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凡在東京做的案子開始被注意到——一間在目黑川旁邊的小型藝廊，用清水模和木頭做的，非常安靜的一棟建築。日本的雜誌登了。
書嫻翻完了一本又一本的日文作品，她的名字開始出現在書的版權頁上，字很小，但在那裡。總編輯告訴她，下一本是甫得介川賞的作品。
他們之間的電話從每天變成每週，從每週變成「有事再打」。沒有人說要分開。也沒有人問「你什麼時候回來」。那個問題太重了，像一塊濕掉的毛巾，拿起來會滴水。
1999 年，書嫻有一次去東京出差，跟一個日本出版社談版權。她沒有告訴立凡。
不是刻意不說。她站在成田機場的入境大廳，拿出抄著立凡電話的小紙條，看著他的名字，卻發現自己不知道打過去要說什麼。「我到東京了」——然後呢？
她把手機收起來，搭了 N'EX 進市區，住在神保町的一間商務旅館裡。隔天開完會，她一個人走到目黑川。
那間藝廊就在河邊。很小。清水模的牆面上有雨水留下的痕跡，看起來像某種字。她站在外面看了很久，沒有進去。
河邊的櫻花樹那時候是光的，冬天，只剩枝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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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書嫻結婚了。
對象是出版社的一個編輯。人很好，穩定，會在她加班的時候買鼎泰豐的小籠包放在她桌上。不是那種讓心跳變快的人，但是一個會讓呼吸變穩的人。
她沒有告訴立凡。
立凡是從別人那裡聽到的。他打了一通電話來，講了三分鐘。恭喜，保重，有空回來吃飯。口氣很正常，像在說明天會下雨記得帶傘。
書嫻說謝謝。
掛了電話以後她去陽台澆花。那盆鐵線蕨長得很好，已經換了第二個盆。她蹲在那裡，水壺的水流得很慢，流進土裡，土的顏色變深。她就看著那個顏色變化，看了很久。
她先生從客廳走出來，問：「誰打來的？」
「一個朋友。」
「喔。」
他沒有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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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的二十年，可以講的事情不多。也可以講很多。
書嫻生了一個女兒。離婚了。女兒跟她。離婚的原因不值得寫太多——不是誰的錯，是兩個人之間的空氣逐漸變成一種禮貌的透明，禮貌到什麼都穿得過去，包括寂寞。
她繼續翻譯。翻了將近四十本書。日文、英文。有幾本得了獎。頒獎典禮上她穿一件深藍色的洋裝，站在台上說感謝的時候，台下坐了很多人，但她的眼睛短暫地往某個不存在的方向看了一下。
立凡在東京待了十二年，回台灣了。2008 年。他在台北開了自己的事務所，做的案子不多，但每一個都很慢、很安靜。他沒有結婚。朋友問他為什麼，他說他的房子住不下第二個人。朋友笑，以為是玩笑話。
他們偶爾在共同朋友的場合遇到。吃飯，六七個人一桌，他們從來不坐旁邊，總是隔著兩三個人的距離。但有時候整桌在聊天的時候，書嫻會說一句什麼，可能只是「那個醬油遞一下」，立凡會在其他人還沒反應之前就把醬油推過去。
一桌人沒有注意到。但書嫻的女兒有一次注意到了。
「媽，那個建築師叔叔，你們以前很熟嗎？」
「大學的時候認識的。」
「他看你的方式很奇怪。」
「什麼方式？」
「就⋯⋯不看你的方式。別人跟你講話他不看你。你不講話的時候他才看。」
書嫻沒有回答。她在洗碗。水龍頭的水聲很大，蓋住了很多東西。
（待續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