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日，美國川普政府再次出手，對台灣等特定國家輸美產品加徵20%的對等關稅，自8月7日起生效。雖然在強烈談判與遊說下，半導體、伺服器、AI晶片等美國急需的核心科技產品獲得豁免，但絕大多數台灣的農漁、紡織、傳產產品，卻被毫不留情地納入關稅清單。表面上，美國標榜「公平對等」，但實際效果卻是加劇台灣內部產業的失衡。
一、為什麼20%疊加關稅不合理？
首先，要理解這所謂「20%對等關稅」的不合理性。這不是單純的一個固定稅率，而是疊加在原有最惠國（MFN）關稅之上。換句話說，如果原本某項產品已經有5%的進口關稅，新的稅率就是「20%＋5%＝25%」。這樣的設計，幾乎是懲罰性關稅，對於沒有競爭優勢、單靠價格取勝的產品而言，等同於直接被排除在美國市場之外。更弔詭的是，美國對台灣出口最多、貿易逆差來源最大的半導體產業，卻獲得豁免。被課徵高關稅的，反而是那些本來就沒有太多競爭力、利潤有限的產業。這種政策效果，就是強者更強、弱者更弱，對台灣整體經濟長遠發展而言，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二、結構性的經濟失衡
台灣經濟的基本問題，長久以來就在於過度依賴高科技出口。半導體占台灣出口的比重高達40%以上，而這次美國的豁免，等於進一步固化了這種結構。短期內，我們會看到台積電、聯發科、AI供應鏈公司股價高漲，GDP成長數字亮眼；但在基層產業與中小企業領域，卻是一片哀號。
- 農漁業受重擊：台灣的漁產品、加工食品，原本在美國市場就處於邊緣競爭狀態，如今再加上20%關稅，幾乎完全喪失競爭力。這會讓漁民與農民收入進一步下滑。
- 紡織、製鞋、傳產加工業：這些行業本就面臨低毛利、國際競爭激烈的挑戰，如今多數訂單可能被轉向越南、印尼或墨西哥等關稅較低的地區。
- 就業市場的惡化：高科技產業雖能創造亮眼的出口數字，但就業吸納能力有限。反之，農漁與傳統產業雖然產值不高，卻支撐大量基層就業。若這些行業逐漸消失，將直接拉高失業率與社會貧富差距。
簡言之，這樣的關稅結構，正把台灣推向「M型社會」更極端的發展：科技業菁英坐擁紅利，基層產業勞工卻陷入絕境。
三、台灣的應對不能只是被動
台灣政府在8月初宣布880億元的產業支援方案，表面上看起來是緩衝措施，但實際上這只是止痛藥，治標而不治本。若缺乏長期戰略，台灣的經濟將陷入更加嚴重的結構性偏斜。
我認為，應該至少有三項政策思路：
- 設立「高科技特別稅」 當前被豁免的半導體、AI相關出口，雖然避免了關稅衝擊，但這些產業享受的超額利潤與紅利，卻沒有回饋到弱勢產業。政府應該考慮在這些高科技產業設立「高科技特別稅」或「產業平衡稅」，將部分利潤抽取出來，用於扶植受害的農漁、紡織等中小產業，避免社會出現更大的貧富鴻溝。
- 推動內需市場改革 台灣太依賴出口市場，尤其依賴美國與中國大陸。當外部環境不穩時，內需市場的韌性便顯得更重要。政府應透過消費券、農產品國內收購、加工產業升級等方式，打造一個較穩健的內需環境。
- 產業升級與多元出口 不僅要保護弱勢產業，更要協助它們升級轉型。農產品要走精緻化、有機化、品牌化；紡織業要走技術纖維、運動科技路線；漁業要與永續、環保掛鉤。並且拓展新南向、歐洲等市場，降低對美國的過度依賴。
四、政治責任的省思
從政治角度來看，這次關稅風波也暴露出台灣外交與經貿談判的脆弱性。美國在自身利益的算盤下，毫不猶豫犧牲了台灣的傳產與農漁業；我們不能再單純依靠「戰略地位」換取支持，而要真正有能力在談判桌上提出籌碼。這籌碼，不只是晶片，更要是制度改革、產業多元化，以及對美國市場以外的戰略選項。
台灣若不能自我調整，只會被美國需求推著走。當美國需要晶片，我們就繁榮；當美國找到替代方案，台灣將瞬間陷入困境。這種「單一依存」正是最大的風險。
五、結語：不平衡才是真正的危機
表面上，20%關稅只是美台貿易戰的一個插曲；但深一層看，它正在重塑台灣的經濟結構。高科技產業越來越強，傳統產業越來越弱；有錢的人越來越有錢，基層民眾卻被拋棄。這種不平衡，才是對台灣社會與國政最深層的威脅。
因此，國政改善的第一步，並不是僅僅在美國面前乞求豁免，而是敢於面對內部的結構問題。我們需要一套能夠再分配的政策工具，讓高科技紅利流向弱勢產業；需要一個多元出口與堅韌內需的戰略布局；更需要一個能在國際談判中保持自主性的政府。
只有如此，台灣才不會在全球關稅戰的驚濤駭浪裡，被動地漂泊，而能真正找到屬於自己的航道。
六、改善作法：誰造成誰負責
賴清德總統若是談改善，其實只要出來說清楚這個觀點，貿易的逆差由誰造成的，那多出來的關稅就由誰來負擔。這是很合理個概念。相信賺大錢的高科技業也會贊成的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