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崙在莫斯科的撤退。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812 年冬天，拿破崙大軍從俄羅斯潰退，數十萬名士兵在飢餓、寒冷與疾病之中倒下。200 多年後，這些倒斃異鄉的靈魂仍在低語──他們究竟死於什麼？
最初他們以為是戰爭或屠殺遺骸，經考古團隊研究後，確定這些遺體屬於 1812 年拿破崙大軍撤退時在維爾紐斯病亡的士兵。
這些病亡者採多層疊葬，屍體緊密排列（平均每平方公尺約 7 具）。沒有棺木或軍事裝備，大多數人穿著殘破軍衣，伴有法國軍徽、扣子與部分制服碎片。屍骨沒有新的暴力傷痕，顯示他們是死於疾病而非戰鬥。後續的發掘發現，至少有 3,269 具個體。
對照歷史發現，在1812 年 12 月初，在潰退途中拿破崙率領殘餘的「大軍團」（Grande Armée）進入維爾紐斯。當時他原本希望可以在這裡集結與補給，但城市已經人滿為患、缺乏食物與醫療，氣溫低至攝氏零下 25 度。數以千計的士兵因飢餓、寒冷與疾病在短短幾天內死去，之後被匆忙埋葬於郊外。
2025 年 10 月，歐洲研究團隊重新分析立陶宛維爾紐斯（Vilnius）郊區這個集體墓地中 13 位拿破崙士兵的遺骸牙齒 DNA，這批人正是 1812 年潰逃法軍的一部分。
透過高通量古 DNA 定序（shotgun metagenomics），研究團隊在他們的牙髓中找到兩種細菌的遺傳痕跡。
其中之一是副傷寒（paratyphoid fever）的病原副傷寒沙門氏桿菌 C 型（Salmonella enterica Paratyphi C） ，會造成高燒、腹瀉與全身虛弱。1812 年拿破崙軍醫 J.R.L. de Kirckhoff 曾記錄士兵大量腹瀉與黃疸，他寫道士兵在立陶宛吃了「鹽漬甜菜（buraki kwaszone）」並喝其汁液，導致腸胃劇烈不適。這些症狀，的確與副傷寒有相似之處。
另外一個病原是回歸熱疏螺旋體 （Borrelia recurrentis），會導致「回歸熱」（relapsing fever）。這種病透過體蝨傳播，特徵是反覆高燒、昏沉與虛脫。
前者的基因型與 14–16 世紀的古代歐洲菌株相近，顯示此血清型已在人群中存在數百年；後者的樣本 YYY093A 也位於古老分支，與中世紀與鐵器時代的菌株相似，說明這種體蝨傳播的病原在歐洲至少也持續了兩千年。
研究團隊指出，這兩種病原同時出現在同一批樣本裡，顯示士兵們很可能在多重感染與極端環境壓力下相繼死去。
他們下了一個很謹慎的結論：「一個合理的情境是疲勞、寒冷與多種疾病的共同作用。」
也就是說，他們認為這些士兵的死亡原因不只是單一流行病，而是多重疾病疊加──當身體已經被推到極限，任何一種感染都可能是最後一擊。
這篇 2025 年的研究，是對早在 2006 年的論文的回應與補充。
當年，法國微生物學家Didier Raoult團隊在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發表報告，從同一座墓地的 35 名士兵牙髓與體蝨碎片中檢出斑疹傷寒立克次體 （Rickettsia prowazekii）與戰壕熱病原五日熱巴爾通體 （Bartonella quintana）。他們據此推論：士兵的死亡主要來自蝨子傳染的疾病。
那篇論文的發現很重要，但是它有一個問題：他們的研究從一開始就帶著假設。
Raoult 團隊的目的並非探索所有可能的病原，而是「想」證明經由蝨子傳播的疾病是主因。
因此，他們挑選樣本的方式也是「假設導向」：只尋找由體蝨傳播的疾病。這樣的檢測策略容易造成「偏見式發現」──你想找什麼，就只會找到那一類的東西。除非什麼都找不到，否則他們不會再去做進一步的研究。
當然，在 2006 年，古 DNA（ancient DNA, aDNA）研究仍屬早期階段。
當時的主要使用的方法是聚合酶鏈反應（PCR），它的特點是「針對已知序列放大」。
也就是說，研究者必須事先假設自己要找哪一種病原，設計對應的引子（primers），才能進行檢測。
因此 Raoult 團隊採用「目標導向式 PCR 檢測」完全合理，因為那是當時能夠取得結果的唯一可靠方式。所以，雖然我們以後見之明來看好像不夠客觀，但是那已經是他們能做到最好的了。
相較之下，2025 年的研究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
Barbieri 團隊不預設特定病原，而是用開放式的 DNA 掃描，讓所有可能的微生物自己「浮現出來」。這樣的做法更貼近科學精神──不以假設為框架，而以證據為起點。
然而，即使技術進步，兩篇研究仍有同樣的限制：樣本少且空間分布不明。
2006 年的研究分析了約 35 人，2025 年只有 13 人。
考古現場共有超過三千具遺體，但兩個團隊都僅取自其中極少數，且都未明確說明樣本來自墓地的哪一區、哪一層。
這意味著我們無法確知這些士兵是否在同一天或同一營區內死去。若樣本集中在某個角落，有可能這些遺體都來自同一營區：也就意味著他們的疾病可能只代表局部爆發，而非整個軍隊的狀況。
考古病原學的殘酷現實是：能取得的 DNA 的樣本極少。生物（在這裡是人類）的遺體的埋葬狀況，會嚴重影響到能否取得理想的樣本。通常這些遺體都不是在理想狀況下留下來的，潮濕、酸性土壤會破壞遺傳物質；想做全基因體分析，又需要高品質 DNA。
因此，研究者往往只能分析「保存最好的遺體」──儘管這些遺體未必最具代表性。
體蝨仍在故事之中
雖然 2025 年的研究沒有檢出斑疹傷寒或戰壕熱，但他們發現的回歸熱疏螺旋體仍然是由蝨子傳播的病原。
這表示2006年 Raoult 團隊的核心觀察──蝨子在軍隊死亡中扮演關鍵角色──並未被新發現否定。
只是，新的證據顯示，透過蝨子傳播的疾病並非唯一元兇，士兵可能同時受到副傷寒、回歸熱、飢餓與低溫的多重打擊。
從假設到證據：科學的反思
這兩篇研究之間的對話，不只是關於拿破崙軍隊的死因，更是關於「怎樣才算科學」。
2006 年的研究受限於當時的技術，使用了「帶著問題找答案」的策略，2025 年的研究則因為技術進步，能夠「讓資料自己說話」。
然而兩者都有盲點：前者假設過度，兩者都有樣本不足的問題。
在考古病原學這樣的領域，真相往往不是被一次研究揭露，而是被一次又一次的嘗試慢慢逼近。
魂斷異鄉數百年，科學仍在追尋
兩百年前的士兵在異鄉長眠，他們的身體早已化為枯骨，但殘留在牙髓裡的一點 DNA，讓我們得以聽到來自那場悲劇的微弱回聲。
副傷寒、回歸熱、戰壕熱、斑疹傷寒──這些名字只是不同的病原在不同條件下留下的印記。
真正奪去他們性命的，或許是戰爭本身：饑餓、寒冷、疲憊與疾病的共同壓迫。
在那樣的絕境裡，「哪一種病」已經不再重要。
兩百年前，那些在維爾紐斯雪地裡嚥下最後一口氣的士兵，或許在臨終前仍思念著家鄉的陽光與愛人。
如唐代陳陶的《隴西行》所言：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
他們的故事被塵封兩世紀，如今透過古基因體學與殘留的微量 DNA ，再度被我們聽見。
而科學所能追尋的，不只是死因，更是人類記憶裡那份對生命的哀悼與理解。
參考文獻：
Barbieri, R., Key, F. M., Guellil, M., Deguilloux, M. F., D’Amato, F., & Pemonge, M. H. (2025). Multiple bacterial pathogens contributed to the 1812 Napoleon army mass grave in Vilnius. Current Biology, 35(21), 4485–4492. https://doi.org/10.1016/j.cub.2025.09.054
Raoult, D., Dutour, O., Houhamdi, L., Jankauskas, R., Fournier, P. E., Ardagna, Y., ... & Drancourt, M. (2006). Evidence for louse-transmitted diseases in soldiers of Napoleon’s Grand Army in Vilnius.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193(1), 112–120. https://doi.org/10.1086/4985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