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方格子之後，發現他們要求手機認證了，而且只接受台灣手機。因為種花電信的漫遊費太貴了，我實在不想為了收一通簡訊而花688元，所以我就繼續讓賬號維持在未認證狀態了。這麼做的後果是發文時不能附圖。好吧，不附就不附吧，反正網上一堆照片拍的比我好。
言歸正傳。
2025年9月7日，19個民間團體在奧斯陸的松藩湖（Sognsvann）畔舉辦了一場「戶外生活日」（Friluftslivets dag）活動。免費的划船、定向越野、食物攤位，從幼兒到長者都在湖邊盡情遊玩，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角色。沒有人高喊口號宣傳環保或公民意識，但孩子們在利用蘑菇染色製作工藝品時學會了從自然中發現美，在人工池塘釣魚時發現工作人員故意放置的垃圾而認識海洋污染問題。公民意識就在烤麵糊的香氣與釘製鳥屋的敲打聲中悄然萌芽。這種透過行動而非說教慢慢凝聚社區的方式也存在於挪威的社區足球。在「戶外生活日」過後，我碰巧在nrk.no上讀到一篇投書：平凡的足球爸爸Erik Lunde提到他兒子所在的社區球隊在比賽中以2比16慘敗給「精英隊」。但讓他痛心的並非比分，而是足球正在失去社區凝聚的功能。為了培養「天才」而成立的精英隊，正在摧毀「人人都能參與、不論技術水準」的傳統精神。無論是松藩湖邊的家庭同樂，還是社區球隊的比賽，都顯示出一種共同特質：人們在自然的參與中，學會責任、合作與彼此扶持。這些日常的社區活動，比任何政治口號或教育標語更能真正塑造集體認同。
相較之下，台灣缺乏的不只是像松藩湖畔「戶外生活日」這樣的活動，而是沒有真正的社區意識，也少有自主運作的地方社群。人們往往只有在政治集會或國際比賽時才「聚在一起」：前者以政治光譜為單位形塑「我們」與「他們」，製造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青鳥」、「藍教徒」和「白粉」；後者則是只有在贏球時會滿足地高呼「台灣南波萬」，輸球時開始找戰犯——關鍵時刻未能建功的球員、主管體育的官員、刪減體育預算的議員，甚至在包括體育在內的外交場合中不遺餘力打壓台灣的某國政府——所形成的仇恨共同體更是讓人眼花繚亂。然而，這兩種集體經驗都不是真正的社區認同，而是情緒性的、工具性的短暫激情。它既無法孕育持久的社區連結，更不會形成自發的地方公共生活。
最近，廢除體育班的新聞佔據了台灣的教育版面，前述缺口在這個議題上得到集中突顯。台灣對體育的想像，多半是菁英競技與國族榮耀，而非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當討論體育班制度時，往往只停留在「學業vs.訓練」「精英vs.普及」的二分法，卻忽略了更根本的問題：被篩選掉的孩子去哪了？社區裡的其他家庭又如何透過體育參與其中？在挪威，Lunde憂心的是精英化正在蠶食運動的公共性；在台灣，則是一開始就透過分流進行有意識的精英化、去公共化，把孩子推進體育班與普通班，讓運動淪為少數人的特權與階級篩選工具。結果，不僅剝奪了一般孩子的參與權，也讓社區失去了透過運動建立連結的可能。因此，問題的核心不只是體育班如何平衡學業與訓練，而是台灣整體忽視了體育作為社區凝聚平台的價值。
托克維爾提醒我們，真正的民主有賴於民間社團的自發結社。哈貝馬斯進一步指出，民主需要真正的公共空間，讓公民能「不分彼此的社會、政治與經濟地位，平等地就所有人都關注的議題進行討論」。然而，在嚴重缺乏社區和公共性的台灣社會，儘管在自由之家的全球自由報告中獲得94分、在《經濟學人》民主指數中排名全球第12，但這些國際組織是否只看到制度性運作，而忽略了台灣民主其實幾乎沒有真正的公共討論、也沒有社區基礎？而當台灣看似活躍的集體行動依靠的只是國族主義和政治極化帶來的仇恨動員、當20.4%的民眾認為「獨裁有時比民主更好」、當某些政治精英公然呼喚納粹並且要「尋找一個群體將其塑造成猶太人」時，這樣的「民主」真的配得上這樣的分數嗎？
恰好明天就是挪威的國會大選，這讓我們有機會對比兩國的選舉制度如何塑造不同的政治文化。台灣的單一選區兩票制造成兩個大黨騎劫了整個政治議程，所有議題最終都被簡化為藍綠對立，其他公共討論不再重要，只剩下國族認同的選邊站。而在挪威，比例代表制使得像「拯救烏勒瓦爾醫院」（Save Ullevål Hospital）這樣專注單一議題的團體，都有機會在奧斯陸選區發聲。挪威國會169個席位中，有150個是選區席位，另外19個是調整席位，確保達到4%門檻的政黨都能獲得符合其得票比例的代表權。這種制度讓醫院保衛、環境保護、地方發展等具體議題都能進入國會殿堂，而不是像台灣一樣，所有議題都必須透過「愛台灣」或「拼經濟」的包裝才能獲得討論空間。
從挪威松藩湖畔的週日午後回望台灣，我們看見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一個是透過日常參與自然培養公民意識的社區，另一個是只有在政治動員時才會「團結」的分裂社會。台灣不需要的是更多體育班制度的技術性改革，而是重新學習什麼叫做社區。我們需要的是像「戶外生活日」這樣的公共活動，讓鄰居們因為共同參與而認識彼此，讓孩子們在沒有分流篩選的環境中一起成長，讓價值觀在烤肉和釘鳥屋的過程中自然內化。只有當台灣人不再只有在政治對立或國際賽事的短暫激情中才能感受到「我們」，而是在日常的社區生活中就能體驗到真正的歸屬感時，台灣才能真正有資格談論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