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7-18|閱讀時間 ‧ 約 7 分鐘

達蘭薩拉的印藏族群衝突(2)

 

在2016年訪問1992年藏人殺死印度人事件發生所在的印度聚落,當地人的說法已經受到20年來時間變遷的影響而產生變化。1992年發生的悲劇起始於一樁細故,在一場電視轉播的板球賽加油現場,幾個藏族年輕人為印度國家隊的死敵巴基斯坦國家隊伍加油。

 

雙方喝了酒,來自不同語言與文化背景,一言不合爭吵之後,演變成肢體衝突。最終一名年輕藏人男性持刀殺害了其中一名年輕印度男性。族群之間的經濟競爭關係、長久相互容忍、未被處理的文化差異與不理解,引發了後續當地印度社群抗議,燒毀藏人商鋪與汽機車,要求達賴喇嘛與整個藏人社群移出達蘭薩拉(Dharamshala)

 

 

印藏族群之間,一道看不見的傷疤

 

如今,當我再向當地藏人問起這件事情,憤怒的情緒與對印度社群的不諒解已淡化,多數人不清楚事情細節(因為達蘭薩拉本身就是一個人口大量流動的難民社群中心);絕少數人會大方承認,當年犯下殺人罪嫌的確是一名藏族男孩。多數人的回答相當朦朧:那是一個有蒙古面孔特徵的男子,不能確定是否就是藏人。受害者家庭現今已不願意談起這樁悲劇,他們的鄰居告訴我,那就是一起酒後衝突事件,並未對藏人與印度人之間和平共處的關係造成劇烈改變。在兩種不同態度的迴避之間,族群衝突對所有居民所造成的傷痕已癒合,卻不會輕易被遺忘。

 

2015年的事件中反映出的細節更加複雜,除了國族主義,還有男性之間對於追求異性的競爭。「她為什麼要獨自去男人家,而且待到快晚上11點才要回去?」T和我喝著熱茶,在天光中坐在地毯上以新聞做早餐。「妳知道,有很多謠言。為什麼那個印度人會在爭吵後又折回來捅刀要殺死那個男孩子?有謠言說,可能是過去在學校的時候(印度男孩也曾經在西藏難民學校求學),那個藏人女孩和印度男孩交往過,這是一樁情殺案件。」

 

 

不同族群與不同文化,兩小無猜的年紀,如何定義交往,可能就像如何定義情愫那樣困難。然而對從事教育工作的學校老師來說,談起這樁殺人案件,彷彿在否定他們長期以來將佛教思想灌入學校品格教育的努力。這些老師們相信佛法的文化就是慈悲的文化。他們認為,正如同達賴喇嘛每年為學生們特別舉行的教導中,不斷詮釋教育的意義與目的——教育不是去定義慈悲,而是引導學生去習慣、去上手如何表現它的方式,內心的慈愛是可以被教育的。

 

老師們從過去自己所學所操演的這套文化,加上自己的理解與詮釋,在學校中所建立起的信任關係與圍繞著佛教思想的心性,或許無法遠行至學校以外的場域。人都需要一套價值以釐清思想的路徑,對於這些老師們來說,對於學生之間相互殘殺的行為,只能用「酒後失序」來解釋。對於曾在那所難民學校學習與教學的我來說,或許我用酒後失序來解釋,也反映出了我的思考無法跳脫被同化的後果,或者我不願意改變我對人性的預設。

 

「那名印度男孩的父母親也很悲慘,」T說,「男孩的父母在安多村(McLeod Ganj,安多人聚居的小區)有棟房子,原本一直租給藏人,兩老靠收租金維生。事件發生後,安多村群情激憤,要求房客們全都搬出他們的房子以表示抗議,現在這個家庭既沒有了兒子,也沒有收入,真可憐。」

 

 

如何從不同文化中,尋求共同的特質?

 

如果一個人,以慈悲心作為定義文化身份中一項重要變因,在同情(sympathy)、同理(empathy)、同在(solidarity)的三種層次上,會產生什麼樣的意義與情緒反應?若是一個群體,共享這個文化身份的定義手段,在群體與群體之間劃界的過程當中,情感與法(dhárma)將如何決定主體的見解?又將如何約束在邊界上流動的心智?慈悲心的面貌是基於一種人道主義的共感或者是信仰,又或者只是教義的無心操演?對我來說,不做價值判斷的方式是傾聽,然而在我書寫的當下,我的價值觀又會展現在我如何敘事當中,令讀者獨自評斷。

 

來自尼泊爾的藏人N,出生在1991年的他沒有尼泊爾政府核發的居留證(1990年之後,尼泊爾政府不再發新的居留證給流亡藏人),用藏人行政中央(CTA)核發的身份證明,取得印度政府核發的國際證件(International Certificate)到印度求學;雖是難民,繳的卻是外國人標準的學費。他告訴我,這些衝突事件發生的頻率與次數,其實比登上報紙的還要多許多。我們應該用平常心來看待這些族群之間的紛爭,絕對要避免創造族群刻板印象,並且對司法保持信心。

 

 

在社運團體為年輕人煮飯的廚師阿姨一開始時對我說:「我們活在別人的屋簷下」。當我們一起做了一道菜,心情放鬆的她才說:「這些印度人很壞又自負,他們欺負西藏人,也欺負外國人,受不了西藏人過得比印度人還要好(They cannot stand Tibetans doing well),我們的領袖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是哈佛法學博士,一定會出來為藏人主持正義。」

 

在那個深秋寒冷的安多村深夜街頭,當兇殺案發生、女孩尖聲求救時,聞聲救苦的是一名藏族跨性別者Mariko。或許經常跨越邊界的人,對他們來說,所有邊界都可以嘗試越過;或許對於生存的每分每秒都能清楚意識到壓迫的人而言,對他人的苦痛特別敏銳;也或許,當我們意識到自己與他人不同時,在差異的基礎上,都帶有一種謀求普同性的本能。

 

吃完早餐,T換上藏裝去上班了。我忽然想起自己把筆電放在了巴士上,連忙聯絡朋友的妹妹在上班途中騎機車繞道巴士站趕緊幫我詢問。繳給巴士司機100元盧比的「保管費」,我回到Hotel Tibet的麵包店,向老經驗的印度侍者點了一杯咖啡,看窗外人潮流動。藏族行人手上的念珠和印度旅客車尾窗上的溼婆神像彷彿在說:問題存在若是常態,人們自然會尋找心靈的依靠。當所有符號的聒噪沉澱下來,色無本性,所以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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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蘭薩拉的印藏族群衝突(1)

流亡者的告白:難以向他人訴說的「國家的名字」

 


 

所有圖片來源:林汝羽

編輯:葉菀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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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沒有國家的人定義有很多重層次,法律上嚴格的定義,是無國籍人士。個人主觀上的定義,如國家遭遇戰爭或其他因素使其完全改變而無從認同的人,或認為自己屬於只存在於想像中地方的人們…。可能性是無窮,因為人會發明意義,但這些報導的主角都會是難民;承受苦難的人民,而造成苦難的原因是國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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