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站在了後設及其反思的位置，我們如同解脫了束縛的囚徒，得以看見紀實性音像的文化生產過程，同時，針對這個常規與建制（institution），開始發展出實驗性的方法。
正是站在了後設及其反思的位置，我們如同解脫了束縛的囚徒，得以看見紀實性音像的文化生產過程，同時，針對這個常規與建制（institution），開始發展出實驗性的方法。
如果從媒體考古學（Media Archaeology）的觀點來看，電影的起源來自於三個不同的脈絡之結合，並分別對應著它的三個英文字，一是攝影的底片（film），代表著紀錄的媒材及其工具；二是似動的現象（movie），代表著文本的動態及其敘事；三是投映的技術（cinema），代表著觀看的方法及其空間。
因此，從紀錄、文本到觀看的各個環節之中，我們得以採取實驗性的方法：
在紀錄上，它可能是「無」攝影機的撿拾影像（found footage），或者編纂電影（compilation film），例如Lyrisch Nitraat（1991, Peter Delpeut）將荷蘭電影博物館典藏的硝酸片，拼貼（collage）成一部別具風格的影像；乃至於當代的動畫紀錄片，例如Waltz with Bashir（2008, ארי פולמן），運用螢幕擷取軟體的桌面紀錄片（desktop documentary）；或者像是哈佛大學的感官民族誌實驗室（Sensory Ethnography Lab），使用綁在身上的GoPro、如監視器般的固定鏡頭、一鏡到底的長鏡頭等等。
在文本上，則是聲畫分離、去敘事或反敘事等等，常常作為少數歷史的另類書寫。
在觀看上，早期是類似於「擴延電影」（expanded cinema）的概念，將原本黑盒子（電影院）的布幕移到白盒子（美術館）的裝置；或者當代的網頁（web）、互動（interactive）與虛擬實境（VR）紀錄片。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能否思考「投映」影像更多的可能性？波蘭裔藝術家Krzysztof Wodiczko，他從1960年代晚期開始，即針對所謂的紀念性建築物，進行各種投映的活動（monumental projections），例如他紀錄並收集了戰爭退伍老兵及其家人的記憶，將其投映在象徵美國內戰的林肯雕像身上，讓原本失語的群體，透過投映，得以在公共空間發聲並向公眾來訴說。
參考資料
榮震華譯（2006）。《媒體考古學︰探索視听技術的深層時間》。商務出版。（原書：Zielinski, S. [2006]. Deep Time of the Media: Toward an Archaeology of Hearing and Seeing by Technical Means.）
唐海江譯（2024）。《媒介考古學：方法、路徑和意涵》。復旦大學出版。（原書：Huhtamo, E. & Parikka J. [2011]. Media Archaeology: Approaches,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
李佳等譯（2025）。《什麼是媒體考古學？》。文化藝術出版。（原書：Parikka, J. [2012]. What is Media Archae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