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三歲的孩子是沒有未來的。他們的生活想的就是玩耍、快樂，和父母撒嬌、耍賴、任性，他們的世界只有『當下』，沒有『未來』。」心理師向我說明。
當我坦誠傾吐，兩、三歲時，因認知思考能力的限制，無法想像「死亡」的概念，但我獨自一人呆呆地站在父母的主臥房，向著小小的、有點兒高的窗戶張望，我想著「這樣的日子是不是還要很久呀⋯⋯很久、很久是什麼意思呢⋯⋯可是我不想要了」，心理師給了我上述的答覆。
我感到一種類似於膽汁上湧的苦澀。「是嗎，原來是這樣。一般兩、三歲的孩子想的是這些事，我不知道。」
就結果論，我很可能是個早慧的孩子，原因卻無法透澈理清了。生理因素是無需排除的，但在極度痛苦的處境中，提早長出一些天線，試著透過思考去辨清脫離困境的可能性，也不無可能。
極度痛苦，是啊，在晤談當下，我使用了「地獄」這個詞彙。有意思的是，談話過程中，我經常感到無法使用適切的語言來描述經驗，可是當我迫不得已選定了一種描述，好像話語被發聲器官燒陶般捏塑後，經驗就隨之凝固成符合話語的狀態，感到某種意料之外的精確。
「地獄」，我說，「刀箭、火燒，全部向我襲來，還有好濃好深重的黑泥，每分每秒沒有任何一點空間地包圍了我，感到非常地窒息。」心理師隨著我的描述做了一個被扼住喉嚨的痛苦表情。是的，就像那樣。
是的，就像那樣。我的成長過程是如此。出生後即被送往爺爺奶奶家養育，但兩、三歲時因為奶奶考慮北部的教育資源較好，半強迫地讓母親把我帶回家，而我在這核心家庭裡，被兩種形式的拒絕所籠罩著，緊咬著，想像中若是仰頭渴望看見一點陽光透過閣樓灑落，但以愛之名的拒絕把窗戶用粗鐵條排排遮掩、焊死，我便只能接受黑暗的世界，黑暗在我身體之外，也在我身體之內，我無能透過呼吸或進食來交換光明，黑暗是一切。
兩種形式的拒絕，我的意思是，透過晤談，我們整理出，父母給予我責備、威脅等積極性傷害，也給予我冷漠、無視等消極性傷害；是如此地令人絕望啊，「好」、「溫暖」、「關心」、「支持」、「照顧」的空白，非常堅固穩定，若我是一具機器人，我獲得了一個可比宇宙法則般無可動搖的運轉爐心——「我是不好的／錯的／糟透的／令人厭惡的」。
法則先行於任何邏輯：若是他人表現柔軟、溫暖，那麼柔軟、溫暖便是好的特質；若是他人顯得剛強、魄力，那麼剛強、魄力也是值得稱許的。可是我呢？我表現柔軟、溫暖是軟弱做作，剛強、魄力則是冷酷無情，因為「我不好」永遠是對的。
記得我向心理師描述了一個印象深刻的回憶片段：
回到父母家後，敏銳地感受著父母待我與待姊姊的態度差異，我無從明白原因何在，只能試圖掙扎，哭鬧著向母親說：「為什麼你對姊姊比對我好很多？」
「你再問，我就對姊姊更好給你看！」急促而發狠的語句，強制結束了賽局。我從來沒有獲勝或掙扎的可能性，賽局嗎？不過是犯人受刑前徒勞的哀鳴。
可是我沒有提到成年後，前幾年母親的自承。
某次一如既往地，我作為母親的情緒垃圾桶，聽著她對人生諸事的怨恨、不滿，她突然話題一轉，提到我還在爺爺奶奶家時，她作為母親，總得時不時南下探望一下親生女兒。但她其實並不喜歡我，所以平均一月一次的探望，總是來去匆匆，她也只願「看」我，用眼睛，不願給我肢體接觸的溫暖，或若是她帶著姊姊一同，她的雙臂只為姊姊敞開，我沒有半張入場券。
很難理解是在怎樣的心態或情況下，會把這種心情說給作為當事人的我聽，但對於兩歲前記憶全無的我而言，無法將這段坦白與記憶相互共鳴糾纏，只能收下它，作為我長年來處境的待整理註腳。
關於父親，今日的晤談僅止於缺乏具體細節的形容，我想在本篇紀錄中，也就簡單有力地留下在乘車前往晤談前體會的感受即可。我知覺到自己對於較我年長、生理男性的心理師，抱有孩子般的孺慕之情，可當我向自己描述出這種感受，我又感到非常噁心反胃。父親畢竟在我的經驗裡，持續地傳達出把我同時視作「女兒」和「女人」——性的客體，的凝視。
凝視是真實的、物理的眼光，在身體上上下打量，百般要求我接受身體觸碰；也是精神的、價值的，他對經過他生命中的女性們均採以性化的角度，審視她們是否滿足某種極其特定的女人味，若不符合則彷彿挑揀劣質蔬果般用口語形式予以丟棄和批評，而也期待我必須要是那樣的「長捲髮、貼身洋裝、高跟鞋」，甚至於「小蠻腰、蜜桃臀」，「被看見裸體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網路上一堆女生不都脫光光給人家看」。
這是我的成長經驗。「我很糟」價值的來源。我們一起看見了，對於我而言，愛也好、存在也罷，我習得的形式是「責備」與「冷漠」，我必須用這樣的鏡子生活，這般熟悉的方式使我能夠覺知自己的存在，也只看得見這種形式的「愛」。
而我拿了一套表層結構與內裡運作十分扭曲的劇本去生活：
表面上，我無上限地提高對一切事物的高標準，我自然是不好，但別人自然也很難達到那種不可能的標準。追求著「好」、「更好」、「最好」、「無可挑剔地好」，因此我責備自己、責備別人，也經常性地選擇以逃避來製造空白；在親密關係中，伴侶的指責或逃避也回過來成為我明明厭惡卻無比安全的「愛」。
內裡的模式是極其邪惡的，標準根本不存在或不重要，唯有「沒有什麼是好的」的信念稱霸，因此就算任何看似達標的事物出現，因為「沒有什麼是好的」，標準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地攀上去了。
不，但又不是那麼簡單。在這裡面，「我不好，你也不好」並非唯一的世界觀，「我不好，你好」也佔據一片不容撼動的領地，總歸唯一清楚的是「我不好」，可是別人呢？我其實不太確定，他人對我而言像是 2D 的紙片，照著「好」光時就是「好人」，透著「壞」光時就是「壞人」，無法定義、評價，更無法整合好壞成為立體的客體。
我根本不在乎也不真正追求什麼「好」，我只是重複自證著自己的「壞」。
受到這劇本影響至深的，自然是親密關係的對象了。因為在心之深處，我牢牢抓住「不好的自己」，我檯面上掌控著整段關係，要它往「好」去發展，也盡心盡力成為「好的對象」；暗地裡，透過朝向「好」的追求，映照出「不好的我」確實而穩固地存在，而我也允許著自己「不會好」，失敗更加強了「我的不好」。
伴侶曾說，「你是一個完美的女朋友。」可完美是什麼呢？五種愛之語，我以一種彌補老屋漏水的姿態去填滿，給得毫無空白，對親密關係也採取特定的「好」來想像，價值觀的相異要透過坐下來好好談，雙方理智而平和地溝通出解決方法，拒絕任何退縮或喘息，如此這般去走得長遠⋯⋯
「我們從未透過話語明確地表達，但我們卻用一種隱約的、潛意識的方式去達成共識：你不是這齣戲的男主角，你只是我獨角戲的舞台。我不允許他扮演親密關係中的男主角，而我也為自己選擇了一位不願意擔綱男主角的伴侶，因此他也不想成為男主角。」
是的，若談論的並不只是「我這個人」，而來到「親密關係」時，投射的威力便強大得令人嘆為觀止。如果我根本不愛自己，我也不可能找到會愛我的伴侶。至少，他身上愛的潛能展現了也會被無視，或根本不被我允許發展。
晤談只有 50 分鐘，時間便差不多停在這裡。簡短地敲定了下一次的日期，帶著對於更親近、更被關心照顧的渴望，有些混亂但尚足清晰地回到真實世界。正如同心理師所說，晤談是一種脫離線性時間，卻還是需要回到現實的線性時間裡去體會、去學習的關係，我被允許將這段關係暫時視為「可以回去」、「安心」、「放鬆」的空間，練習慢慢地站穩。
心理師問過我一句話：
「（你說你約莫八、九歲時下定決心「再也不愛父母了」）你現在準備好不愛他們了嗎？」
「可以試試看。」我偏著頭咀嚼這句話約十來秒，用有點孩子氣的聲音說道。
（2026.0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