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撇子女孩》導演鄒時擎專訪。／攝影：ioauue
只要到了夏天，母親都會問鄒時擎，要不要穿個長袖、防曬一下。因為天生皮膚黑，彷彿生來就被註定，她的身體需要規訓，才能好看，才是漂亮。即使她說現在的自己已經自由了，但從小到大的被挑剔、批判，那種內化進身體的否定，會滲入一個人的人格裡。就算是到了現在，她還是不喜歡照鏡子，不喜歡拍照。
在《左撇子女孩》（Left-Handed Girl，2025），左撇子是魔鬼手的設定，其實也源自於鄒時擎的兒時記憶。外公希望她改成右撇子，母親希望她可以變白，生長在九〇年代的台北傳統家庭，即使成長過程沒有太多的戲劇性，但是生為家中長女，還是要溫柔、體貼、懂事才會得人疼。
處身於父權的生活就像在作戰，她要隨時調整自己的位置，夠會看臉色才能維持表面的和平，女兒們有時候會活成一塊冰川，在巨大的安靜底下，潛藏著更巨大的壓抑。
《左撇子女孩》導演鄒時擎專訪。／攝影：ioauue
《左撇子女孩》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鄒時擎的爸爸在十幾歲來到台灣，軍公教退伍之後，仍持續統御著家庭，父女二人的爭執極度激烈，而母親為了保護孩子，便在學校附近租了小房間給她。十四歲那年，她便開始了一個人的生活。
那時候的孤獨與自由，也成為她日後反覆練習的課題──離開熟悉的家和島嶼，學會一個人去面對世界。
母親作為她生命裡的第一個藝術啟蒙者，將自己兒時沒有機會學音樂的夢，寄放在鄒時擎身上。從五歲開始學琴，讀音樂班是日復一日主副修練習與視唱樂理聽寫，跟著音階上上下下起落，在枯燥的日子裡，她也因此培養出更細膩的感知能力。
原本經營幼稚園，也終於學起音樂的母親，卻因為家裡投資失利，變成去開娃娃車接送學生，後來也開了十多年的計程車。母親會在工作期間，順路送便當給她，這一段提早離家的生命經驗，既悲傷又自由，但也因此給了她獨自動身，尋找真正生活的勇氣。
《左撇子女孩》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左撇子女孩》導演鄒時擎專訪。／攝影：ioauue
鄒時擎說，她從來沒有想過拍電影會成為人生的路。成為創作者，開始喜歡電影，其實是在嘗試理解世界的過程，從裂隙裡掉落的螢石，後來才被時間慢慢磨亮。
母親十多年的計程車人生，與自小穿梭在中和的成長記憶，某程度上也打磨出了鄒時擎面對生活的韌性。在《左撇子女孩》的創作發想過程，她從美國回到台灣進行田野調查，才結識了在夜市工作的單親母女，故事裡的三個女性，並非傳統意義上的三代家庭，更像是三面彼此折射的鏡子，她們的生命故事就像所有家庭裡都會有的秘密，許多時候的說與不說，背後都出自於愛。
還在台灣的時候，鄒時擎曾和母親一起去看侯孝賢的《兒子的大玩偶》（The Sandwich Man，1983）。只有在爸爸戴上小丑的紅鼻子，兒子才認得這是父親，小人物穿梭於生存和生活的命運，那一種接近日常生活的真誠與克制，也讓鄒時擎發現電影是可以很日常的。
《左撇子女孩》導演鄒時擎專訪。／攝影：ioauue
這是她拍電影的啟蒙，而真正驅動著她離開台灣的，是她難以被接受的好奇心。鄒時擎在學生時期的成績極好，但翹課頂嘴也是家常便飯，也著迷於八〇年代的美國恐怖片，她並不是那種典型的好學生印象，老師甚至曾經說她「再會讀書也沒用」。
上大學之後，她開始想去更大的地方看看，她想知道，在這座島嶼之外，有沒有另外一種生活方式，可以讓她不用繼續隱藏自己？
《左撇子女孩》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左撇子女孩》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初到美國唸書的文化衝擊，便是看著身邊同學總能自在發言。生在一個並不鼓勵學生表達意見的教育環境，頭一次要在課堂上發言時，手心都冒出汗來，但那是她第一次意識到，原來自己是可以被聽見，可以誠實存在的。
「以前的女人總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進入家庭後就是肩負起照養責任，到當代社會已經鼓勵每個人要做自己，但妳真的做自己的時候，又會有人說妳錯了。我想要拍的就是在這裡面的矛盾和張力。」傳統文化塑造出的家庭故事，同時也制約著女性的命運，鄒時擎不僅想反抗那種以恨道愛的表達，也想寫出一個女性得以脫逸於制度的寓言。
「很多觀眾都以為怡安（馬士媛飾）對父親的態度很差，是她可能被父親傷害過，但其實不是，她只是太愛母親了，所以用謾罵父親來表達對母親的愛。」只是在這樣的文化裡，愛與恨的邊界總是難以分別，我們的愛裡總是帶著暴力，或是羞恥，也有無法說出的溫柔。
《左撇子女孩》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左撇子女孩》導演鄒時擎專訪。／攝影：ioauue
這樣的覺醒在回到台灣之後，她在十幾年前參加高中同學會，發現班上的同學幾乎都改名了，只有她還是用著一樣的名字。筆畫部首決定陰陽命格，換個名字命也比較順，女生用男生的名字，命就更苦一些，因為擔不起來──鄒時擎的名字比較「陽剛」，母親也曾勸過她改名。
招弟罔市冠上夫姓，成串的欣怡婉柔慧嫻，深藏在名字裡面的性別陷阱，魔鬼的左手就是從這裡長出來的，社會期待一致，戮力糾正不同，更希望所有的女兒們凡事都要溫良恭儉讓。
拍電影是不小心掉進生命裡的，她說得平靜卻異常堅定。創作並不是她用來逃離世界的方式，而是拿來理解世界，並且與之對話的甬道。
談回《左撇子女孩》，鄒時擎特別提到一場怡靜（葉子綺飾）穿梭於暗巷的戲。像是不小心跑到了城市的背面，明明外面就是喧囂的叫賣聲，但在那裡卻只剩下獨自踩過水窪的回聲，在城市不斷變遷的過程，那些處在暗面的內心活動，是所有的女孩都曾走過一遭黑暗，才能心明眼亮地開始尋找自由。
《左撇子女孩》導演鄒時擎專訪。／攝影：ioauue
從小時候看媽媽開計程車，她想起在被社會規訓之後，可能會覺得父母丟臉的孩子；在電影裡看怡安沒有念大學，她想起在被階級劃分後，可能會羞於啟齒身分的孩子；許多電影都只拍出衝突，但鄒時擎卻看見在那些衝突的背面，屬於一個人的輾轉。
就像她在找演員的時候，因為從來沒有看過蔡淑臻怎麼詮釋擁有慾望的單親母親，也沒有看過模特兒出身的馬士媛會如何成為角色，鄒時擎想知道的是在成規背後，一個角色、一個演員、一個女人，究竟會是什麼模樣。
《左撇子女孩》導演鄒時擎專訪。／攝影：ioauue
即使她的電影沒有給出答案，但電影從來就不為了交付答案。
女演員們，也因而成為最初的、同時是最後的戰場。尤其是在拍性的時候，鄒時擎更理解到當性成為女生們感受自由、追求權力或釋放的方式，便是再次地將自己的身體奪回，由此標誌存在的位置。
在《左撇子女孩》的最後，鄒時擎說她覺得現在的自己比較自由了，可以拍想拍的故事，還有機會重新拾起左手，走進生命的灰色地帶──去寫下那些生活在邊界上的人，以此奪回對生命的慾望，同時還能扶持其他女人的魔鬼的左手。
《左撇子女孩》導演鄒時擎專訪。／攝影：ioauue
採訪、撰文／黃曦
攝影／ioauue
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