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文譯版由麥田出版）一書的最後一章，花了巨幅的篇幅在討論末世論或千禧年主義作為政治動員的普遍性。《弱者的武器》一書的前幾章花了大篇幅討論日常中的抵抗，但最後一章卻密集地討論相當不日常的「武器」，即末世論跟彌賽亞式的動員。
他對於末世論的討論邏輯大致如下。
在傳統由葛蘭西提出的「霸權」論來說，統治階級可以透過生產意識型態來「支配」下層階級，而斯科特在馬來西亞農村的田野調查，卻得到了截然不同的觀察，發現被統治階層往往可以挪用甚至顛倒了這些意識型態。而在該書的第八章，亦最後一章，斯科特把他的田野經驗一般化，一口氣便連結到了人類文明最神秘但也最具威力的現像：末世論與千禧年主義。
古老神話的一個特色便是充滿了「世界顛倒」過來的故事，而末世論是當中最具威力的一種預言型式。舉凡羅馬的農神節或希臘的酒神節，都充滿了「天地顛倒」的色彩，秩序是可以一夕變換過來，主子變僕役，下屬變主人，這些傳統的「顛倒」儀式在歐洲化作正教下潛行的異行，羅馬教庭花了數世紀想要將其消滅。
而回到世界各地的政治動員，末世論便是當中最激進的例子，指引了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末世論當中有幾個特色。筆者整理自斯科特的討論，認為除了三個斯科特明確點出的特色外，其實還意涵了另外三個特色（下述的第四到第六點。）。
第一個特色是歷史上的連續性，通常一個地區的末世論是深植於民間傳說與信仰系統，甚至深入了一個社會最卑微的階層。
第二個則是自發性，往往不存在一個明確的組織，但末世論卻如燎原火般的四處燒了開來。（然而，末世論在東亞卻是由會黨等秘密社會為組織形式，斯科特的分析未包含下文會談到的天地會等，因而此故。）
第三個則是烏托邦色彩，一旦末世論政治動員爆發，會徹底的推翻多數的既存階層秩序，比方說對私有產權的否定。
而從斯科特的探討，我們還能發現第四到第六個特色：
第四個特徵，乃是「彌賽亞」。斯科特在討論中也發現了「千禧年主義」的彌賽亞特色。末世論的動員往往是反權威的跟反秩序，卻又常會推出某個「救主」來當作末世運動的領導人。
第五個特徵則是「共同體想像」，斯科特的討論亦包含這一點，這是相當特殊的一個動員狀況，當末世論動員從星星之火長成燎原大火時，往往是超越血緣、地緣等等身份跟想像的壁壘。這種「跨地方的」「共同體」想像遠比為這是除了較為近代的安德森式的「民族作為想像的共同體」更為古老。
第六個特徵，則是由筆者命名的「彌賽亞奇點」現像，這並非斯科特原書的用語，但筆者重讀他第八章好幾次後，想出了這個術語。
大部份有末世論的宗教平時都人勸人向善的，何以會一夕之間轉換成革命暴力呢？根據他的觀察，末世論革命的特色便是「長期沉寂於邊垂」的幽暗預言，卻可能在一夕之間成為了所有人都參與的主流，將浪漫的激進奇想轉成現實。這從邊垂到主流的時間往往非常短，一旦爆發，對於社會秩序的訴求乃是「全有到全無」。
彌賽亞式的動員，歷史與社科研究相當多，Jack A. Goldstone所寫的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Population Change and State Breakdown in England, France, Turkey, and China,1600-1850便著墨不少。
在本文的餘下篇幅，將走出斯科特的書，透過不同的史料跟研究，探討以下的課題：
- 俄羅斯的沙皇與道德真空
- 帝制中國與白蓮教與羅教
- 洪門與天地會
- 羅教與青幫
- 羅教、齋教、西來庵事件與戒煙鸞堂
- 中共革命：毛澤東的彌賽亞
俄羅斯的沙皇與道德真空
以俄羅斯二月革命為例，根據金雁的分析，莫斯科的警察局當時找不到任何有組織的組織者，單純是因為糧食價格上漲而許多當時的俄羅斯主婦大媽相當不滿。這某方面也跟沙皇於1905年（早了12年）的血腥鎮壓有關，韋伯在評論1905年的「血腥星期日」事件認為，這場鎮壓讓沙皇在俄羅斯失去了道德浪漫色彩，不再是俄羅斯農民的「慈父」，這件事長遠來說對於二月革命的「失控」影響甚鉅：傳統上的沙皇被農民視作對抗暴政的保護者，而如今他與暴政畫為等號。某方面來說，也是在這脈絡之下，列寧等人的共產主義政權，才逐漸於十月革命充填了這裡的「保護者」的真空。
這裡的「沙皇作為彌賽亞式的保護者」的浪漫道德傳統的討論可以見於英國經濟學家Nigel Harris的The Revolutionary Role of the Peasantry一文。這Tsar-Batiushka對於理解沙俄下的農民運動相當重要，因為農民多半認為沙皇是保護者，而農民的困境出於朝中有「邪惡的沙皇顧問」或是「邪惡的宰相」，導致沙皇被欺騙，於是多數的沙俄農民起義，常常是打著「救我乃父」的名號。懂此脈絡，也才能理解為何常常出現在電影裡的妖僧拉斯普丁對於俄國當時的政治動員影響如此巨大。
帝制中國與白蓮教與羅教
而在帝制中國，類似的末世論亦是常見。上文提到的Jack A. Goldstone花了不少篇幅的便是明清後成熟的「無生老母」的信仰系統，如明清時白蓮教叛亂所倡導的「真空家鄉，無生老母」。
先談白蓮教，其叛亂更是穿越了中國多個王朝的宗教動員，而其末世論色彩隨時間經過越發濃厚。在講白蓮教之前，必須先講彌勒信仰。
彌勒信仰的彌賽亞奇點，來自信徒相信彌勒將會繼承釋迦牟尼佛而重新降生人間，出家修道，覺悟成佛，並將於龍華菩提樹下舉行三次傳法盛會（又稱龍華三會），分別度化九十六、九十四、九十二億眾生。這東西在北魏釋法慶創「大乘教」時，便改造其為「殺一人者為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為十住菩薩」，起義兩年雖遭鎮壓，但彌勒降世的許多思維則由白蓮宗所承，每當社會貧富不均差距劇烈時，就會再從社會的孔洞中鑽透出來，比方有不少歷史研究便發現，參與北魏這種大規模「彌勒革命」的，就是社會中最為底層的人。
在南宋時，因為白蓮宗不殺生飲酒，禁食蔥乳，當時南宋官員則稱之為「喫菜事魔」，而隨著蒙古鐵騎南下，到了宋末時，融合了白蓮宗受到彌勒教影響，從崇奉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改成信奉「當來下生娑婆世界」的彌勒佛，以「火中生白蓮」為象徵，並於元初漸漸參雜了明教，在蒙元的財政壓迫之下（蒙元的驛站系統對民力的榨取可謂中古時期難有可比之對像），農民因著白蓮信仰大規模起義，到了元末紅斤軍起義的朱元璋，除了跟張無忌（不是）的明教有關，也與白蓮教的信仰系統有關。
然而，到了朱元彰一統天下後，接受李善長建議，反手便取締了白蓮教，然而明成祖永樂十八年二月（1420年）時，山東白蓮教女教首唐賽兒發動起義，雖然失敗，但也說明了白蓮教的暗流難以抵擋。
乃至後來，山東即墨軍人羅清，又在北直隸創立了羅教，提倡「真空家鄉，無生父母」的教義，認為世人終究必須回到「無生父母」的身邊，「無生父母」成為最高階的主神。「無生父母」此一概念，演變為唯一神「無生老母」，無生老母進而被白蓮教等等教派所接受，以「無生老母」為主神，並三教合流，主張「無生老母」將派遣彌勒佛下凡拯救世人。
羅教系統的「無生老母」的符號，多半是「母」字轉九十度。
於清兵入關後，則又演變成了各個不同的教派，如清水教等。白蓮教與反清復明的勢力結合，尤以川楚教案為主，川楚教案的傳統歷史研究最為眾多，像鄭天挺的《清史》便探及清帝國為了鎮壓白蓮教案，前後投入超過二億兩白銀，約國庫五年財政收入，嚴重衝擊清政府的財政能力，而近年來最重要的作品應當數王文生的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 Crises and Reform in the Qing Empire一書，
洪門與天地會
除此之外，那一句道上的「洪花綠葉白蓮藕，三教原來是一家」，則是說明了白蓮教（白門）、青幫（青門）跟洪門（即天地會）那相當複雜的關係。
洪門（天地會）組織除了透過韋小寶（不是），主要是透過陳近南在華南跟東南亞有規模的發展。比方說臺灣的林爽文事件，便跟天地會有關。1916年在法國殖民下的越南的大規模叛亂事件，起事領袖潘赤龍，根據法國殖民政府調查，也是天地會的成員，被荷蘭於消滅於西婆羅洲的蘭芳共和國，亦為天地會的流變。
而廣東系統的洪門，在轉化為三合會，孫中山、黃興等人再從相關的三合會，亦是孫中山革命的主要會黨基礎（三合會在中國1949後大規模的受到清剿），而留在香港的三合會除了變成了「古惑仔」，亦在1980年後漸漸被中共吸收直至今日。比方說，協助中國發展航母的劉華清，跟香港三合會相關組織新義安（義安是潮州移民系統，後於香港轉化為新義安）的向華強，便有結為義父義子的傳聞。
羅教與青幫
至於青幫，則與羅教系統較為有關，幫會人士在初期以大運河漕運為業，幫會亦為水手提供喪葬等社會服務，在乾隆朝間漸遭取締，轉為地下化。民國時期，活躍於上海，有名的杜月笙便屬青幫，便協助蔣介石，除了蔣介石清黨背後有青幫之外，宋子文當時在創建中華民國中央銀行時，遇到各個上海的銀行有自己發鈔權跟發債權，要將金融實權收回來，後面亦傳聞有青幫對於諸多銀行家的施壓，宋子文集中國民黨財金實力，並逐漸建立四行二庫體系，其從民間汲取的金流，則導向向了蔣介石主導的軍委會（跟資委會），也成為了蔣介石發展國家實力的主要資金來源，從建立德械師、南昌土地丈量到培養不少戰後來台的技術官僚的經費，多半直接或間接出於軍委會系統，軍委會系統的資金，又多半依賴上海金融機構的在宋子文下的統制，可謂青幫在金融史亦有特殊的一筆。
羅教、齋教、西來庵事件與戒煙鸞堂
羅教對於戰後臺灣的影響，除了走上海-青幫這條線，亦有走「齋教」這條線，齋教又被稱為「喫菜教」（讀者可見於上述關於南宋白蓮宗的特徵，亦為「食菜」）。臺灣齊教比較傳統的派別，仍奉羅清為祖師。根據佛學研究，到了晚清，閩西地區與臺灣官員亦與齋教關係甚為良好。
康豹有大量研究的西來庵事件，背後便有齋教。西來庵事件之余青方，便是在臺灣傳播齋教，而成為了動員的力量之一，並遭到日本殖民政府大規模鎮壓。
然而齋教並沒有因此斷絕在臺灣。後來經由鸞堂而積極勸臺灣人士戒鴉片的「扶鸞問事」，恩主信仰的鸞堂跟齋教的關係也相當緊密。恩主公信仰下，神明會下降到人間，拯救人民，對人民有恩，因此稱為恩主，或恩主公，性質上亦類似於基督教的救世主與彌賽亞。
除了這些之外，像一貫道、天道教等在臺灣也是信仰無生老母。
中共革命：毛澤東的彌賽亞色彩
大部份有彌賽亞信質的宗教與會黨，在中國1949後慘遭大規模的清洗跟血腥鎮壓，還在香港與東南亞的殘部，都多數遭到收買與收編，「內殺外賄」的策略，大概是共產黨處理彌賽亞組織的主要策略。根據網路上的統計，包含青、洪、白在內的彌賽亞型幫會成員，應有近15萬人遭到極刑。而原本在中國甚為廣傳的基督教，基督教亦轉往地下化。
中國大規模的鎮壓，跟共產主義的無神論訴求未必有關係，因為中共當時針對中國邊疆回民開了一個特殊的門，就是民族自治或是民族特色，可以當作文化遺產來處理，但對於有彌賽亞色彩的團隊多半加以取締。
不過，這取締的結果，應當就是毛澤東本身壟斷了彌賽亞的身份。這過程或許可以視為毛在驅逐其他的潛在彌賽亞，自己壟斷動員的奇點。
共產主義本身一如哲學家Isaiah Berlin所說，有強烈的彌賽亞色彩，而這件事在毛建立的個人崇拜底下更推廣到了極致。毛的形像主要是「大救星」、「大救主」的角色，於是有了共產黨員一邊唱《國際歌》---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卻又一邊上演《東方紅》的情境：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事實上，毛澤東作為彌賽亞的傾向，在現在中國依然存在，隨著中國經濟不景氣，許多網路上小粉紅遭網管強力鎮下的言論，卻常常是在緬懷毛主席。這真是相當詭異，苦難與救贖的起源竟然全繫於同一人。
結語
結語而言，筆者從斯科特出發，探討了彌賽亞政治運動的特質，雖然大部份的宗教日常都是勸人向善的（共產主義算是例外），然而彌賽亞政治的末世色彩卻可能導致某種「奇點」式的革命現像，政治運動的參與者得以想像日常秩序足以一夕之間顛倒過來。
筆者進而整理了俄羅斯的沙皇與道德真空、帝制中國與白蓮教、洪門與天地會、羅教與青幫、齊教與西來庵等諸多議題，最終收斂回中國革命與毛澤東的彌賽亞色彩，希望本文對於末世論、千禧年主義政治動員的彌賽亞政治現象有興趣的讀者有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