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啟蒙」時代至「浪漫」主義時期（約1750年1850年間），西歐旅行者在穿越歐洲邊陲地帶（主要指東歐和中歐東部）時，遇到「猶太教」和「東正教」這兩種主要的異質宗教。旅行者對這兩種宗教的看法呈現出截然相反的態度：對「猶太教」是普遍的排斥和負面評價，而對「東正教」則展現出好奇和善意。
「西歐」旅行者通常將自己定位為來自「文明歐洲」的人，以居高臨下的視角，來分析這些邊陲地帶的文化和宗教異質性，有時會套用「善良的野蠻人」（bon sauvage）模式。他們對「異國情調」和「異質性」感到興趣，這些是他們識別「邊陲」地帶的標誌。
19世紀的波蘭猶太人
當旅行者向東進入「波蘭」、加利西亞（Galicja）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匈牙利」時，他們必然會接觸到一種不同於西歐形式的「猶太教」。旅行者對東歐猶太人的描寫體現出四個主要特徵。
1. 數量眾多與地區差異
西歐旅行者系統性地指出猶太人在「波蘭」地區，特別是「加利西亞」的人數非常多。其次，他們明確地區分了「西歐」的猶太人與邊陲地區的猶太人。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Balzac）」在1847年的信中寫道，生活在德國和法國的猶太人已經融入社會運作之中，除了「商業」精明和貪婪外，「猶太人的一切特徵都消失了」。
然而，當他進入克拉科夫（Cracovie）以後，看到的卻是「真正的塔木德主義者」（les vrais talmudistes）。另一位旅行者夏維爾·馬米爾（Xavier Marmier）在次年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認為「波蘭」猶太人並不像法國或德國的猶太人那樣，採納了當地居民的服飾。
2. 貧困、骯髒與特殊的外貌
猶太人的「外表」是旅行者首先關注的異質性元素。他們穿著黑色長袍、留著長鬍子，並在臉頰兩側留著垂下來的鬢角。頭上戴著黑色「小圓帽」，外面再戴著寬邊帽或毛皮帽。
然而，這種服裝雖然本來可能非常具有「特色」，卻被描寫為「破舊、撕裂、被骯髒的污垢玷污」。旅行者普遍對波蘭猶太人特有的極端貧困和苦難感到震驚。馬米爾將他們的村莊描繪成由脆弱的木板房構成，整個家庭擁擠在充滿「臭氣熏天的空氣」的隔間裡。他描述街道上滿是衣衫襤褸的男女，以及在「充滿汙泥的水溝」中嬉戲的半裸兒童，將他們比作「污穢的動物」。
18世紀的波蘭猶太人
3. 負面「道德」評價與種族視角
除了將他們描繪得極度骯髒，旅行者還將「猶太人」視為小偷和惡棍。在西歐旅行者心中的民族等級制度中，猶太人處於較低的位置，僅被認為優於「吉普賽人」。巴爾扎克對此的評價尤為嚴厲，稱他們「極其擅長偷竊」。指責他們為了大量的「金錢」不惜殺人，並且保留著「野蠻的傳統」。
值得注意的是，旅行者看待猶太人時，將他們視為一個統一的「民族」或「種族」，而不是單純的「宗教」信徒。因此，他們詳細描述猶太人的外表、性格和習俗，反而忽略了他們具體的「宗教」實踐。雖然偶爾會出於想像，將猶太人的行為描繪成繼承自中世紀的、充滿魔術或神秘主義的「隱秘」行為，但整體上對其「宗教儀式」描述不多。
對「猶太人」的觀感普遍非常負面，沒有任何寬容或善意的跡象。這些在18世紀和19世紀上半葉被視為常態的描述和判斷，在今天被認定為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旅行者與猶太人之間總是保持著巨大的「距離」，並且很少覺得他們是「風景如畫」的。
Ⅱ. 對「東正教」的善意與宗教儀式興趣
與猶太教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方旅行者對「東正教」抱持著明顯不同的態度。東正教主要分佈在歐洲基督教東部，從南方到整個俄羅斯帝國。
1. 關注點：從外表轉向儀式
對於東正教徒，旅行者的興趣點在於他們的「宗教儀式」和慶典，而不是他們的外表。這與對猶太人的觀察大相徑庭。
由於「東正教」信徒分佈廣泛，從「希臘」一直延伸到「俄羅斯」北部，橫跨了多個文化不同的民族，旅行者傾向於將「民族性」與「宗教」區分開來。例如，在描述俄羅斯時，旅行者威廉·科克斯（William Coxe）提到俄羅斯「民族」的儀式和習俗，而不是單獨提及東正教徒。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神職人員」（如教士或主教）會被首先定義為東正教徒，而普通民眾則首先依據其民族性來定義。
19世紀「東正教」的教士
2. 宗教親近性與詳細記錄
無論是天主教徒還是新教徒，西方旅行者與「東正教」徒在宗教上仍屬於「基督徒」，因此存在一定的宗教親近性。儘管儀式和實踐上存在巨大差異，但正是這些「差異」吸引了他們的注意，並促使他們進行詳細記錄。
旅行者詳細描述了「東正教」的儀式和習俗，認為它們具備異國情調、奇特或不同尋常。例如，法國官員索米耶爾（Vialla de Sommières）在「蒙特內哥羅（Montenegro）」長期旅行並研究當地居民，他被社群接納，積極參與他們的「宗教」節日、婚禮和洗禮等儀式，並將其詳細記錄。
3. 善意的評價與有限的批評
西歐旅行者對「東正教」徒表現出善意，並且他們不會以價值判斷來定義天主教或新教的儀式，優於東正教的儀式。
旅行者普遍唯一的批評是針對「俄羅斯」地區教士的缺乏教養或教育，認為他們在村莊裡並不比農民受過更多的教育。然而，這種批評並非適用於所有地區；例如，索米耶爾在「蒙特內哥羅」就對當地教士的狀況感到驚訝，表示情況與「俄羅斯」不同。
Ⅲ. 結語：宗教「異質性」作為「邊陲」地帶的標誌
這兩種宗教「異質性」（猶太教的被排斥；和東正教的被接納）證明，這些在「西歐」不常見或以不同方式存在的「宗教」，讓旅行者無法保持無動於衷，而正是這些不同形式的宗教差異成為「異國情調」的來源。
在旅行者的意識中，這種文化和宗教「異質性」，在歐洲邊緣地帶創造了「地理距離」與「文化距離」之間的不成比例的差別。從「西歐」進入歐洲邊陲地帶，雖然距離可能很短，但在習俗和語言上的巨大轉變，會讓旅行者感覺自己與「文明歐洲」的距離被拉得更遠。因此，「異國情調」和「世界邊界」的概念是「主觀」的，取決於旅行者。
「宗教異國情調」成為西歐旅行者用來識別歐洲「邊陲」地帶的一種重要標記。當旅行者在感受到「異國情調」時，可能意識到自己正處於文明歐洲的「邊緣」。
「風景如畫」遍布歐洲，但「異國情調」只存在於歐洲文明的邊緣。
參考書目： Besson, Grégoire. “L’exotisme religieux des confins européens entre Lumières et romantisme”. Frontières et altérité religieuse, édité par Andreas Nijenhuis-Bescher, Susanne Berthier-Foglar, Gilles Bertrand, et Frédéric Meyer.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