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書架》一個外國人眼中的底層中國——評《消失中的江城》

Peter Hessler，中文名字何偉，現在已經是西方著名的「知中派」媒體人。他的《尋路中國》一書從一個旅行者的角度觀察中國，深受好評，也是我在台灣教書的時候指定的重要參考書之一。如果說《尋路中國》是在動態中觀察中國各個不同面向的話，他的另一本書《消失中的江城》（吳美真譯，八旗：2012.4.），則是以long stay的方式，透過幾年在地工作和生活的經驗，對底層中國做出的觀察與描述，與《尋路中國》正好相互匹配，可以讓我們對中國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這本書的中文版封面上寫著：「一個四川小城的故事，一部中國人都未必能觀察的底層心態史學」。這一句話概括除了本書的主要內容，可以分別用「小城」，「觀察」，「底層」，「心態」這四個關鍵詞來概括。「小城」就是四川的涪陵。何偉在這裡的一所大學教英文，同時深入了解涪陵這個小城的方方面面。按照中國研究學者吳介民的說法：「何偉寫作風格兼具新聞攝影，旅遊文學，民族誌調查，社會評論等多重角色。」

在我看來，對於一個國家的觀察與認識，不必一切都從宏大敘事和政治的角度出發。在這本書中，何偉的描寫可以用「普通」兩個字來形容：普通的人，普通的事情，普通的敘事方式。

2015年5月5日的《蘋果日報》，張鐵志寫了一篇題為《中國的審查制度》的文章，裡面提到：「《紐約時報》書評在本月刊登一篇文章《一個在中國的美國英雄》，作者是張彥（Ian Johnson），這個英雄指的就是何偉。張彥說：何偉的著作挑戰了過去外國媒體對於中國的報導方式，因為他主要是觀察和描述他所遇見的中國人，而很少表示立場和意見。他也不會去報導重大的新聞，而是通過書寫一般的中國人，來凸顯中國的巨大變遷。」

但是正是這種「普通」當中，才真正蘊含著更深層次的中國的底藴。比起上海、北京等大都市來說，這裡發生的事情雖然普通，但也代表著更廣泛的中國發展樣態。而如何從普通中看到不普通的問題，這才是一個好記者的本事，也是本書的誘人之處。

舉例來說，我們都知道「洗腦」這個詞，也知道有不少中國人對於很多問題的認識是被「洗腦」的結果；我們甚至也知道這種「洗腦」的工作，在學校的教育中就已經進行了。但是如果進一步探問「洗腦」具體的執行方式，恐怕很多人也不知就裡。而何偉則在書中展示了具體的「洗腦」方式：涪陵師範專科學校的每一位涪陵學生都隨身攜帶一張紅色的身分證，這個證件的正面有八條「學生規章」，而前二條是：

第三條才是要用功讀書，努力精通基本理論，職業知識，以及基本技能。可見在中國的教育要求中，政治正確才是最重要的。這樣的「學生規章」不一定能為中國年輕人真正認同和理解，但是如果你從小就生活在這樣的學校紀律的要求下，至少不容易對這樣的要求產生方案。有的時候，熟悉產生了親近感，人與人之間是這樣，人與制度之間也是這樣的。

但是，這樣的教育制度，這樣的「洗腦」的工作，真的可以保證政權的穩固嗎？顯然不可能。歷史經驗證明，洗腦是很多極權國家都會做的事情，但是最終都無法挽回極權體制的瓦解的命運。如此縝密細緻，全面龐大的「洗腦」工程為何不能保證政權的穩定？這裡一定有什麼原因。

何偉在《消失中的江城》一書中講過一個普通的小故事。他說：「有幾次，我要學生解釋下列這些用語的含義：歷史唯物主義，人民民主專政，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是，他們無法給我簡明的答案。如同歐威爾所說的，這是一種文字和含意分道揚鑣的情況。唯一重要的是，學生必須使用正確的術語和政治結構來看周圍的世界。當自由經濟正在學校周圍風起雲湧地反駁共產主義，學生們竟然可以上共產主義課程，並相信這些課程。」

問題就在這裡了：這些學生受的教育，其實他們自己也不理解，他們只是機械式地死記硬背，以通過相關的考覈。這樣獲得的知識，不可能讓他們產生感情；而沒有感情，就談不上真正的信仰。因此，這樣的「洗腦」固然在中國年輕人的社會化過程中，奠定了一些符合中共政權需要的價值觀，但是這樣的價值觀在他們心中不可能穩固和持久，很容易在遇到外來的刺激的情況下動搖和崩解。年輕人本來就有盲從和未經世故的特點，這些特點可以是優點也可以是缺點，因此對中共來說是不確定因素。這對於任何一個極權主義的政府來講，才是潛在的內生深層次的危險。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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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熊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