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民主轉型的浪潮中，柯文哲從「白色力量」的象徵，淪為貪污案被告，這本身就是一則政治寓言。而法院此次「諭知」被告到庭的決定，更如一記警鐘，敲響了司法與政治交織的複雜旋律。表面上看，這僅是刑事訴訟法修法後的常規應用：為防逃亡，針對曾羁押被告行使裁量權。但深層而言，它暴露了台灣司法體系在高調政治案件中的困境——如何在公眾壓力下維持獨立，又如何避免被貼上「政治工具」的標籤？
首先，我們必須肯定修法的初衷。2023年刑事訴訟法增訂第312條之1，正是為了彌補舊制漏洞：過去被告可選擇不到庭，宣判後若判重刑，他們有機會在判決書送達前逃亡。這不僅損害司法公信力，也讓受害者（在此案中，是納稅人）感到無力。柯文哲案適用此條，無疑是合理的——他曾被羁押，檢方求刑28年，案情涉及數百億公帑，若不強制到庭，風險確實存在。這不是「玄機」，而是法治的務實進步。
然而，批評者如柯文哲本人，將此視為「政治迫害」的證據。他在庭後呼籲「相信制度」，卻同時質疑檢方動機，這反映了台灣政治文化的痼疾：每當藍綠白三黨領袖涉案，總是先喊「獵巫」而非面對證據。事實上，京華城案的證據鏈——從政治獻金到容積率調整的行政記錄——已由檢方詳盡呈堂。若法院僅因政治考量而諭知到庭，那將是司法的倒退；但若基於事實，這正是制度運作的證明。更廣義來說，這起案件提醒我們：政治人物的廉潔不是靠「節儉」故事或眼淚博同情，而是靠透明機制。柯文哲的崛起本於反貪腐，如今卻身陷其中，諷刺至極。法院的宣判，不僅將定奪他的命運，也將測試台灣司法的韌性——在民粹與黨爭的夾擊下，能否堅守無罪推定原則？
最終，無論3月26日結果如何，柯文哲案都應成為轉機：強化反貪法規、提升公務員倫理，並讓政治回歸政策而非陰謀論。台灣民主，需要的不只是「諭知」，而是徹徹底底的「自知」。
（本文基於公開新聞與法律資料撰寫，僅供參考，非法律意見。如欲轉載，請註明來源。）
研究分析：為何此次法官採用「諭知」？
1. 法律基礎：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
- 根據台灣《刑事訴訟法》第312條，原規定宣判時被告不在庭亦可進行，僅需宣讀主文（刑期或無罪），完整判決書後續送達。這意味被告無強制到庭義務，宣判往往僅30秒結束。
- 然而，2023年修法新增第312條之1：針對曾羁押或停止羁押的被告，法院「得」諭知被告於宣判時到庭；若未到庭，得拘提。這是為防止被告逃亡而設的機制，尤其當法院預判可能判處重刑時，可立即評估是否需重新羁押。
- 意義：這非絕對義務，而是法官裁量權。適用條件包括被告曾被羁押（如柯文哲於2025年被羁押後獲釋），且案情重大、有逃亡風險。法院行使此權，暗示對被告不利，可能需宣判後立即執行強制處分。
2. 此次案件的具體原因
- 被告背景：柯文哲曾被羁押，符合修法適用對象。檢方求處28年重刑，法院可能擔心宣判後被告得知結果逃亡，故要求到庭以便即時處置。
- 法院考量：律師李中志分析，法律無強制規定被告聽宣判，但修法後針對高風險被告，法院可主動諭知。這反映法官對案情的初步評估：若傾向無罪，無需此舉；反之，則需防範風險。
- 比較其他案件：一般輕微案件或無罪預判時，法院不諭知到庭（如第281條例外）。但京華城案涉及公眾人物與巨額貪污，社會關注度高，法院謹慎處理以確保司法效力。
3. 潛在影響
- 若柯文哲不到庭，將遭拘提，可能影響其政治形象。反之，到庭聽判若判有罪，法院可立即決定是否羁押，避免類似過去被告逃亡的案例（如立法院研究報告提及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