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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到一間大學的學生諮商中心面試，在台灣，應徵心理諮商師的工作，部分單位會有一場5-10分鐘的個案演練，目的是讓單位的人可以評估應徵者的諮商技巧和專業度。不過有些單位會免去這個環節。
昨日應徵的大學恰好有安排5分鐘的個案演練，先前在應徵別的單位的時候也遇過要演練，外加上過去兩年的實習階段，已累積不少接案的經驗，對於演練，我並沒有太多的擔心。然而，昨日卻表現得很糟。
昨日扮演個案的學生帶來的議題是，遭遇詐騙事件。那個當下，我下意識就進入問題解決模式，開始追問事件細節，比起關心眼前的人，第一時間想的是要怎麼和眼前的人一起解決這個問題。演練一結束，我就感覺自己處理方式不太對。結束面試，回程的路上，我回想了整個過程，場構和蒐集資訊確實都是需要做的，但整個過程卻缺乏了溫度和同理。這個問題，在以前涉及問題解決的議題，我也曾被點出來過，在那個當下，資料蒐集和被詐騙後的行動確實都是需要的，可是在那之前，我應該先好好關心眼前的人。
我該做的應該是先同理個案說出這件事的不容易。
「從事情發生到現在，你不敢和任何人說，都是自己一個人撐著，應該很辛苦吧。」
「要對老師和我說出這件事，對你來說，一定很不容易，你很勇敢。」
我應該要先這麼說才對。
如果角色對換，我也希望對方先這麼做。
為何我會出現這個失誤？我把問題至於人之前，反射性想著先和個案一起解決問題。
到底為什麼呢？
我想了久，後來我意識到，因為「不容易」這件事情，在我身上，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而是很少被看見。
同時，我也意識到，這件事在台灣的文化裡很常發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經驗？你過得不太順利，或者剛好遇到一件糟心的事情，你只是想要有人可以傾聽自己訴苦。
「這又沒什麼。」
「這還好吧？」
「我最近也過得很糟。」
然而，你卻接收到這樣的回應。
又或者是，你看著新聞上或是網路上有人分享自己如何辛苦或挫折。你的內心萌生一個，「這還好吧，我也經歷過耶，或是我遇到的更慘。」的想法。
這些回應和想法的背後，都是源自於將「不容易」、「受苦」視為理所當然的心理因素。再往回推，這背後有一個信念是「人生本來就不容易啊，撐過去就好了。」
在這樣的信念底下，受苦被視為一種基本配備，而非需要被回應的經驗。
不容易，不是什麼特別值得被停下來看一眼的事；於是，我們學會很快地跳過情緒，直接進入解法。
學會在別人開口之前，就先替事情「合理化」。
學會把「先撐一下」當成安慰，把「大家都一樣」當成理解。
這樣的文化，並不一定是惡意的。它往往來自於一種更深層的集體經驗——
當沒有人有餘裕被好好接住時，忽略感受，反而成了一種自保。
久而久之，我們對「不容易」變得遲鈍。
不只對別人，也對自己。
所以我才會在那個當下，下意識地把問題放在人前面，急著和個案一起「做點什麼」，卻忘了先陪他站在原地，看一眼他走到這裡花了多少力氣。
因為我太習慣了——沒有人先問我：「這樣撐著，其實很累吧？」
我是五專、二技語言科出身，在傳統產業工作一年左右，我毅然決定辭職，重零開始學諮商，並重新回到學校，相比大學本身就是諮商專業的，我需要花更大的力氣和時間。
最後，我就這樣走過來了，過程中從沒有人看見那個「不容易」，包括我自己，就連我也覺得：well...是真的超辛苦啦，像地獄一樣，但就這樣囉。
這幾句格言，想必大家都很熟悉：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吃苦當吃補。」
而這，或許正是寫近華人文化的集體創傷，最後它化成一句句看似平常的話：
「這又沒什麼。」
「大家都這樣過來的。」
「別想太多。」
因此，我們都需要被練習的，先練習停下來對自己說一句——
「這件事對我來，說真的不容易。」
「我真的很不好受。所以，我想先做點什麼讓自己好一點。」
不是為了解決什麼，而是讓一個人的受苦，不再是理所當然。
每個人的不容易都是值得被好好看見，因為那代表很多，那可能代表是我們付出的真心、勇氣、時間、金錢或者其他。
我們大可輕鬆一點，什麼都不做，但我們還是做了，而這本身就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一起練習，好好疼惜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