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一本書的同時，我也會想瞭解作者為什麼會寫下這本書，或者他是如何寫下這本書的，畢竟...好作品不容易啊！
Said是出生於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裔基督徒，在埃及開羅成長，後來到美國接受高等教育(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
「既在體制內，又屬於被書寫的東方。」
1935年11月1日他來到這個世上，Orientalism出版於1978年－－是我出生的那一年，真有緣。
耶路撒冷在Said出生時是英國託管，Said的父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加入美軍，所以後來他們才入了美國籍。
他曾形容自己是「out of place」(格格不入)，文化上是阿拉伯人，宗教上卻是基督徒，國籍是美國，成長時接受的是英式菁英教育。
在阿拉伯世界，他太西化。
在美國，他又太東方。
Said從來沒有真正覺得自己完全屬於任何地方，也只有這個站在邊界的人，才會特別敏感於「誰在定義誰」。
看著西方文學描寫「東方」時，他在閱讀的是－－
關於自己世界的想像。
已經見識過真實，甚至生活過，卻看著自己的文化被定義、被簡化、被浪漫化，他不會有對純學術的好奇。
那是身分的刺痛。
《東方主義》不是小心翼翼的研究，它是挑戰。
夠熟稔，可以質疑，沒有人能懷疑他的資格。
他能同時看見，西方如何想像東方，以及東方如何被迫活在那種想像裡。
這本書之所以被重視，是因為它從文學、歷史、學術的書寫中，精準拆解出一套結構：
「當權力掌握敘事，現實就會被塑造成符合權力的樣子。」
如此細查，《東方主義》便不是單純的學術著作，也是在為自己發聲。
寫作的魅力與價值不就在此嗎？
寫自己所思，寫自己所願，寫自己所喜。
再來，必須談談「耶路撒冷」了。
曾經的文化起點，一個多重文明交織的城市，後來演變為衝突核心，一個國際政治敏感點，卻還是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宗教聖地。
1935年，Said出生時，耶路撒冷由英國管理，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皆居住其中，那是一個高度緊張但尚未分裂成國家的時期。
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爆發戰爭，西耶路撒冷歸以色列，東耶路撒冷歸約旦。
1967年，「六日戰爭」後(又稱第三次以阿戰爭，6月5日開始，6月10日結束，是20世紀軍事史上最具壓倒性結局的戰爭之一)，以色列控制整個耶路撒冷，並將其視為首都。
在1935年，還尚未出現以色列國家。
當然，東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居民便處於複雜的法律地位，定居點問題、身份權問題持續存在，成了國家穩定的隱患。
Said無法再回到童年的耶路撒冷，那個城市已經成為另一個政治現實。
地方會變，人也會變。
Said沒有豁免，《東方主義》出版13年之後，他在1991年被診斷出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生病讓他逐漸從結構批判轉向存在感的書寫，他開始思考：
「如果生命有限，知識分子要留下什麼？」
雖然他一生都在談「流亡」，但生病後的他開始把流亡視為一種存在狀態，而不是政治身分。
他在《Reflections on Exile》(流亡中的反思)中說：
「流亡是一種無法真正回家的狀態。」
大概、也許...Said已經產生永久流亡的意識了，畢竟他到死可能(真的)都無法擺脫流亡的狀態了，甚至連他的靈魂也將流亡於身體之外。
但Said還是沒有停止寫作，也是因為生病，「如果不寫下來，那個複雜的自我會消失。」(這好像也是我不斷寫作的隱密原因)
我寫，故我在。
這時候的Said更溫柔，也更誠實。
不再那麼的富有攻擊性。
沒有變得保守，而是變得更清醒。
他接受了「不完整」的身份。
五十多歲的Said，論戰還沒有打完，身體卻突然給出了一個期限。他沒有時間去管別人的命名了，即將迎來死亡的他還能為自己命名嗎？
2003年9月25日，Said逝於67歲。
他留下的思想與文字，讓他沒有消失於歷史洪流。
《東方主義》是我念大學時，老師開出來的必讀書單。不過，那時候的我和現在的我讀同一本書時，腦子想的東西好像完全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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