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集《怒嗆人生》（Beef）劇照
一、論亞裔如何被建構為美國夢的最佳代言人
近幾年來，亞裔移民相關影視作品在好萊塢的能見度與話語權明顯提升。自較早的電影《喜福會》（1993）以來，到近年引發廣泛討論的《瘋狂亞洲富豪》（2018）、《夢想之地》（2020）、《媽的多重宇宙》（2022），以及本文關注的影集作品《怒嗆人生》（2023）等，皆可視為亞裔逐步走向主流敘事的例證。這些作品使得亞裔角色更有機會進入媒體再現與公共討論的視野，並觸及移民群體之階級流動、文化認同與創傷經驗。然而，主體性的提升並不必然意味著再現框架已被鬆動，不少文本仍舊遵循「模範少數」的成功敘事進行再現。在此脈絡下，本文以《怒嗆人生》作為核心文本，檢視其如何跳脫既有框架，並藉此切入點探討亞裔移民的普遍困境。
Netflix影集《怒嗆人生》（Beef）並非一部典型的亞裔移民故事，它以一場極度日常且平凡的路怒事件開啟，帶出一連串火爆的連鎖效應，折射出亞裔移民在世代之下所承受的種族創傷。Danny與Amy這兩位主角在設定上反映亞裔美國人在當代美國社會的兩極化生活處境：一位是掙扎求生存的藍領階級承包商，一位是看似成功卻在多重身分之中不斷轉換的女性創業家。兩人乍看之下毫無共通點，但影集正是透過這種對比，揭露亞裔角色在美國夢信念之下所面臨的共同困境：「一群不被允許不快樂的模範少數族群」（Tabares, 2023）。在黑色幽默的敘事堆疊中，影集呈現的不只是Danny和Amy兩人間彼此叫囂、壓抑、崩潰的情緒反應；同時也顯示出他們被置放於一個雙重規訓的位置：一方面被「儒家倫理」下的親子義務與東亞家庭規範所約束，另一方面又被西方主流文化長期塑造之「亞裔模範少數」形象所期待與凝視。
細究模範少數的「美好形象」，可發現其中往往伴隨一套高度同質化的敘事與人物樣貌：勤奮、聰明、守法、低調、不抱怨。在獲得模範少數族群的稱號之前，亞裔是被西方唾棄的「黃禍」他者（The Other）。引用學者Said於1978年提出之「東方主義」（Orientalism）概念，他批判西方藉其刻板偏見將東方描述為「異類」的論述，抨擊西方人試圖矮化或是妖魔化東方文化的舉動（Said, 1978）。這樣的負面形象直到 1960 年代才開始出現變化。
在冷戰格局下，隨著美國調整對亞太地區的外交與種族策略，亞裔從被妖魔化的「黃禍」外來他者形象，轉變為勤奮、順從的「模範少數」族群（model minority；Kawai, 2005）。美國主流媒體如《時代雜誌》（Time）、《新聞週刊》（Newsweek）、《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等媒體均推崇亞裔實現美國夢的現象，並將亞裔描繪為「比白人更白」的少數，使得亞裔移民群體成為美國夢仍然有效運作的最佳例證（Brand, 1987；Lee, 2015）。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4年對美國人口普查統計數據的分析，亞裔不僅是當前美國人口成長最快和收入最高的群體，也被認為是受教育程度最高、最富裕，以及生活最快樂的群體。當中約有45%的亞裔受訪者表示自己「正在實現」美國夢；26%則認為自己「已經實現」美國夢（Pew Research Center, 2024）。Tizon（2014）指出，亞裔移民群體對美國夢的嚮往，可置於殖民權力結構的歷史脈絡中加以理解；他以「被征服者愛上征服者」作為隱喻，說明移民者往往將「美國」視為得以重啟生活的「夢想之地」，而「美國夢」則成為移民群體對美好生活的投射與想像。
影集《怒嗆人生》（Beef）劇照
二、一群「不被允許不快樂」的群體
儘管「模範少數」帶來的正面影響使得亞裔群體的身分地位從邊緣被推向成功典範，但他們在美國主流社會始終處於一個「模糊的三角地帶」。Kim（1999）提出的「種族三角論」（racial triangulation）指出，亞裔一方面因模範少數神話而在種族位階上高於黑人，卻又因「白人至上主義」而始終低於白人。這導致一個矛盾現象：亞裔在外界需要時被稱作「美國夢的模範榜樣」，但在更多時刻又被視為「永遠的外國人」或「外來他者」，而近年新冠疫情期間的仇亞風波便是鮮明例證。
在這樣的種族三角結構下，「模範少數」儼然成為綑綁亞裔的標籤，他們一方面被要求以勤奮、自律、成功來證明自己的「美國性」（Americanness）；另一方面卻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排擠與歧視，而那些無法達到模範少數標準的亞裔則被冠上「不夠努力」的標籤。作家Cathy Park Hong（2020）將這種一方面被期待持續向上、另一方面其情緒與經驗在主流話語中難以被正當對待的處境，概念化為「亞裔少數者感受」（minor feelings）。這使得亞裔被推向一種既不被允許失敗、也不被允許不快樂的矛盾情緒狀態。
劉文（Liu, 2024）進一步指出，亞裔美國人在白人社會中持續在「同化」與「被壓迫」之間搖擺，她以「彈性的種族政治」（racial flexibility）來指稱當代亞裔所處的模糊處境。這種「彈性」不僅體現在政策與社會互動的層次上，也深刻影響著亞裔被觀看與敘述的方式。截至目前，許多以亞裔為主角的影視文本，即便試圖修正早期的種族刻板印象，卻仍難以完全擺脫以「模範少數」作為核心的敘事框架。如同Charles Yu（2020）的小說《內景唐人街》（Interior Chinatown）所反諷的：亞裔不僅必須努力實現美國夢，還必須扮演一個永遠積極、堅韌且不抱怨的角色。
相較於持續複製成功敘事的文本，《怒嗆人生》透過 Danny 與 Amy 兩名主角，將這些被壓抑的情緒以失控、報復與自我毀壞的形式具體化，從而再現出亞裔族群現正面臨之共同交織性創傷經驗。
三、完美表象下的交織性困境
影集《怒嗆人生》毫不避諱地剝開了模範少數族群神話下的結構性困境。在種族層面，Danny面臨底層亞裔遭遇到的種族歧視、Amy則在與白人上司溝通時面臨文化偏見以及白人凝視；在階級層面，Danny忌妒著Amy的成就，認為她僅是憑藉與藝術家富二代結婚，才得以翻轉階級，卻不知Amy也同樣因為原生家庭而存在著階級焦慮；在性別層面，Danny被儒家規訓的長子文化所束縛，而「實現美國夢」的重擔也自然而然地落到他這個長子身上，而非弟弟。在這樣的文化邏輯下，Danny的性別角色早已被規訓在「孝子賢孫」的框架中，彷彿一切都必須依循爸媽的期待：「娶個韓國好女孩」、「成家立業」。
然而，他同時也被西方的父權文化以及東亞的有毒男子氣概規訓所束縛。亞裔男性長期在西方種族化想像中被置於性吸引力的底層群體，甚至連亞裔女性也表示對白人、黑人甚至拉丁裔男性的偏好都高於亞裔男性（Fisman et al., 2008）。Danny不僅小時候遭受到種族霸凌，連長大成人後也依舊被白人女子所鄙視。在種族、階級、性別等多重束縛之下，原以為家人能夠成為他最後的避風港，但當Danny為父母蓋的房子失火時，他仍舊獲得不了爸媽的鼓勵。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Amy身上。她對於完美的執著與情緒的壓抑，不僅與童年創傷有關，也與她所處的文化脈絡密切相關。儘管透過自身努力創業，成功翻轉階級，但她依舊感到不快樂。
作為亞裔女性以及模範少數族群的一員，Amy所承受的壓力並非僅單純來自個人經驗，而是與整體文化對亞裔女性形象的建構相關。Amy小時候發現父親外遇，但母親卻僅告訴她「不應該多問」，從那一刻開始，她便與家人產生隔閡，而父母對她也存有強烈的控制欲望，強調他們的一切犧牲都是有價值的，身為子女應該「予以回報」。在相關研究與文化文本對東亞家庭的描繪中（Chao, 1994；Chua, 2011；Wang & Leung, 2010），孩子時常被教導要壓抑自身情緒、「愛」時常被替換成責任表現、父母的犧牲因子女的成就而被推向更高的層次等邏輯。儘管生活在西方社會，但亞裔移民在此部分似乎更傾向以東方文化的思考模式與孩子相處，而這顯然和許多當代東亞家庭情況類似。
進一步探究兩位主角的亞裔父母，Danny的韓裔父母離鄉背井來到語言不通的加州追尋美國夢，在影集中卻因為親戚的背叛而使得一輩子奮鬥的旅館事業被迫倒閉，這種「失去一切」的創傷經驗使得他們對於能否「獲得幸福」存有深層的不信任感（Berlant, 2011），並進一步將此種創傷經驗傳遞至下一代身上。Amy的中國父親以及越南母親亦體會到戰爭所帶來的痛苦，尤其是越南母親，在經歷到越戰所帶來的恐懼之後，能給予孩子的不是「開放和樂的家庭關係」，而是「沉默且壓抑的家庭氛圍」。
影集中之「房子失火」橋段也象徵著亞裔角色對「美國夢幻滅」的具體象徵，不論是Danny、Amy，或是他們的父母，美國夢在他們心中不僅僅是一個願景，更像是一種創傷性寄託。當這些創傷經驗被一代代複製，下一代便只能在壓抑、崩潰、掙扎或對抗的方式中尋求自我認同，並在過程中產生出如偏執、躁鬱、焦慮等「亞裔少數者感受」（Hong, 2020），而這些都形塑所謂「不快樂的亞洲人」樣貌。此種情緒創傷並非個體經驗，而是整個東亞文化體系的現代縮影。
影集《怒嗆人生》（Beef）劇照
四、美國夢的殘酷樂觀主義神話
正如學者Tabares（2023）在〈Unhappy Asians〉一文中所指出，亞裔美國人常被描繪為「成功且快樂」的模範少數族群，亦將其視為「美國夢」的成功實踐者；然而，《怒嗆人生》則突破了這種再現框架，讓亞裔角色終於能「說出不快樂」，並將這份不快樂轉化為一種情緒政治 — 反抗不被理解、反抗結構不正義、反抗所謂成功定義的種種「既定邏輯」。如同Danny在最後一集誤食毒果實後，向Amy自白的話語：「我們都想要被看見」。Danny與Amy從未真正獲得父母的肯定，他們內心渴望被作為一個主體來看待，而非父母的成就製造機；在那一刻，他們彼此彷彿成為了各自的父母，將自身的脆弱毫無保留地展露給對方，彼此皆獲得了自我救贖與內心療癒。
在這部影集中，亞裔角色不再是白人主角下的功能性配角，而是一群富有多元面貌的「亞裔主體」。他們的情緒不必再被框架為服膺於美國資本主義想像中對亞裔的單一形象，也不用再被視為是正向情緒的代表，而是得以展現出矛盾情緒如憤怒、嫉妒、自我厭惡等更為「人性化」的真實面向。
在敘事手法層面，影集亦頻繁使用交錯剪輯與對比蒙太奇的方式來描繪主角們的心理狀態。例如將Danny與Amy童年幸福回憶與他們在現實中崩潰的畫面交錯剪接，營造出一種「諷刺性懷舊」（ironic nostalgia）的效果。這種手法不僅強化角色的創傷，也同時暗喻美國夢作為「文化敘事的斷裂與崩解」。這呼應學者Lauren Berlant對於美國夢所提出之「殘酷的樂觀主義」（Cruel Optimism）概念（Berlant, 2011），她指出人們過分執著於對美好承諾的依戀，最終卻讓此依戀反噬其身，樂觀便轉為殘酷。Danny與Amy對於幸福的理想化假設便是殘酷樂觀主義的體現，他們一邊努力維持著「模範少數」的完美形象，一邊在無法兌現的美國夢幻象裡逐漸崩潰。
同時，影集亦在文化層面上建構出「亞裔反英雄」的樣貌。正如近年觀眾對《死侍》、《小丑》等電影反英雄角色的喜愛，這類角色以暴力、悲劇、自嘲、黑色幽默等方式顛覆了傳統的英雄敘事，成為世代壓力與悲觀意識的投射場域。Danny和Amy正是這樣的亞裔反英雄展現：他們的失控與自毀成為一種對當代社會結構性不正義、對模範少數神話的反諷。影集透過此種黑色幽默的敘事手法揭開美國夢這個亙古神話的裂縫，讓觀眾在兩個人的情緒失控之中，看見亞裔角色長期被壓抑的真實樣貌；同時，揭露「殘酷的樂觀主義」如何在美國夢的信念包裝下，進一步成為吞噬個體幸福的加害者。
影集《怒嗆人生》（Beef）劇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