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11日上午出席「2025年總統科學獎」頒獎典禮時，賴總統提出一個雄心勃勃的願景──他希望臺灣在未來三十年內，在物理、化學、生理或醫學三大科學領域，都能誕生一位諾貝爾獎得主（新聞連結）。
但當政治語言進入科學世界時，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件事是：
科學有它自己的時間尺度，與人類的政治時程完全不同。
如果我們真要理解「三十年內得獎」的可行性，第一步先容我以書呆子的角度來問幾個問題：
重大突破通常要等多久才能得獎？
為什麼有些人一兩年內就得獎，而大多數人要等二十年以上？
臺灣目前的科學環境，能支持什麼？不能支持什麼？
科學不是一句口號可以加速的。生物生長需要時間、化學反應需要時間、做實驗當然更需要時間。
但理解時間尺度，反而能幫我們看清臺灣真正該做的是什麼。
有些人「快到不可思議」，但那不是常態
以只看新聞的一般人看來，很容易會以為諾貝爾獎是某個人忽然做出一個偉大發現，過沒多久就獲得表揚。
但科學上的多數例子卻剛好相反：真正入選的人往往是「二十年前」就做出那件事的人。
然而，不可否認，有些人真的「快得驚人」。
最快得獎的科學發現
胰島素：從死亡邊緣被救回的孩子，與最快得獎的人
1922 年冬天，加拿大多倫多醫院裡的某間病房，十四歲的少年 Leonard Thompson 靜靜躺在床上。他的體重因嚴重糖尿病減到只剩 30 多公斤，皮膚乾燥，眼睛深陷，呼吸急促。當時的糖尿病幾乎只能靠「飢餓療法」維持生命──以極低熱量飲食逼迫身體降低代謝，讓患者在緩慢消瘦的過程中延長幾個月生命。
醫生與家屬都知道，他很快就會死。
就在這個少年即將結束生命的冬天，一種前所未有的治療被試驗性注射在他的手臂。
那是由班廷（Frederick Banting） 和貝斯特（Charles Best） 從犬胰臟中萃取出的「胰島素」。
注射後，少年血糖開始下降、精神恢復，臉色也從灰白轉為紅潤。三週後，他甚至能下床走動。
這種「臨床上眼睛就能看見的生命翻轉」在醫學史上極為罕見。
不到兩年後，也就是1923 年，班廷就獲得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從發現到得獎只花 2.3 年，是近代醫學史上最快的案例。
高溫超導體：那一年，全球實驗室徹夜瘋狂的複製成果
在1986 年的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裡，Bednorz 與 Müller 發現某些陶瓷材料在相對較高的溫度下也能呈現超導性。那是物理界一直以為不可能的事。
他們的論文一發表，世界各地的實驗室立刻開始複製。
一個成功、十個成功，整個物理界像被點燃一樣。
到 1987 年春天，全球科學家幾乎一致確認這是真正的重大突破。
於是，1987 年的諾貝爾物理獎立刻頒給了他們，距離發現僅 1.8 年。
這是物理獎史上最驚人的速度。
人造放射性：在巴黎實驗室誕生新元素的那一年
1934 年，Joliot–Curie 夫婦在巴黎實驗室用 α 粒子轟擊鋁板。他們發現，這樣可以讓鋁短暫變成磷，並在反應停止後仍持續發射輻射。
那是一種以前不存在於自然界的「新元素行為」。他們製造了世界上第一個「人造放射性」元素。
這是人類第一次能「製造」放射性，對核物理、醫學影像乃至後來的核能，都帶來深遠影響。
隔年，他們就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只花了約 1.8 年。
這三個故事的共同點是什麼？
首先，發現本身不需要十年來驗證。
以高溫超導體來說，實驗結果能立即被全球複製；
而胰島素與人造放射性，則是對生命、科技發生極大的影響。
因此，國際科學界瞬間達成共識。
雖然這些例子非常鼓舞人心，但它們都是「極端例外」。
大部分的時候並不是這樣。
所以，如果要討論「臺灣 30 年內得獎的機率」，就不能用例外來推論常態。
那麼平均情況是如何呢？
大多數情況下，諾貝爾獎比較像是「延遲 20–30 年的掌聲」。
根據過去一百多年來的統計，三大科學獎的平均等待時間如下：
生理或醫學獎：平均 20–30 年，部分甚至超過 40 年。
化學獎：20–25 年。
物理獎：20–30 年。尤其是理論物理，等待實驗驗證可能需要數十年。
而且，最近 30 年來，獎項真可說是「愈頒愈慢」。
為什麼？原因可能包括：
1. 科學變得更複雜，證據需要更長時間累積；
2. 全球同行更多，要讓學界達成共識更慢；
3. 從歷史的教訓看到，過早頒獎造成錯誤結果的可能性不低，讓委員會變得更謹慎；
4. 許多突破是跨領域的發現，需要更長的時間來驗證。
也因此，如果臺灣今天希望未來三十年內有得獎者，那麼：
理論上必須在「此時此刻」或「未來五年內」做出重大突破，否則時間根本不夠。
這是一個冷冰冰但務實的時間表。
誰將可能替臺灣得獎？不要猜名字，只能談「領域」
很多媒體喜歡點名某某學者是「最可能得獎的人」，但學術圈通常不會這麼做，因為：
領域不同，評審標準不同
很多突破需要十年以上的驗證
領域內地位高 ≠ 足以拿諾貝爾獎
科學不是明星排行榜
點名會造成過多社會壓力
因此，比較嚴謹的方式是討論臺灣最可能出現突破的領域。我請Gemini以Deep Research做了一個小研究，得到如下的清單：
（1）免疫學與癌症免疫治療
臺灣在國際合作者群中佔有一定地位。
若未來真的出現新世代細胞治療或免疫調控機制突破，臺灣可能參與其中。
（2）神經退化疾病研究（阿茲海默、蛋白質錯誤折疊）
臺灣的研究者在國際期刊中具有高引用率。
但是要做到諾貝爾獎程度的研究，需要的是能改變全球治療方向的突破。
（3）材料科學（半導體界面、2D 材料）
雖然臺灣不是世界第一線的基礎研究國家，但在應用與材料分析上非常強。
如果未來有新材料革命，臺灣有機會在其中扮演角色，但是否會成為主導者則難以預測。
（4）基因體學、精準醫療、作物基因編輯
這些領域正在快速成長，但 CRISPR已經得過獎了。
要再出現同級的革命，需要發現新的基礎機制。
臺灣想要在三十年內提高機率，需要重建科學的「土壤」
臺灣常說要追上「科學大國」，但真正的問題不是人才不夠，而是制度與環境的問題。
在臺灣，只要一提到某些科學家的名字，社會就會立刻分成兩派：
一派問「他這麼厲害，為什麼還沒得諾貝爾獎？」；另一派則反過來說「他這種人也配？」
表面上是立場不同，但這兩派其實共享了同一個錯誤前提：
把科學家個人放在科學制度之上，把諾貝爾獎視為對「人格」或「國族榮耀」的裁決。
可是，諾貝爾獎表揚的不是完美的人格，更不是政治清白，而是明確、可驗證、足以改變全世界的突破性發現。
「他為什麼沒得獎？」不是科學問題，而是期待與投射。
「他不配得獎」也不是科學問題，而是情緒與道德化。
這種用人物崇拜與人物攻擊討論科學的方式，只會讓真正的核心問題被忽略：
臺灣欠缺的不是科學家，而是能讓世界級研究誕生的制度。
把個人當作問題的出口，反而遮蔽了整個國家的科研環境、長期投資、學術自由、基礎研究文化與人才流動機制。
而這些，才是能不能在三十年內產生諾貝爾獎級突破的真正關鍵。
四個策略
以下四個策略，是幾乎所有研究政策學者都同意的方向：
（1）建立長期穩定、不中斷的科研經費
許多研究都發現，要讓諾貝爾級研究誕生，往往需要10–20 年穩定投入。
以臺灣目前的經費制度多為短期、需要年年參加「國家級作文大賽」的狀態來說，研究者很容易被迫追逐快速產出（KPI），因此也無法冒險投入長期研究；如此一來，就難以打造「十年磨一劍」的諾貝爾級的突破。
（2）建構大型研究中心，而不是把資源切碎
日本與以色列之所以能出現諾貝爾獎得主，有一個共同點：
他們有大型集中式研究中心。
這些中心具備最先進儀器、有長期研究計畫、與國際合作密切，因此能吸引頂尖學生與博士後研究員的加入。
相對地，臺灣的資源配置常常過度分散：
太多小型實驗室，每個實驗室都缺儀器、缺人、缺空間；
升等壓力讓科學家們不得不把研究拆成碎片；
加上國家級作文大賽，讓科學家們疲於奔命、難以衝刺。
（3）吸引世界級科學家來臺灣「長期落地」
日本把世界頂尖學者拉來日本工作十年以上，結果他們真的得獎了。
臺灣目前的困境是：因為行政負擔（評鑑etc）太重、科研文化太瑣碎，使得臺灣對外籍學者來說，沒有足夠吸引力。
如果不能吸引世界前 0.1% 的科學家，那麼臺灣的研究能量仍會受限。
（4）要容許「十年看不到成果」的研究
諾貝爾獎級研究往往在前十年難以看到回報。
但是，臺灣的升等與研究評鑑制度卻要求五年一定要有代表作，而且期刊論文無論是數量、IF、排名都要達標。
這會直接扼殺有潛力的長期研究。
很多時候，不是科學家不努力，而是制度讓他們沒有餘裕。
總而言之，不要把拿「諾貝爾獎」當成政策 KPI，而要把發展正確的「科學文化」當成目標。
當一個國家把「得獎」視為目標時，往往會走向錯誤方向：
追逐風口、趕流行、湊熱鬧式的科學研究。
真正應該要追求的是：
穩健的科研制度
健康的科學文化
尊重基礎研究
保護年輕研究者
提供科學家「失敗的自由」
當這些土壤都存在，得獎只是自然結果。
我們真正要思考的不是「三十年要得獎」，而是「科學能不能在臺灣好好生長」。
諾貝爾獎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科學獎項，但它從不追逐口號。
它給的是：
經得起時間考驗、被全球科學家接受、能改變世界的研究。
這些研究不一定熱門，但一定重要。
因此，若臺灣想在未來三十年內看到得獎者，那麼：
我們需要的是制度，而不是目標。
科學需要的是耐心，而不是激情。
國家需要的是長期文化，而不是短期口號。
如果有一天，臺灣真的出現諾貝爾獎得主，那不會是因為某一位總統提出過什麼願景，而是因為：
在他提出願景的十年前、二十年前，有一群科學家在沒有掌聲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做最重要的事。這些事或許最難、最被忽略、最需要時間，但是不能不做。
而這，才是科學真正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