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亮這個名字,對大多數人而言應該相當陌生。他出生於上海,自學生時代起,便持續進行電影相關的創作,但2012年因拍攝《我還有話要說》時,涉及政治敏感的議題,片子遭到禁播、無法回到中國,直到目前為止,仍於香港任教。 《我還有話要說》取材自2008年的楊佳襲警案,鏡頭並未聚焦於案件本身,而是以楊佳母親的視角重新理解這件事情的影響。 導火線來自於楊佳在上海騎自行車時,被民警攔檢、帶回派出所拳腳相向,嚴重至他的性器官損害,可能無法生育,在未得到滿意賠償的情況下,楊佳不斷投訴警方的暴力情形。2008年7月1日持刀自上海公安分局,刺傷多名警員,最後造成6名員警死亡,及多位民警受傷。楊佳案發不久,他的母親王靜梅女士被帶至派出所,甚至在未經過精神鑑定的情況之下,被迫於精神病院待了143天,遲至兒子被執行死刑之前,才被釋放。 電影描述的便是王靜梅女士被釋放後的生活,整片多以長鏡頭呈現,母親安靜的狀態對比員警的些許無理、人權律師的憤恨不平,更顯得哀傷沉重;所有了解事件的人面對她時都顯得小心翼翼,反觀牆外的孩子、路上的攤販的歡快更顯自然,那些歡笑似乎說明生活仍有希望,又像是暗示即使生命中有重要的事物消逝,世界仍會若無其事的轉動,殘酷的時間不會為任何停留;就算楊佳經過不正當的司法程序判刑,陽光依舊燦爛,徒留他生前的親友與生活的陰影搏鬥。 去年應亮導演的新作品則帶有強烈的自傳色彩,短片〈媽媽的口供〉在高雄電影節首映。內容描述因為女兒拍攝港獨相關的片子,而被公安質問的母親回憶來台灣一家團聚的故事;若是參加過導演的座談會便會知道,劇情幾乎是他的人生寫照。被迫流亡於香港甚至其他國家、在拍片達成心中理想的同時還要兼顧家庭與生計、無法回中國,連與親愛的母親見面還要透過旅遊觀光的名義到台灣會面。這部片同樣以母親的角度切入,她不太關心女兒的片子,只在意女兒平常的生活有沒有吃苦、和孫子之間的珍貴相處,這份親情透過黑白畫面的呈現反而更加深刻。 有趣的是這部的英文片名叫做I have nothing to say;母親在面對公安盤問時,已經把她所知的一切通盤說出,公安仍相信她可以為政府做些甚麼,例如遺漏的片段、代為說服女兒停止拍攝相關影片等,但無論是精神或是身體都已經精疲力盡,也無話可說。她所希望的僅是能再見到女兒一面。 《我還有話要說》跟《I have nothing to say》恰好展現完全不同的態度,卻同樣呈現出中國司法體系的不足:有人有申訴的話未說出口、有人說盡了一切仍然不夠,他們要的從不是真相,而是容易辦事或政治正確的答案。也許有人會將此歸咎於共產專政之上,但可以合理想像的是這類情形不止出現在中國;身為閱聽人的我們,可以回過頭看歷史上曾經的受害者,討論政府的轉型正義應如何實行,甚至反思,如何從法制到官員避免違反程序及人權的情形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