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7年3月12日發表在《映畫手民》，經重新編輯後於2025年9月12日在此上架。
《月光下的藍色男孩》（Moonlight，2016）摘下今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獎，[1] 有人說是多得川普。正如伊朗名導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的《新居風暴》（The Salesman，2016）得最佳外語片獎，除了是對電影本身的認可，或許也是對川普入境禁令的回應──至少法哈蒂就利用了缺席和得獎感言來表示抗議。[2] 然而，奧斯卡具有政治性並不是從這一屆才開始的。得獎感言就是證據之一，即使該屆未必有同志電影入圍，亦無阻得獎者在致謝的同時發表同志友善論。《月光下的藍色男孩》得獎固然可以也必須脈絡化到美國國情去理解，但過去每一屆奧斯卡，包括個別得獎者的謝辭、整個頒獎典禮的設計，乃至於由誰得獎，在在反映美國國情。此外，奧斯卡所反映的也不全然是「真實的」美國國情，而是包括奧斯卡在內的整個美國電影工業所再現（represent）的美國國情。姑勿論電影文本自有其想要說的話，當它被置於奧斯卡的脈絡下，它就會被賦予新的意義──奧斯卡所再現的意義。然則，奧斯卡會影響我們對電影文本的詮釋，或奧斯卡本身就是一次對電影文本的（再）詮釋。
奧斯卡有奧斯卡的詮釋，詮釋不必然要與作者的原意吻合，但我們也不必然要接受奧斯卡的詮釋。在替《月光下的藍色男孩》得獎貼上兩大政治正確的標籤──黑人和同志──前，且讓我們暫時放下奧斯卡，回歸電影文本。畢竟，就當奧斯卡選《月光下的藍色男孩》為最佳影片是政治正確之舉好了，這卻不代表《月光下的藍色男孩》就必然是或只可以是個政治正確的文本；《月光下的藍色男孩》拍黑人、拍同志，也不代表它就必然是或只可以是一部為黑人和同志爭取權益的平權電影。平權並非黑人電影或同志電影的唯一面向，黑人電影和同志電影也可以不平權、不政治正確。而《月光下的藍色男孩》的「不政治正確」之處，在於它與黑人和同志這兩大平權論述並不相符，甚至極力避開。
先從黑人／種族說起。《月光下的藍色男孩》是一部黑人電影，更是一部全黑人電影。白人在電影中全是路人，而且數量極少（第三段餐廳裡的女食客應該是全片唯一的白人了）。去掉了白人，當然不等於去掉了種族歧視（即不會因為白人在電影中缺席，電影中的黑人就進占白人的位置，不再在社會底層掙扎），但既然種族歧視都是始於一種族被視為較另一種族高貴或低賤，那麼，去掉了白人這個較「高貴」的種族，也就去掉了高貴與低賤的對比，或去掉了擺脫低賤、晉升為高貴的慾望。有別於黑人平權電影多聚焦於黑白對比、黑白衝突，甚至黑白友好（入圍同屆奧斯卡的《關鍵少數》〔Hidden Figures，1996〕就頗強調白人在黑人平權路上的貢獻〕，[3] 並以黑人能與白人平起平坐、黑人能享有白人所享有的權利為優先關注，《月光下的藍色男孩》卻執意只拍黑人，只拍低賤的黑人的底層生活。
沒有白人、只有黑人，沒有高貴、只有低賤；換言之，在《月光下的藍色男孩》裡，成為白人──與白人平起平坐、享有白人所享有的權利──並不是低賤與底層的解方。只拍低賤的黑人的底層生活，並且不拍他們如何掙脫這種生活，使《月光下的藍色男孩》免於落入向上流動的中產階級意識形態，也使之在云云旨在爭取權利、並視白人為權利的指標的平權電影中別豎一幟。白人不是黑人的解方，甚至沒有解方，這一點展現出身兼導演及編劇的貝瑞．傑金斯（Barry Jenkins）的超越性視野。沒有解方，黑人便不是一個必須被處理、被解決的「問題」。主角夏隆的母親不必然要戒毒、夏隆和母親不必然要脫貧、包括夏隆和母親在內的所有黑人不必然要向上流動──不必然，其實也是不可能。即使充當夏隆心目中的父親（father figure）的尤安極力從沉淪毒海的夏隆的母親手中拯救夏隆，但事實上，他自己也依靠販毒為生，就是他賣毒品給夏隆的母親的。他也是低賤的黑人的底層生活的一部分，並不比夏隆的母親優越。《月光下的藍色男孩》的鏡頭或嫌唯美（傑金斯畢竟是王家衛的大粉絲嘛），卻寫實地描寫低賤的黑人的底層生活，並且不強迫他們向上。不強迫向上未必是妥協，更可能是出於理解和體諒──理解和體諒渴望改變卻改變不了、身不由己的苦況，一如尤安對待夏隆的方式：不能救走他，只能陪伴他。
尤安對夏隆說：「時候到了，你就得自己決定要當什麼樣的人。」（At some point, you’ve got to decide for yourself who you gonna be.）平權論述要挪用這個話可謂輕而易舉：你可以自己決定要當什麼樣的人。這類「做自己」的說法在同志運動中屢見不鮮；可是，尤安的意思真的是夏隆可以成為任何一種人，只要夏隆想就可以嗎？尤安自己就無法不販毒。《月光下的藍色男孩》參考了侯孝賢《最好的時光》的三段式結構，[4] 第一段結束在夏隆母親質問尤安「你要替我養兒子嗎？」、「你還會繼續賣我毒品嗎？」的隔天。尤安早就把自己當成夏隆的父親了，但他販毒也是不爭的事實，而夏隆痛恨吸毒的母親。第二天，夏隆問尤安什麼是「玻璃」（faggot），又問他是不是在販毒。第一段結束在尤安的自我質疑，同時也是對尤安的父親形象的質疑──販毒作為低賤的黑人的底層生活的一景，將永永遠遠如鬼魅般纏繞著尤安所欲成為的理想陽剛：父親。更甚的是，《月光下的藍色男孩》沒有給予尤安「改正」的機會，因為在第一段中戲份吃重的他，到第二段時已經不在人世。
如果連形象陽剛的尤安都無法決定，或決定了也無法按決定選擇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人，更何況是陽剛不足、陰柔有餘的夏隆？如前所述，《月光下的藍色男孩》裡沒有強迫向上──卻有強迫陽剛。風格唯美的《月光下的藍色男孩》對霸凌的處理也許不及某些同志電影般具體，但卻具體地交代了夏隆被排擠的原因──夏隆的母親毋須直指夏隆不夠陽剛，她只需要每天用謾罵來轟炸夏隆，又反問尤安，「你會告訴他（夏隆）為什麼別的男孩總是欺負他嗎？」（You’re gonna tell him why the other boys kick his ass all the time?）；而尤安不敢回答，因為不夠陽剛在黑人文化中是個禁忌。由於《月光下的藍色男孩》只拍黑人，所以夏隆被排擠的最大原因不是黑白之間的階級之別，而是黑人內部的階級之別。這是只拍黑人的另一個「好處」，也是《月光下的藍色男孩》與呼籲團結的平權電影的另一點區隔。雖然同屬底層，但黑人內部不是沒有階級之分，陽剛與否直接影響位階高低。關於這一點，可以向同樣探討性別議題的非裔美國女性文學借鏡。以愛麗絲．華克（Alice Walker）為例，她最著名的作品是1982年出版的書信體小說《紫色姊妹花》（Color Purple），該小說當然也談與種族歧視息息相關的低賤的黑人的底層生活，但沒有少談、甚至談得更多的，是低賤的黑人的底層生活中，男性對女性、陽性對陰性的歧視與暴力。[5]
身材瘦小、沉默寡言、打不還手，因而被視為不夠陽剛的夏隆，被強迫陽剛，再次證明不是他想當什麼樣的人，就能當什麼樣的人。尤安的話可以被挪用為黑人宣言、同志宣言──不要被膚色限制、不要被喜歡同性限制，勇敢做自己吧！但是，夏隆再勇敢，勇敢到當自小所憧憬的凱文受群眾壓力所迫而揮拳揍他時，就昂首挺胸、任由他揍，卻無法勇敢地拒絕陽剛。第三段的夏隆完全變了個人，從不夠陽剛的男孩和少年，搖身一變成為極端陽剛的男人。他繼承了尤安的陽剛氣質，也繼承了尤安的販毒事業。但尤安在天之靈目睹這一切，會感到欣慰嗎？也許未必，因為如今的夏隆雖然不會再被欺負，但也無法「做自己」。成年夏隆的極端陽剛是他的保護罩，保護他在崇拜陽剛、賤斥陰柔的黑人社群中不被盯上，但這並不是夏隆想要成為的人。夏隆想要的，是「青梅竹馬」的凱文，他想成為的，是凱文的戀人。
很難說《月光下的藍色男孩》有沒有成全夏隆這個卑微的渴望，或至少，成全的方式並不如某些同志平權電影般構築理想──愛情得以見光，同志得以成婚。但這點也正是《月光下的藍色男孩》「接地氣」之處：無論是在種族歧視猶在，黑人難脫底層生活上；無論是在父權猶在，陰柔男孩難逃被迫陽剛上；抑或是在愛情的不確實性上。身為黑人，又拍黑人同志故事的傑金斯理應不難猜到，他的電影可以如何被平權論述挪用。挪用就挪用吧，但在挪用的同時，這個始終堅守著一個黑人男同志的成長與愛情的小格局的電影文本，會迫使平權論述面對一個與它所宣揚的理想背道而馳的「現實」。
然而，在《月光下的藍色男孩》的「現實」裡，儘管既低賤又底層、儘管強迫陽剛，卻有一份理解和體諒的溫暖貫穿全片，從第一部到第三部，始終伴隨著夏隆。愛上異男是不少男同志的共同經驗，不能跟異男交往和結婚是身為男同志的現實，但是，一個異男替一個男同志打手槍、一個異男細聽一個男同志訴說他對他的愛，這份不知道算不算得上是愛情的愛情，一點也不輸給名正言順的戀愛和婚姻。
[1] 《月光下的藍色男孩》得獎後，包括知名男同志雜誌《態度》（Attitude）在內的一眾媒體，紛紛替其冠上「首部奪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同志電影」的名銜。不過，何謂「首部」涉及如何定義同志電影。在《月光下的藍色男孩》之前，其實有1969年的《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得過最佳影片獎。儘管兩位男主角的關係曖昧不明，電影也未清晰定位為同志電影，但片中的同志元素並不亞於當今的許多同志電影。
[2] 美國自2017年1月27日起，禁止難民及七個穆伊林國家的公民入境美國，包括法哈蒂所屬的伊朗。雖然白宮後來澄清，出席奧斯卡頒獎典禮符合豁免條件，不受禁令影響，但是法哈蒂仍決定以缺席來表示抗議。
[3] 陳穎，〈《關鍵少數》：三黑女與白鮮肉〉，臉書簡評，2017年2月4日。
[4] Gregg Kilday, “How ‘Moonlight’ Became a ‘Personal Memoir’ for Director Barry Jenkins: ‘I Knew the Story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The Hollywood Report, 11 Nov. 2016.
[5] 《紫色姊妹花》除了是一部非裔美國女性文學作品，也涉及女同性戀（又或者應該說，女同志文學從來都是女性文學的一個分支）。但當《紫色姊妹花》於出版三年後被改編為同名電影時，原書中的女同志情節卻被淡化，導演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因而備受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