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漢娜鄂蘭，不少人會想到那場著名的艾希曼審判，在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屠殺猶太族群，這名被稱為”納粹劊子手“的高官，艾希曼以組織和執行「猶太問題最終解決方案」而聞名屠殺、虐待及奴隸六百萬猶太族群，而在審判上艾希曼堅稱自己無罪，因他是接收蓋世太保希特勒的命令而執行，所有的決定都是由高層所制定，當時留美的漢娜鄂蘭至以色列聽取這場審判後，認為艾希曼在他身上找不到邪惡的氣息、她認為更傾向於不思考、平庸的邪惡，而後出版的此書<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引起一番論戰。
而說到這裡要提及到漢娜鄂蘭也是從小在德國長大的猶太人，世人認為她應該要更加譴責艾希曼的暴行，應該更要大聲疾呼將艾希曼處於死刑，而漢娜卻說連協助納粹的猶太人也是平庸之惡人，漢娜指出：平庸的惡來自於不思考，因思考帶來行動，而行動帶來選擇。看到這裡不免想到與尼采“最後的人”有異曲同工之處，也就是他們都指出人性中最真實的這面，假設一個場景，今天同事做了一件錯的行為，或導致不好的結果，常聽到他會辯解這是因爲誰誰誰或因爲甚麼原因，導致了這樣的結果，這就是漢娜鄂蘭所說的平庸的邪惡，這樣的場景相信你我都不陌生，身邊總有人喜歡找藉口為自己開脫，也或許他們會辯解，這並沒有這麼嚴重，並不像艾希曼所犯的滔天大罪，平庸的惡而後也有學者認為應該翻譯為「惡的膚淺之處」，漢娜認為艾希曼在被定罪到送至斷頭台都沒有真正的意識到自己所犯的罪行的嚴重性，有別於康德「惡的根本性」，艾希曼其言論及思考停留在表現的結果，是因為在極權環境裡面逐漸養成的，原對暴行有質疑的艾希曼在參加完了1942年的萬湖會議後，他就不再遲疑了。
現在我們在假設一個情境，會議中大家決定表決通過了此項公司政策，雖然你內心有些質疑，但同事們全都同意了，所以你也忍不住地舉起了手，而極權主義通過意識型態達到統治的結果，人民不進行思考，近期俄羅斯與烏克蘭戰爭，普丁站在萬人演講台大聲疾呼，眾人紛紛響應，這個畫面也或許還原了當時的政治環境，而政治進行的宣傳、手段等等，全都是塑造有利於自我立場的意識型態，這就是漢娜不斷強調“思考”的重要性，極權缺乏了公共空間來表達和辯論真實的想法，將影響人們獨立及批判的思考能力，這才是“平庸的惡”可怕的地方。雖然環境會影響人們的思考，可漢娜認為這並不是人們行為的最終解釋、她指出「不參與」大屠殺或不協助納粹施政的人，並未因為當下的環境而影響自身思考和判斷的能力，這些不參與的人仍舊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這時我想舉出日本心理學家阿德勒所說的個體行心理學的一個例子，父母離婚的孩子說著都是因為這樣所以我在感情上是無法負責，而也有些雖然也遭遇父母離婚的孩子，卻因為這樣更覺得需要努力經營關係，所以同樣的因素並不能表示同樣的結果，漢娜鄂蘭所要指出的是獨立思考，才能幫助我們批判及辨別正確的事，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上責任，尤其在現代社會中，大量的資訊流通更要培養其獨立思考的能力，尤其在亞洲社會中，並不鼓勵孩子獨立思考更在乎是與人和諧的能力，從小的教育也沒有教導我們如何獨立思考，這讓我們少了更多討論的空間跟互動，也期許未來人們都能真正的進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