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的新聞，隨著柯文哲不斷收押、交保、又被羈押，我們中華民國的司法，可以說是死了又活，活了又死，就跟隔壁棚的豬哥亮一樣(彩條)。因為判決的結果，不符人民 期待、不一致的標準，所以屢屢引發爭議，社會輿論對司法體系的批評，只能說是聲浪不絕於耳。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為什麼中國人，特別不相信法律呢？
法律跟生活中的基本原則一樣，我們都在追求幸福，或是說都在追求，某一種利益；人生裡面什麼是最重要的？生命、自由、名譽、財產⋯⋯，嗯，再講下去會變心理學頻道(彩條)
其實法律追求的也是這些東西。但法律並不是萬能的，法律的難處就在要怎麼平衡，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利益可以多一點，如果公平這麼簡單，那社會就不會有什麼問題了。畢竟法律問題，往往沒有標準答案。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就很耐人尋味，背後牽涉的，不只是中國法律制度的問題，還有深層的文化歷史，以及社會結構的影響。中國人對法律的不信任，從表面上看，是因為法律體系的不完善，但如果我們深入探討以後，會發現這是一個長期累積的歷史跟社會現象。就讓我們從傳統的中國，為什麼人民不信任司法開始說起。
傳統中國跟現在不一樣？
我們以傳統中國舉例，不同朝代有不一樣的律法，比如說主要有《清律》、《明律》跟《唐律》等等，這些法律被稱為「律」，代表著中原文化裡面的正統規範。像我們現在的《六法全書》一樣，清朝的《大清律例》，也是經過整理跟分類以後的法律書籍。
過去的傳統中國，是以儒家、周禮、法家、唐律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東亞法律體系，以法家思想為理論基礎，再用儒家的禮法結合，所以變成了，以「道德優先，刑罰為輔助」的基本特徵，重視家族關係、君臣關係的法律調整，也就是說，根據家族的親疏關係，以及傳統禮教的理解，可能會讓判決有相應的變化，重視道德觀念入法，來受理民間糾紛的調處解決。
而法律方面，會依據當時的政府部門進行分類，比如說大家知道的六部，各部都會有一套，由自己所訂定「規範」。當然這裡我們先不談，各部門之間法律發生衝突的時候，會由誰來調解。因為最高的法律制定、立法權，始終屬於皇帝就是了。六部所訂的規範，多半是具體的操作性規則，比較像是現在的行政細則，不完全等同於現代意義上的「法律」。
就拿清朝的《大清律例》來舉例，根據當時的政府部門進行分類，包括吏部、戶部、兵部、刑部跟工部，每個部門都會在一定範圍內，負責制定跟執行相關的規章制度。而且它不像現代法律，有「民法」跟「刑法」的分別，而且跟現代法律的邏輯，是有點不一樣的，他們是「以刑訂法」，跟我們現在所接受的「罪刑法定」，法律的規範更多是以刑罰為核心，是用「刑名」跟「非刑名」來區分懲罰。
刑名指的是具體的刑罰，例如笞、杖、徒刑、流刑跟死刑，而非刑名則是一些，不屬於刑罰的處分，像是罰金、革職等等。「以刑定法」跟「罪刑法定」，這其實是兩種法律思維，差別在於它們，怎麼看待犯罪跟懲罰的關係。
「以刑定法」是中國法家所提出的概念，重點在於先有刑罰的分類，再按照這些刑罰，來處理犯罪行為。換句話說，傳統中國法律的焦點，放在用什麼樣的懲罰，來應對不同的行為，而不是先明確界定什麼是犯罪。比如有一套已經固定的刑罰等著用，如果某個行為違反規範，就直接對應到某種刑罰。
相對的，「罪刑法定」是現代法治國家的基礎原則，講的是所有的犯罪跟處罰，都必須事先由法律明確規定，不能隨便增加或修改。這種方式強調「法律先行」，只有法律清楚地列出什麼是犯罪，法官才可以判刑。這樣做的目的，是保護個人的自由，避免政府濫用權力。
簡單來說「以刑定法」，比較像根據既有的懲罰來解決問題，重點在於結果；而「罪刑法定」則是先把規則訂清楚，重點在於過程的公平性跟可預測性。這是從以懲罰為中心，到以保障人權為中心的一個轉變。
在傳統中國的社會裡面，法律的權威性，不是來自法律條文的本身，而是來自執行法律的人，也就是皇帝或是官員之類的。這種觀念就像家庭裡面的父母對待子女：父母被認為天然會為子女著想，所以只要子女如實陳述問題，父母就會作出對子女最有利的決定。所以同樣的，百姓也會相信官府或皇帝，能夠在審案裡面找到真相，並且根據具體的情況，做出「至善」的判斷，而不一定是按照規定來辦事。
在這樣的制度之下，當官員們不按照法律的規定，而是通過「賜恩」的方式，來給予特殊的待遇，人們會感激不盡，把他當成「好官」。所以官員和皇帝的判斷，具有非常大的靈活性，他們可以根據個別情況，來賣人情、施恩惠，這也符合孔子所提倡的，「守其業」的倫理—即維持社會秩序的核心，並不在於嚴格的執法，而是在於對人情跟道德的考量，不過往壞處想的話，這樣這些負責仲裁、判決的人，也很容易隻手遮天。
所以這樣傳統中國的法律文化，跟西方的法制形成了鮮明對比。在西方法律是一套普遍適用的規則，所有人都必須遵守，包括法官在內。人民期待的是，法律的公平執行，而不是仰賴法官的恩惠。如果你在訴訟中獲勝的話，那是因為你有法律賦予的權利，不需要感謝法官，因為他只是依法行事而已。這樣的系統，讓法官成為公僕，服務於法律跟人民，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決策者。
這種差異反映了，兩種法律文化的核心分歧：傳統中國，重視人治跟靈活的道德裁量，而西方則強調，法治跟固定的制度約束。在中國傳統裡面，這種對「法」的態度，讓翻譯跟理解西方的「law」，產生了困難，也挑戰了人們對「權威」，以及「秩序」的理解。孔子所擔心的「民在鼎矣，何以尊貴」的情形，也就是官員淪為公僕的狀況，在西方法律體系裡面，這卻是理所當然的現象。
講完了傳統的中國法治，以及現在法治概念不同，接下來來講，中華民國的人民，為什麼不信法？
威權導致國民不信法
過去臺灣的戒嚴時期，威權政治的影響，深入到了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從法律到教育，甚至媒體跟文化，都受到了強力的控制。這樣的體制，不只是破壞了民主精神，還讓法治變得扭曲不堪。
當時為了鞏固政權，政府訂下了許多不公平的法律，像是「懲治叛亂條例」，跟刑法第一百條，讓許多人無辜受害。這些法律的存在，不只壓制了人民的言論自由、集會自由跟信仰自由，甚至剝奪了我們基本的人權。即便後來這些法律，在民間抗議下被廢除或修訂，但是傷害早已經造成了，影響到今天還是沒完全消失。
更讓人擔憂的是，當時的執政者自己就不守法了，甚至是濫用法律來維護統治。許多法律只是為了，滿足威權體制的需求，並不符合社會的公平正義。例如當社會快速變遷，法律卻跟不上腳步的時候，政府官員常會用行政命令，或是自己的意見來處理問題，甚至有時候乾脆撒手不管。這種情況不只讓法律失去了公信力，也讓民眾對司法跟政府產生了不信任。
即使在今天，我們的法律系統，還是留下了戒嚴時期的影子。很多舊法規也沒完全改進，立法和修法的速度，也跟不上時代的需求。這些問題提醒我們，民主和法治的建立，並不是一蹴可幾的，而是需要持續努力，才能讓社會變得更公平、更進步。雖然這種做法在當時，可能有助於維持統治，但法治教育的欠缺，卻一直沒有隨著時代進步而被補強，甚至是延續到了現代。
過去戒嚴時期的「警總」，還存在我們上一代的心中，就連我這代甚至是下一代，都有可能被教導遠離政治，放棄對公眾議題的關注，最後讓惡質的政客上下其手。
在我們中華民國，民眾對司法的不信任，也有其根深蒂固的原因。很多俗諺就反映了這種心態，例如「有錢判生，無錢判死」，「法律千條不如黃金一條」，暗示金錢跟關係比法律更有效。一些人甚至相信，打官司只要「走後門、送紅包」就能夠勝訴。類似的說法還有，「一審死刑、二審無罪」，形容在司法的過程裡面，可能存在的不公。
這些觀念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候，像是古代的諺語，「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或是「拿人錢財，與人消災」。這些話揭示了傳統社會，對官府審判的深刻懷疑，認為法律往往只服務有錢有勢的人。
講完了中華民國這邊，再來我們聊一下，為什麼淪陷區的災胞們，普通不相信中共的司法呢？
災胞們不相信中共司法？
在淪陷區裡面，中共的「法治誠意」，並沒有贏得多數人的信任。這是因為中共長期以來背棄承諾，讓人對它的話充滿懷疑。即便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些聽起來很美好的理念，包括民主、自由跟平等，也沒能在民間掀起什麼浪花，因為畢竟大家覺得，這也只是空話而已。
中共的政治體制根深蒂固，黨的權力壓過了一切，當然也包括了法律。這種「黨大於法」的情況，讓法律變成黨的工具，而不是用來保障人民的權利。專政體制的存在，也讓法治難以落實，因為為了維護絕對的黨權，中共不惜用國家暴力來控制人民。即便一些官員倒台了，對異議人士的打壓還是繼續，許多良心犯依然被關押起來。
除此之外中共的社會，人與人的信任長期被破壞。舉報文化在文革時期尤為嚴重，當時鼓勵兒子揭發父親、學生監視老師。這種「大義滅親」的行為，不只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還讓人們在日常生活裡面，對別人充滿了警惕。這種文化延續到了今天，舉報甚至會被濫用來打壓異己，像是在計劃生育時期，有人為了升職而舉報同事超生，導致同事失去了工作，甚至被強制墮胎。而且這種墮胎，也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那樣，就算是你八個月大了也還是一樣，超生就是超生，很多時候造成了「一屍兩命」的情況。
在這種缺乏信任的環境裡面，讓災胞們對周圍的人充滿懷疑，甚至不敢扶跌倒的老人，因為害怕被碰瓷，被誣陷為肇事者。即使有人願意幫忙，也往往要拍下證據，用來保護自己。中華文化中的「溫良恭儉讓」、完全蕩然無存。也不講所謂的「四維八德」。
共產黨的目標，是要牢牢的控制人民，讓社會服從於黨的權力，進一步鞏固他們的統治。這種環境讓災胞們感到無力，只能選擇冷漠以求自保。中共所宣稱的法治跟美好價值觀，只要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黨權高於一切的現狀，就很難真正贏得人民的信任。真正的法治，需要來自公民社會的奮鬥，而不是統治者的恩賜。
在這邊阿牛哥不得不提到，在淪陷區奮鬥的民主前輩，他就是許志永，他創辦了公益性的民間組織，「陽光憲政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後來改名為「公盟」，成為中國法界的知名人物。永哥一度出任北京市，海淀區的人大代表，任內倡導公民以非暴力的方式，來維護自身的權益，要求官員公布財產、懲治腐敗。但好景不常，一段時間以後，公盟就被官方給取締了、而永哥跟另外一位維權律師丁家喜，因為參與「廈門聚會」批評時政，所以被中共給逮捕了，依照「顛覆國家政權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14年跟12年。
在法庭上永哥不畏強權，陳述了他自己理想中的中國，以下是阿牛哥特別有感觸的文字。「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三千年了，中華民族必將走出歷史的三峽，走向現代文明。民主中國就在我們這一代，絕不把責任推給下一代。
那是法治中國。立法民主，人民選出自己的代表。通過民主程序制定法律，代表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沒有統治者強加於人民的惡法，也沒有紀律、規矩之名的法外之法。執法嚴明，人民選出政府執法為民，沒有任何個人和組織，淩駕於法律之上，也沒有任何弱者在法律保護之外。司法公正，法官獨立，除了法律，沒有別的上司，以法律和良心公正裁判。從此，法律不再是階級專政的工具，而是公平正義的尺度。從此，法官不再是特權集權的刀把子，而是正義的守護神。從此，法治天下，所有權力都在法治秩序中，人民以法治為信仰，公平正義如大水滔滔。」
如果我們的災胞們，大家都有永哥這樣的豪情壯志，相信我們離中國民主化的理想就不遠了。接下來我們把時間拉近一點，來講中華民國的現況！
訴訟有贏有輸，輸的那一方，當然就會比較不信任法律。司法到底能不能讓人滿意呢？或是說能不能符合大家的期待呢？其實「符合期待」這個詞，本身就很複雜了。就拿最近的例子來說好了，有人希望柯文哲的好好的被司法審判，也有人至始至終相信阿北是無罪的，這些都是「期待」。所以說，國民對司法的期待，也可能是多彩多姿的、甚至是彼此矛盾的。
在法治國家，大家都說要「依法而治」，意思是法官照法律判案，法律怎麼寫，結果就應該怎麼樣。這聽起來很簡單，法律白紙黑字寫在那裡，好像一切應該就天下太平了。但現實卻不是這樣。為什麼呢？因為法律是人制定的，也是人解釋的。
法律說什麼，最終還是由人來表達。不論是法官、檢察官、律師，還是原告、被告，他們都是帶著自己的情緒、經歷，甚至是偏見來看待法律。每個人都希望法律能支持自己，這就是人性，也讓法律充滿了「人情味」。
所以司法制度的挑戰就在於：如何在這些情緒跟期待裡面，能夠找到平衡、做到公平。這不只是需要法律的規範，也需要人們更理性、更理解司法運作的複雜性。司法制度的設計裡，其實早就考慮到這些情緒的影響了。像是檢察官的工作，就是要盡力證明被告有罪，而辯護律師則是，盡力幫助被告無罪，這樣才能讓整個過程更平衡，而不是由法官一個人說了算。但這種「角色扮演」也有界限，像是律師不能教唆別人說謊，檢察官不能用威脅的方式逼供，因為這樣只會讓真相更加模糊，讓正義更難實現。
當然法官也會有情緒。可能是因為個人的政治立場、社會偏見，甚至是生活壓力之類的。當然像是性別歧視、收受賄賂這些明顯違背人權，而且還是違法的事情，法律已經有清楚的規範，但有些情緒就沒這麼容易處理了，比如「時間壓力」，畢竟法官的時間有限，他可能覺得花30分鐘，就能夠解決的案子，但對當事人來說，可能需要50分鐘甚至更多，希望花更多時間，讓法官知道詳實的全案過程，因為這件案子對他們來說，是影響一輩子的，但實際情況是法官手上，還有很多案子要處理，可能每天都要加班到半夜，這都還處理不完。
在民主社會裡面，旁觀者也有情緒。每個人都可以發表意見，哪怕沒有直接參與案件，他們的情緒可能來自新聞報導，也可能來自個人的經歷。這些聲音有時候，是能夠幫助推動司法進步的，但有時候也可能讓事情變得更複雜。
長期以來的調查顯示法官，他在社會的信任度排名裡面，其實是常常墊底的。這對法官來說，當然是非常讓人難過，但光是難過並不能改變現實。為什麼大家會對法官不信任呢？其中一個原因是，法官心目中的法律，跟一般人想像裡面的法律，其實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法官的工作，是根據法律來獨立審判。所謂「獨立審判」，不只是做出判決而已，還要能把道理講清楚。但很多時候，法官在撰寫判決時，可能會因為習慣於標準格式，讓文字變得過於死板，甚至是讓人看不懂。問題是當我們，聽不懂別人說的話，這到底是誰的錯呢？是法官沒講清楚，還是人民不了解？
其實這兩邊都有責任。對法官來說，如果觀念本身不清楚，文字自然就難以明白；而人民如果缺乏法律知識，哪怕是文字再簡單直白，也可能還是不懂。舉個例子，關於「過失」的判定標準，其實是有很複雜的理論的，但有些判決讀起來，還是會讓人覺得很混亂、不清楚。這不只是技術問題，還涉及如何讓觀念更具條理。
跟自然科學不一樣，法律語言常常沒有所謂的，A就等於B這件事情，法律的語言必須被大多數人理解。程式怎麼寫，只要工程師懂就行了，但是法律卻不一樣。如果你要告訴一個人，你這是犯罪哦！就必須清楚說明，他到底做錯了什麼？為什麼要這樣判？法律判決的作用，不只是懲罰個別行為，理論上還要成為，未來社會行為規範的參考。這就需要法官在撰寫判決的時候，考慮它是不是具有教育意義，能不能幫社會了解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
但要讓人民理解法律，不只是靠判決而已。一般教育裡面，對法律基本概念的培養，其實是非常不足的。這讓司法看起來，像是站在一邊，人民站在另一邊，兩邊好像永遠有一條鴻溝。但不管是法官還是人民，溝通的關鍵在於，理解彼此的立場。對法官來說，傾聽人民的聲音，認真分析自己的情緒，是不是影響了判斷，這是一種責任；而對於人民來說，培養基本的法律知識，也是理解司法的第一步。
人都有情緒，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情緒過度的時候，可能會妨礙我們看清事情的本質。法官有時候會希望，案件能夠快點結束，這是自然的情緒反應，但他們也需要提醒自己：這樣做是不是公平？人民在面對不理解的法律判決時，也需要反思：是不是我們缺乏足夠的背景知識？
當我們在討論法律問題的時候，都有一個道德上的義務，那就是不斷思考，這樣做是不是公平。這不是為了強迫人民去學習法律，而是希望整個社會能夠變得更好、更能彼此理解。雖然法律問題有的時候，並沒有標準答案，但如果我們願意從彼此理解開始，就能朝著共同的出發點慢慢靠近。不過阿牛哥還是得說一句，其實中華民國是幸運的。
中華民國是很幸運的
100多年前，中國從國父孫中山先生，帶領的辛亥革命之下，從封建走向民主，這件事情其實在世界上，成功的案例是微乎其微的。從封建轉型，是需要轉變期的，封建思想到現今還是存在，比如說有人會自比雍正，也有可能把某某總統，稱做為天子之類的，或是把某某總統的兒女，稱為太子、公主。當然這不排除是中二病(彩條)
有些人會說，這是媒體渲染而成的，但媒體之所以會這樣說，一定也其來有自，就是為了流量會這樣寫，一定也是有不少民眾這樣認為。所以可以說是封建思想，還是在中國人的身上揮之不去。
不過中華民國其實非常幸運，憲法法庭的訴訟、裁判、解釋制度，已經執行70多年了，其實遠超德國、僅次於美國。也因此仔細去看，歷任不同時期、不同屆次的大法官，會推出令人驚豔的一些裁判跟解釋。這些當然也引領我們的思潮往前進，但這難免都會是，由法學菁英所領導的，難免會是比較走在時代尖端，也可能會受到國外思潮的影響，所以這些東西要完全複製到中華民國，要人民能夠接受，難免會有一段距離，需要一段時間適應。
人民雖然受到憲法保護，但人民自己是不是，有很切身感覺到自己，有受到憲法的保障跟保護，甚至是已經習以為常、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但往往忘記了，這些是前人所做的努力，他們所付出的代價，你的歲月靜好，是有人負重前行，這也導致了我們，更不珍惜得來不易的憲政秩序。
在這邊阿牛哥還是要呼籲大家，在身為中華民國國民的同時，記得去理解憲法，民主因子早就打入我們的基因裡面了，無論是文化、制度，無不引領著我們，成為華人群體的民主燈塔。但這當然不可諱言，我們也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其實大法官在做判決的時候，並沒有以「我說了算」、「我最大」等方式，這樣做出來的判決，他們會用各式各樣的方式告訴你，他們為什麼做出這樣的判決、目的是讓大家溝通、異中求同，更趨向一致，正是因為大法官們，是法律的菁英們，他們所受的教育，其實也更告訴他們，有不同意見是很正常的，並且完完全全尊重不同的意見，這才是民主社會該有的樣貌。真心期待，這樣的制度，有一天也能回到我們的華夏大地。不管怎麼樣的方式，都值得我們嘗試看看，讓東方的法制也能綻放出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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