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1800 B.C. Egypt was conquered by Semites named Hyksos, who ruled the country for about two centuries.
——Bertrand Russell,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Chapter I
最終，經過艱苦的戰役，西克索人（Hyksos）被逐出埃及，底比斯王室的雅赫摩斯一世正（Ahmose I）式建立了新王國時期的第一個王朝：古埃及第十八王朝。
尼羅河與兩河流域的早期國家，由「神王」（divine king / god-king）[1] 治國。國王被視為神的代理人或具神性，掌握土地分配、徭役徵發與軍事動員。祭司管理神廟、典籍與祭曆，主導農務與祭儀，並以神諭闡釋政治決策。農民則負擔地租、貢稅與勞役。三者構成穩定的權力分工。
政教結合的動機在於把治水、糧食與軍事勝利納入同一套權威敘事。洪水或枯水都會被解讀為宗教義務是否履行得當，藉此將自然現象投射於社會紀律。為了統一祭曆與徵發節點，神廟檔案與行政帳冊逐漸制度化，形成「神廟經濟」（Temple Economies）[2]：神地、倉儲、工坊與長途貿易由祭司與書吏運作，國王可據此調度糧秣與勞動力。
此體制同時展現出利與弊：一方面，它促進了行政與技術的高度發展。巴比倫將時間劃分為二十四小時、圓周為三百六十度，並能推算日月蝕的週期，這些知識被運用於曆法、稅務與占兆。埃及則在丈量與建築上精進，支撐起龐大的水利工程與金字塔建造。以神授為名的法典，將世俗規範上升為宗教義務，進一步強化服從性。這樣的體制出僵化也有一面，祭司壟斷知識並維護傳統，王權與神權相互依賴，使改革的成本極高；當遭遇外敵或財政壓力時，常以強化儀式與加重徵發作為對策，結果反而使基層負擔日益沉重。然而，地中海的貿易網絡連結了多個港口與城邦，人們在不同中心之間往來，接觸到各種技術、制度與宗教觀念。這種多元交流逐漸削弱了像埃及或巴比倫那樣「政治、宗教、經濟三合一」的封閉模式，讓知識與權威不再只屬於單一祭司體系。隨著希臘人在伊奧尼亞建立城邦，國家、宗教與知識的關係被重新調整，形成了不同於兩河與埃及的制度體系，為哲學的誕生留出空間。
註釋
[1] 神王（divine king / god-king）：君權神授的君王。
[2] 神廟經濟（Temple Economies）：以神廟為核心的產業與財政體系，包含神地、倉儲、工坊與商隊。
資料來源：
Bertrand Russell,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