投資 。這些投資是對美國、歐盟和日本旨在確保半導體供應和減輕供應鏈中斷的國家戰略的直接回應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這些投資被視為深化與華盛頓的經濟和政治關係，並確保台灣在全球供應鏈韌性中持續不可或缺的關鍵舉措 。
儘管台灣在先進半導體製造領域的壓倒性主導地位無疑賦予其巨大的戰略影響力（即「矽盾」），但台積電在美國和其他盟國的戰略投資，代表著一種複雜且可能具有雙刃劍性質的演變。這些由關稅規避和供應鏈韌性目標驅動的「友岸外包」舉措，在短期至中期內強化了政治聯繫並確保了台灣的持續不可或缺性。然而，從長遠來看，隨著這些海外設施的成熟以及其他國家建立自己的先進晶片產能，如果台灣未能透過維持研發領先地位和下一代生產能力來謹慎管理，美國及其盟友對台灣本土生產的依賴可能會逐漸減少，從而可能削弱台灣獨特的戰略影響力。
產業多元化與韌性
台灣經濟的特點是高度複雜的產業結構，除了半導體，在資訊與通訊技術（ICT）、生物技術和醫療設備等領域也存在顯著的增長潛力 。台灣的工業產出增長保持強勁，特別是在IT和電子產品領域，部分原因是由於全球對AI的需求以及為應對未來美國關稅而進行的提前備貨 。
台灣政府已積極實施「5+2產業創新計畫」和「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等戰略規劃，以促進產業轉型。這些舉措旨在推動先進製造、生物醫學、物聯網、綠色能源、國防和人工智慧等關鍵領域的發展 。政府已撥出大量資金用於生物技術研發和製造，旨在複製半導體產業在該領域的成功 。
台灣正策略性地利用其現有的高科技生態系統和強大的政府支持，積極多元化發展其他先進製造業和知識密集型產業，如生物技術、人工智慧驅動的解決方案和電信業。這種多元化戰略是應對地緣政治風險的關鍵對沖，旨在建立更廣泛的經濟韌性，減少對單一產業（半導體）的過度依賴，並創造新的全球不可或缺領域。透過在多個戰線促進創新和高附加價值生產，台灣可以減輕有針對性貿易措施對其傳統產業的影響，並增強其整體經濟安全和戰略重要性。
新南向政策（NSP）推動貿易多元化
台灣於2016年啟動的「新南向政策」（NSP），是一項旨在加強與東南亞、南亞、澳洲和紐西蘭18個國家在貿易、投資和人文交流方面的協同努力，明確目標是減少對中國大陸的經濟依賴 。數據顯示，投資流向發生了顯著轉變，台灣對東南亞和美國的投資不斷增長，而對中國的投資則有所下降 。2024年，對新南向夥伴國家的出口增長了15.1%，與此同時，對中國和香港的出口則有所減少 。
新南向政策與更廣泛的「中國加一」（China Plus One）戰略以及美國主導的「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倡議在戰略上保持一致。前者鼓勵企業將供應鏈多元化，超越中國；後者則優先與政治立場相近的國家進行貿易和投資 。
新南向政策，結合全球「中國加一」和「友岸外包」趨勢，代表著台灣貿易和投資從中國大陸轉向的深思熟慮且日益成功的戰略性地緣經濟重塑。這種積極的地緣經濟轉變不僅透過減少對潛在對抗性市場的過度依賴來增強台灣供應鏈的韌性，還促進了志同道合的夥伴之間更深層次的經濟整合和共同利益，從而形成一個更廣泛、更安全的經濟生態系統。這種策略直接減輕了中國經濟脅迫的影響，因為它建立了一個更強大、更多元化且政治上更一致的經濟基礎。
台灣參與國際貿易框架
《美國-台灣21世紀貿易倡議》的現狀與範圍
《美國-台灣21世紀貿易倡議》下的第一份協議於2023年6月1日簽署，並於2024年12月10日正式生效 。該倡議的範圍涵蓋多個貿易相關領域，包括貿易便捷化、監管實踐、數位貿易、反腐敗、技術標準、勞工與環境、農業、國有企業和非市場實踐 。至關重要的是，美國政府明確表示，目前不尋求在該倡議下解決關稅壁壘 。台灣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在2024年激增54.6%，這被視為美國採取強硬立場並要求台灣在貿易談判中做出讓步的主要原因 。
《美國-台灣21世紀貿易倡議》主要作為深化經濟關係和與主要戰略夥伴建立高標準貿易規範的機制，而非提供直接的關稅減免。這種對非關稅壁壘和監管一致性的關注，反映了美國建立具韌性供應鏈和促進共同貿易價值觀的更廣泛戰略，同時允許美國維持其互惠關稅政策。對台灣而言，這意味著儘管該倡議加強了其與美國的戰略夥伴關係，但它並未直接緩解當前的關稅負擔，因此台灣需要採取其他市場准入策略。
台灣加入多邊貿易協定（如CPTPP）的挑戰與機會
台灣於2021年9月正式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緊隨中國之後提交了申請 。台灣普遍被認為已為CPTPP成員資格做好充分準備，並且比中國更接近符合其高標準 。CPTPP成員資格對台灣的潛在好處是巨大的，包括進一步的貿易多元化、對成員國的優惠市場准入、推動出口（特別是電子產品和機械）、吸引外國投資以及促進技術進步 。
然而，主要障礙依然存在。最重要的是中國的強烈反對，北京積極向成員國施壓，要求其不要接納台灣 。在內部，台灣在完全遵守CPTPP要求方面面臨挑戰，特別是需要取消對某些農產品的高關稅和實施勞動市場改革 。
台灣尋求加入CPTPP等高標準多邊貿易協定，儘管能帶來明確的經濟多元化和韌性效益，但卻受到地緣政治現實的根本限制，主要是中國持續的政治反對。這凸顯了台灣的政治地位爭議如何直接阻礙其融入更廣泛的區域經濟框架，迫使其更多地依賴雙邊協議或非正式的「友岸外包」倡議，作為市場准入和供應鏈韌性的替代途徑。
台灣在雙邊貿易爭端中應對世貿組織原則的努力
中國和台灣都是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員 。中國利用世貿組織原則為其對台灣的貿易措施辯護，指責台灣對中國產品的進口限制違反了非歧視規則 。相對地，台灣必須謹慎地處理其貿易政策，例如與美國的潛在互惠關稅安排，以避免觸發更廣泛的世貿組織義務（如「最惠國待遇」原則），這可能要求其向其他世貿組織成員提供優惠待遇，從而可能損害其戰略利益或國內產業 。
世界貿易組織，這個原本旨在解決多邊貿易爭端和促進開放貿易的機構，正日益成為地緣政治競爭的舞台，特別是美國、中國和台灣之間的競爭。中國利用世貿組織原則來使其對台灣的經濟脅迫合法化，而台灣則必須在雙邊貿易關係和國內政策需求與其更廣泛的世貿組織承諾之間取得精妙的平衡。這種動態凸顯了對台灣而言，貿易政策不僅僅關乎經濟效率，更深植於複雜的地緣政治鬥爭之中，國際貿易規則在此被武器化或利用。
未來展望與台灣的戰略建議
台灣在不斷演變的三方關稅格局中的整體優勢與脆弱性綜合評估
優勢： 台灣在先進半導體製造領域無與倫比的主導地位，仍然是其最重要的戰略資產，提供了「矽盾」效應，創造了全球經濟的不可或缺性，並強化了與美國的戰略聯盟。其在半導體之外的強大高科技製造基礎（如ICT、生物技術）提供了進一步的多元化潛力。透過新南向政策和與「友岸外包」戰略的協同，積極推動貿易多元化，正在積極建立韌性並減少對中國的過度依賴。
脆弱性： 台灣的傳統產業（石化、紡織、機械）仍然高度依賴中國大陸市場，極易受到中國有針對性的經濟脅迫。儘管高科技產品對美國的出口具有韌性，但台灣仍面臨20%的美國互惠關稅。地緣政治限制，主要是中國的反對，嚴重阻礙了台灣加入CPTPP等多邊貿易協定。如果大量先進半導體生產完全轉移到海外，而台灣的研發領導地位沒有相應提升，那麼「矽盾」長期存在被削弱的風險。
鑑於美國和中國關稅政策的複雜且往往相互矛盾的壓力，台灣必須採取一套精密的雙軌經濟戰略。這不僅包括透過持續創新和戰略夥伴關係（包括對美投資）積極鞏固其在關鍵高科技產業（如半導體）的領導地位和不可或缺性，還需加速其傳統產業和出口市場的根本轉型和多元化。這種雙重方法對於降低對中國明確經濟脅迫的脆弱性，並減輕美國關稅的更廣泛影響至關重要，從而確保全面的經濟韌性和持續的戰略影響力。
強化台灣經濟韌性與最大化影響力的戰略建議
深化關鍵技術領導地位，同時分散生產地理位置
台灣必須繼續大力投資先進半導體和人工智慧、5G、生物技術等新興技術的尖端研發。這種對創新的關注至關重要，以維持其技術優勢並確保其在全球範圍內的持續不可或缺性 。
應戰略性地管理台積電等主要企業的海外投資（例如在美國、日本、德國），以平衡為盟友建立供應鏈韌性的必要性，以及在台灣本土保留核心研發、先進製造和高附加價值生產能力的關鍵需求 。
為應對「矽盾」因製造業轉移海外而長期可能被削弱的風險，台灣應積極將其戰略價值從主要作為全球先進晶片的「工廠」轉變為未來技術創新的「大腦」。這意味著優先發展台灣內部的研發領導地位和下一代技術，以確保即使部分生產轉移到盟國，也能保持持續的全球不可或缺性和戰略影響力。
加速產業轉型，邁向高附加價值、低關稅敏感的產業
應實施有針對性的政府支持計畫，包括加強稅收抵免、研發補貼和市場進入援助，以鼓勵傳統產業升級、創新，並開發不易受廣泛關稅或來自中國大陸直接競爭影響的利基型高附加價值產品 。
應積極推動服務業、數位醫療解決方案和其他知識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和出口，這些產業本質上較不易受傳統商品關稅影響，並可利用台灣現有的ICT優勢 。
透過將其傳統產業積極轉型為更高附加價值、更專業化且較少依賴中國的產品和市場，台灣可以顯著降低其經濟對中國有針對性貿易措施以及美國關稅廣泛影響的脆弱性。這種結構性轉變不僅緩解了當前的經濟痛苦，還在多元化的全球市場中創造了新的、更具韌性的出口機會，從而增強了台灣的整體經濟安全。
積極擴大和鞏固傳統市場以外的貿易夥伴關係
應進一步深化和戰略性地擴展新南向政策（NSP），重點放在與NSP夥伴國在東南亞和南亞的具體雙邊協議、合資企業和整合供應鏈發展 。
應積極尋求與美國、歐盟、日本和其他志同道合的經濟體進行「友岸外包」的機會，以建立更具韌性和政治上更一致的關鍵商品供應鏈，利用台灣的可靠性和技術實力 。
台灣的長期經濟韌性越來越取決於其建立多元化且強大的貿易和投資夥伴網絡的能力，特別是透過新南向政策等倡議和積極與「友岸外包」戰略保持一致。這種方法不僅減少了對任何單一市場（尤其是中國）的經濟依賴，還培養了民主經濟體之間對台灣經濟穩定的共同利益，有效地創造了一個更廣泛、更安全的經濟生態系統。
戰略性參與貿易談判以確保有利條件
應持續積極參與《美國-台灣21世紀貿易倡議》的談判，儘管目前不涉及關稅，但應利用其作為深化雙邊關係和促進高標準貿易規範的平台 。
應持續推動加入CPTPP，透過內部改革（如農業和勞動市場）來滿足其高標準，並尋求成員國的共識支持，以克服中國的反對 。
台灣應在雙邊和多邊層面積極參與貿易談判，以確保其經濟利益和戰略地位得到保障。這包括在與美國的談判中，儘管關稅議題被擱置，但仍應深化在數位貿易、監管透明化和反腐敗等領域的合作，這有助於建立互信和長期夥伴關係。同時，台灣應持續推動加入CPTPP等高標準貿易協定，即使面臨地緣政治阻礙，也要透過國內改革來展現其符合高標準貿易規則的決心。這不僅有助於市場多元化，也能提升台灣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地位。透過這些努力，台灣可以將貿易框架轉化為實現更廣泛戰略目標的工具，包括提升國際能見度和應對經濟脅迫。
發展強大機制以應對和減輕經濟脅迫
應建立健全的預警系統和應變機制，以迅速識別和評估來自中國的經濟脅迫行為，並制定有針對性的應對策略，包括尋求國際支持和訴諸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如適用） 。
應加強與美國及其盟友在供應鏈彈性方面的合作，透過資訊共享、聯合研發和協調政策，減少對單一來源的依賴，從而降低經濟脅迫的有效性 。
台灣應發展強大的機制，以應對和減輕經濟脅迫。這包括建立健全的預警系統和應變機制，以便迅速識別和評估來自中國的經濟脅迫行為，並制定有針對性的應對策略，例如尋求國際支持和在世貿組織框架下採取行動。同時，台灣應加強與美國及其盟友在供應鏈彈性方面的合作，透過資訊共享、聯合研發和協調政策，減少對單一來源的依賴，從而降低經濟脅迫的有效性。這些措施將有助於台灣提升其經濟韌性，並削弱貿易被政治武器化的影響。
結論
在美中台三方關稅動態的複雜格局中，台灣正處於一個獨特且充滿挑戰的戰略位置。其在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無可取代地位，賦予其顯著的「矽盾」優勢，使其成為美國和全球經濟不可或缺的夥伴。然而，這項優勢也伴隨著對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敏感性，以及傳統產業對中國市場的高度依賴所帶來的脆弱性。
美國的關稅政策，儘管對台灣高科技出口的影響有限，但其政策的不確定性和驅動供應鏈重組的戰略意圖，要求台灣必須持續適應。同時，中國對ECFA的部分終止，明確展現了經濟脅迫的意圖，旨在影響台灣的政治走向並加速其自身的供應鏈自給自足。這些行動對台灣的傳統產業構成了直接且嚴重的打擊。
為了應對這些挑戰並最大化其優勢，台灣必須採取一套精密的雙軌經濟戰略。這包括持續投資於尖端研發，以保持其在先進技術領域的全球領導地位，並策略性地管理海外生產，確保核心創新能力留在台灣。同時，台灣必須加速其傳統產業的轉型，使其邁向更高附加價值、更具韌性的利基市場，並積極擴大與新南向政策夥伴以及其他志同道合國家的貿易和投資關係，以實現全面的市場多元化。
透過戰略性地參與國際貿易框架，即使面臨地緣政治阻礙，台灣也能提升其國際地位並爭取有利條件。最終，台灣的未來優勢將取決於其在維護核心技術優勢的同時，有效應對外部經濟脅迫，並構建一個更具韌性、多元化和全球連結的經濟體系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