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會有中國的存在？

十九世紀時，東亞大部分文明地區（這土地的人把文明地區中心稱之為中國）正被一個發源自滿洲、叫作「清」的帝國統治。在清統治下的不同民族，都被馴化並接受了不同程度的滿洲化，最明顯的跡像是髮型與衣服，但是還保留部分未被滿人統治前的文化，例如各地的信仰與傳統漢字。

在這土地上，十九世紀出生的所有人，一出生就是清帝國的臣民，他們所信奉的傳統道德，讓他們認為效忠、聽令於天子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他們恐懼帝國，同時也認為帝國正在保衛他們，保衛他們的家庭，文化，語言，制度與生活方式。

這些臣民和我們是一樣的：希望能繼續使用漢字，與說自己的母語的朋友玩樂，希望每天能夠吃上飯喝杯茶，晚年的時候能有安樂的生活，也希望自己的人生有榮達發財的希望。他們當時寄望的就是科舉：無論你生於怎樣的窮鄉僻壤，只要努力讀書，你就有可能成為文明地區中心的權貴，得到名譽與財富。

他們已接受與習慣了這樣的生活，也愛自己的生活文化，不希望被人摧毀，他們跟我們是一樣的。

他們跟我們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們換取這種保護的代價。他們與帝國結下潛在的社會契約，以敬畏的心態，乖乖地接受天子腳下帝國的統治與一切命令，期望以這些東西換取帝國的保護。

在鴉片戰爭中，廣州受到了英國的襲擊，而帝國被發現可能無力保護臣民，以致日後割地並開放通商，使不尊重本地法律習俗、說著陌生語言的外地人在社會各處行動，而且他們和當地人引起衝突時，被優待的反而是外地人。有相當部分的臣民非自願的被迫接受新統治者，如果你是香港人與臺灣人，你會很了解這大概是怎樣的情況。

而這正是當年清帝國臣民面對的處境，政府失去了保護自己的能力，破棄了保護自己的承諾，卻繼續要求臣民盡所有對帝國的責任。這個以被統治換取被保護的社會契約，「被保護」的部分開始散失，只剩下「被統治」的部分，就會引起質疑，正如今天的我們一樣。如果給清帝國的統治，是保留不了我自己的母語、文化，在別人入侵我的家園時我反而要被欺負，甚至主動協助摧毀這些東西，出賣我的權益，犧牲我的安全，那我給帝國統治，又有何意義？

即使是清帝國的臣民，也許他們沒我們這麼多現代的知識，面對這麼現實的情況，也會思考這樣的問題。當不承認帝國統治合法性時，那個髮型就不再是自己的事物，反而開始因為他是帝國強加於自己的文化征服，而加以痛恨。

臣民產生了對帝國統治的質疑與反抗，而開始在論述上否定帝國皇帝統治的正當性，自然是將漢人與滿人對立起來，否認滿人有統治漢人的正當性。這也是孫中山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

直至二十世紀初，梁啟超才提出了「中華民族」的說法，這個觀念至今其實僅僅百年，在此之前，這些人都是清朝臣民，梁啟超利用了一個一直存在的詞語，套用了新的觀念，創造了「中國人」這個信仰。我們先不論他的想法是否正確或者有沒有甚麼問題，我們必須理解的是，之所以會有「中國人」和「中國」這些觀念存在，正是因為這片土地的人類（我們不定義他們的身分），希望保衛自己的生活方式、語言與文化，而產生這個信仰，並對它寄予厚望。

因為臣民失去了保護者，他們就構想出一個新的保護者，一個能夠代替「清帝國」、能夠保護自己的，當時不存在的「中國」。他們爭取的東西，跟我們想要的東西，其實是一樣的，不過因為時代與環境不同，而有了不同的方法，正如一百年後我們的子孫，對於事情的看法也會跟我們相異，但是需求卻相同。

但清帝國本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帝國，底下的臣民，本來就是一大群語言、文化、習俗、利益相違的不同民族、鄉族與家族。所謂的漢人亦不是一個民族，而是廣府人、閩南人、川人等多個參與科舉制度民族的集合。

雖然他們稱之為「省籍」，但實際上就是不同民族，而當時的人也很清楚，鄰居那個跟自己語言不同的人是異族。大家說的話不能溝通，吃的東西口味都不一樣，我這邊的人要纏足，你那邊不會，我葬禮這樣搞，你葬禮那樣搞，離得越遠，這種差別就越巨大。一個廣府人和一個北京人，差異比起大部分歐洲國家國民之間的差異更大。

清帝國崩解時，也失去了強行把他們集合的統治力量，而產生分治的民初時代。他們先天的利益分歧，加上互相侵犯對方的文化（例如各種語言霸權），使他們本身就會互相爭鬥；這點在清末的土客戰爭早已顯現。他們把這說成是「中國人就是喜歡內鬥」，但實際上他們一開始就沒視對方為同胞，把他們說成是內鬥，就像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戰說成是地球內戰一樣，我們只是把一群互相不視對方為同胞的人，同樣稱之為中國人而已。

帝國與天子因為失去保衛人們所珍惜的東西的功能，所以開始被人否定，而中國因為被寄望有這功能而被創造出來。同樣地，哪天中國不再能保衛人類所珍惜的東西，也會沒落，而能保護這些東西的新事物，也會被創造。那個新事物失去了這功能後，又會衰落。這點是不會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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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宅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