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闢眞神惟上帝，無分貴賤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傳
---洪秀全
網路上流傳的圖片，應該是由AI所製
太平天國革命是近代史上最有名的的農民起義，在哈佛經濟系的Seminar，如果有人跑跟中國有關的統計資料分析，Ed Glaeser還有Claudia Goldin一人便會問你：你有控制太平天國的影響嗎？
相關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從普拉特的《太平天國之秋》，到梅爾清的《躁動的亡魂》，乃至較早的史景遷的《天國之子》還有孔飛力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以及師承胡適的中國史學家羅爾綱的早期研究，因為太平天國與國民黨早期會黨歷史那剪不斷的關係，更讓相關學術爭論持續不斷。
太平天國除了傳統的農民起義色彩之外，亦可視為某種世界史背景下發生的文化衝擊。從洪秀全的個人經歷與其獨特的宗教觀，我們可以看見一個試圖將西方信仰在地化的「神權國家」是如何興起，西方世界又何以跟傳統儒教社會產生劇烈摩擦。
顛覆傳統：宗教為核心的政教關係
在中國傳統歷史中，農民起義往往是利用宗教（如東漢黃巾賊、元末紅巾軍）作為政治動員的工具；換言之，宗教是為了政治服務。
然而，太平天國的早期邏輯卻完全相反，它建立了一個「政治為宗教服務」的典型神權國家。洪秀全將自己定位為上帝的次子，這種教義讓西方傳教士感到震驚甚至反感，因為他們無法接受太平天國擅自更改《聖經》，甚至為耶穌「創造」了新的兄弟姊妹。
然而，這種神權政治的實驗仍然與傳統的族群衝突有關。比方說，天王之間的政治結構也非鐵板一塊，天王內部的權力爭鬥，實質上反映了廣西與廣東客家人群體之間的在地利益衝突。
洪秀全：被誤解的「瘋狂」與信仰轉化
不少傳統研究，或將洪秀全解釋為為精神失常，但若深入探究，作為一個起義者，甚至是新國家的建立者，他或許是洞察了中國鴉片戰爭後深層社會危機的先行者。
比方說，從現有文獻來回推，洪秀全的基督教理論，將上帝的虔誠建立在一個極具爭議的觀察上：他認為那些販賣鴉片的英國與美國人，在道德上比太平天國更對不起上帝。
筆者的一個猜想，可能是洪秀全的這種思想的成形，深受早期翻譯的影響。利瑪竇等傳教士為了便於傳播，使用了中國原有的「上帝」與「上天」等詞彙，這雖然讓中國民眾更容易接受外來信仰，卻也埋下了日後教義被本土化解釋的伏筆。
信仰的混血：從《勸世良言》到聖經譯本
筆者何以發展出這觀點？首先，太平天國的教義並非純粹的外來進口，而是多種文化的混合產物。根據鄧嗣禹的一文〈勸世良言與太平天國革命之關係〉的考據，勸世良言深深影響了洪秀全的基督教模型。
梁阿發曾處在馬來西亞的檳榔嶼，深受西方資本主義衝擊的，所著的《勸世良言》輾轉成為了考場失意的洪秀全唯一的精神救贖。
細見此書，我們發現在經典翻譯過程中，太平天國大量引用了佛家的「無」、道家的「空」與儒家的「理」，使得天堂、地獄、聖與罪等觀念完全融合了中國本有的語法。
事實上，Christopher Hill的The English Bible and Seventeenth-century Revolution，《聖經》的翻譯與校註，特別是「方言聖經」（vernacular bibles）的誕生，如何成為了歐洲多場革命的重要文本與爭論核心，這種聖經詮釋的戰爭，也體現在了太平天國對於聖經的理解與「方言化」上。
上述的「儒-釋-道-基督」的文化混血，也體現在聖經的使用上，太平天國採用了郭實臘（Gutzlaff）與麥都思（Medhurst）等新教譯本，並以此為基礎重新詮釋信仰，試圖在太平天國定義的南京此一世俗空間中，讓真正的天國降臨。
反對皇權：對「帝」字的壟斷與抗爭
太平天國對中國傳統皇權制度發起了毀滅性的挑戰。在他們的教義中，只有「上帝」才能被稱為「帝」，因此他們認為清朝統治者（滿清）僭越了上帝的名號，將其斥為「閻羅妖」，在洪秀全在廣西起事時，便以詩歌來宣傳：「天父天兄太平時，保汝處處有飯喫。耕田首先在根苗，殺盡韃子閻羅妖。」閻羅妖更是從基督教義下的撒旦，在方言化所形成的某種符碼。
換言之，這種對抗不僅存在於名號，也體現在文化符號的使用上。太平天國排斥北京腔，並視之為「胡語」。為了彰顯對上帝的敬畏，太平天國領袖僅稱「天王」，旨在徹底推翻兩千多年來的帝制傳統。
太平天國的千禧年性質
太平天國與其他基督教政權有何不同？認為自己最接近上帝，他們守十誡，並且重新詮釋聖經，對於太平天國的核心份子來說，他們對聖經的重新詮釋推翻了中世紀《天主之城》的傳統，即「上帝歸上帝，凱薩歸凱薩」。他們直接把聖經裡的天國降臨，理解成在南京時，上帝將會賜與機會來創造天國，使得世人來感謝主、愛戴主。
也因此，太平天國這種「神之國」得以在人世間實現的信念，就不少當時的檔案，的確產生了巨大的千禧年潛能，洪秀全的不少討論，皆為在南京開始時，人類的時間重新開始：這種新千禧年觀念接近於今日的解放神學，與受到希臘羅馬經典積累而來的舊基督教神學，也與佛家千禧年相當不同。
儒家缺乏了生死觀念的討論
太平天國的建立初期，反孔很激烈，但後輔採周禮來建立政治制度，所以對儒家的攻擊就沖淡了些，然而這邊不禁讓我們需要暫停一下：為何洪秀全的這一套「前聖古斯丁」的高政治性基督神國觀念，會在水土相當不同的神州大陸上吸引了這麼巨大的熱潮？筆者的外公出身湖南望族，據他所言，太平天國的熱烈狂潮，在他祖父那邊那一代非常巨大，而他們家族則成為了太平天國的對立面-湘軍-。
一如我在另一篇文章〈末世論作為弱者的武器〉所述，彌賽亞宗教自元以來高度發展，可能是作為反抗暴政壓迫的工具。
另一方面，明清民間宗教大量產生之原因，可能就在於生死之重大問題，佛陀與基督多有生死的觀念，但是儒家在生死的討論上相當淡薄。
道統的中斷：天命到上帝
從從「道統論」來看，筆者亦於〈中國政治的道統論與宗教本質：談李澤厚的巫王論〉，中國向來是以「天命轉移」的觀點，來談皇權下的最高權力變遷，到了太平天國，政權轉移之基礎，突然不再運用天命，而是外來且有形象的方言化上帝，這與中國傳統的天命是不同的，某方面來說，洪秀全既是尊崇「巫王說」但也是反對「巫王說」。他成為了耶穌的兄弟而得以「達天聽」，這當時是具有傳統的絕地通天的「巫王神彩」，然而他大量的詩文卻有反對「皇帝」的「帝」屬性，認為只有「上帝」才是唯一的君王，這便是反對了傳統皇權的神聖性。
然而，這段特殊的政治實驗，隨著天王們的內鬥、蒙古親王僧格林沁領兵大敗太平天國北伐軍，Frederick Townsend Ward率領的「常勝軍」與湘淮軍隊聯合作戰，跟著大規模的死傷成為了泡影，曾國藩走不出名教，蔣中正想要恢復道統，中共依然祭拜黃帝陵。太平天國就像是中國政治史一斷突然其來的頓號。
然而，弱者渴求超脫生死而對彌賽亞的渴望，理所當然曾隱藏在某種中國機械化版本的正教意識型態下面，實屬一股暗流，期待著一切社會秩序的倒反。不然為何中國網路上會突然湧現極左小紅，又或是會出現網路狂歡式的「獻忠學」呢？一如筆者在〈末世論作為弱者的武器〉所探討的，從古至今，彌賽亞式的革命爆發，往往都是一瞬，便一路從邊垂到舉國階段，太平天國之於清帝國為一記棒喝，對今日之中國政治的理解，或許仍有相當大的啟發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