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觀察歷史，研究人類政權民化的盛衰，對於曾經有過的國家統治模式抽絲剝繭，理出一個名為「轉型正義」的現象來。
AI 對「轉型正義」有一個簡略而精準的數據排查分析解讀：「『轉型正義』是指一個國家在結束威權統治、衝突或殖民統治後，處理過去不正義行為的過程，其目標是承認過去的錯誤、追究責任、賠償受害者，並確保類似事件不再發生。轉型正義不僅僅是法律上的程序，更是一個社會和解的過程，旨在重建社會信任，並促進對人權的尊重。」
最近年最大宗發生的一些例子，例如「推倒東西德柏林圍牆」、「蘇聯解體」、「顏色革命」、「很多極權國家被人民倒台推翻」等等。這些不同個案都有清晰的基本元素，要有一個極權的統治體制，因腐化濫權，國策與民為敵等等，而「極權統治」是最重要的基本因由。
然而高舉民主世界的國家，其體制走向也是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例如私人商賈企業發展得極其富裕，這邊廂富可敵國不再是誇大的成語，而那邊廂國家政府卻是負債累累，從前的政商分離可以涇渭分明，但選舉工程卻又把政商結合起來，其中的利益相互癡纏，這種分歧已變成你死我活，無法調和。
當富商的手無可避免伸入政府的體制時，一邊是固化在公務員體系的既得利益者，另一邊卻是處處強逼政府讓步的龐大富商集團，他們甚至已經染指國家政府機關內的一些重要人事崗位，這些巨企又是很多普羅大眾家庭的衣食父母，每次人事選舉到來，只見兩虎相鬥，選舉已變成兩大陣營的對決，南韓如是、美國如是、英國如是，看來台灣也如是，只有兩個陣營互砍已是常規。
政府是民選的，統治階層無需承認過去施政時的錯誤，當這些人體面地下台後，過往那些責任忽然間煙消雲散，人民又喜氣洋洋期待著，勝出的團隊趾高氣揚迎向「未來未可知」的挑戰，官商之間只是某些人人走茶涼，新握權力的官員始終要和富可敵國的企業權貴共襄國事，打造共贏的新境地，期間又無可避免「勾結」起來，這樣的一種循環模式，筆者只能把這種現象稱為「轉型邪惡」。
原來只有在極權的國家，才有可能發生「轉型正義」這回事，當「轉型正義」後，便有「轉型邪惡」等著我們，這看來是人類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