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靈魂，弔詭的世界—甘地的精神遺產

作者：廖斌洲

一個偉大的信念，動搖了一個強大的帝國。

這是不到一百年前，世界歷史所發生的事情。印度國父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869-1948）透過領導印度人民，以非暴力抗爭的手段爭取印度獨立的過程，親自驗證了這個道理。

然而，世界歷史總是迂迴前進的，人類社會的問題也不可能透過一次運動，完全將其終結。人類的歷史，總是不斷地在重蹈覆轍。放眼當前世界，我們會發現，在許多國家內部，仍然不斷上演著過去歷史經歷過的，族群對立、宗教仇恨，以及政治極端化等現象。許多有民主選舉的國家（土耳其、俄羅斯、匈牙利和印度），都選出了極右派民族主義的政黨，挑動人們心中恐懼與仇恨的神經，並對境內少數群體進行壓迫。

今年是甘地誕辰150週年。在這個講求實力勝過真理、利益勝過價值的年代，透過重新記憶起甘地這個名字，我們可以尋找人類文明可貴的精神遺產。

一個甘地，兩種印度

印度人尊稱甘地為「偉大的靈魂」（Mahātmā），因為他領導的不只是一場反抗殖民的政治或社會運動，而是一場內心自我探索和省思過程的「真理實驗」。正如同甘地在自傳《我對真理的實驗》（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當中所寫的：「（聖雄）這種稱謂只讓我深感痛苦而已。但我非常想將只有自己知道的精神層面的實驗公諸於世，讓大家知道我在政治界的力量均源於此。假如這些實驗真的都屬於精神層面，其中便容不下對自己的吹捧，這些實驗帶來的只有謙卑。我越是反省過去，就越深刻察覺到一己的不足。」

在是甘地誕辰150週年的今年，印度境內對這位世人譽之為「聖雄」的人物，其實是抱持著兩樣情的。其中一端，是以極端印度民族主義者為主，他們攻擊甘地的紀念館、對其畫像噴漆、偷走其骨灰，甚至將甘地稱為印度的「叛徒」。另外一端，則仍然尊崇甘地為印度國父，不過近年來向甘地的紀念圖騰進行「朝聖」的人多以外國人居多。

有趣的是，與甘地同為古加拉特邦出身的現任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所領導的就是高舉印度民族主義的政黨—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印度人民黨從2014年執政之後，一方面取得高度經濟發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對內外也採取較為強硬的民族主義政策，典型的例子就是面對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國之間長期以來宣稱擁有主權的喀什米爾地區。從今年（2019年）2月開始，印巴兩國在這裡的衝突就不斷升高，在印度實際統治的範圍內，印度政府取消了這個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邦的特殊自治地位。簡言之，印度人民黨的政策和作為，並不符合甘地當時所倡導的宗教和民族之間的和解。

諷刺的是，在甘地150週年生日那天，這位在施政上非常強調「讓印度再度偉大起來」的總理莫迪，居然投書《紐約時報》，題為〈為何印度和世界需要甘地？〉（Why India and the World Need Gandhi），強調甘地的非暴力抗爭啟發了很多當代的民權運動，最後並強調「讓我們肩並肩，使我們的世界更繁榮，免於仇恨、暴力和苦難。」隨後，另外兩位作者也投書《紐約時報》題為〈莫迪是甘地的對立面〉（Modi Is the Antithesis of Gandhi），指出無論在各個面向，莫迪都違反了甘地倡導的原則，這表現在莫迪政府對印度境內少數族群，尤其是宗教少數穆斯林的不寬容政策，整軍備戰面對中國，以及對於勞工權益的忽視。

非暴力運動的哲學基礎

講起甘地領導的印度向英國爭取獨立的歷史，可謂是漫漫長路，持續了三十年之久。在此無法一一贅述甘地領導獨立運動的過程。但我們可以簡要看一下其核心精神，如何在大時代的環境下付諸實踐。

甘地在年輕的時候，到英國首都倫敦求學，並取得律師資格，後前往南非當律師。但在南非期間，深感英國殖民者的歧視統治政策，於是開始領導長達七年的公民不服從抗爭。

時至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在世界各地的殖民統治仍然是屹立不搖。然而，當時世界的左右派陣營都提出了「民族自決」：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了「十四點原則」，列寧則提出結合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的主張。在此世界思潮推動下，各殖民地內部紛紛產生爭取獨立的運動，印度也是其中之一。

1914年，甘地回到印度，開始了他以非暴力公民不服從進行抗爭，向英國的殖民政府爭取獨立的漫長奮鬥過程。

甘地的「非暴力抗爭」哲學有兩大基礎：「慈悲心」（Ahimsa）及「堅持真理」（Satyagraha）。

甘地的「非暴力抗爭」哲學有兩大基礎：「慈悲心」（Ahimsa）及「堅持真理」（Satyagraha）。兩種觀念的靈感都來自於印度教傳統，甘地將其加以演繹，揉合當代思維加以發展成一種普世精神。在這兩種基礎上，才發展出其「非暴力抗爭」主張。

首先，「慈悲心」（Ahimsa）是行動策略的哲學。慈悲心是基於無所懼怕的心情，發揮對於世界的仁慈良善，適用的對象必須及於自己的仇敵。

甘地寫道：「慈悲心的積極形式意指最大的愛、最大的慈善。如果我是慈悲心的追隨者，那麼我就必須愛我的仇敵。我必須將同樣的準則應用到對待那些作為我的敵人或陌生人的犯錯者身上，正如同我對待犯錯的父親或兒子一般。這種積極的慈悲心必然包含了真理和無懼。正如同人不能欺騙他所愛的人一般，他也不會懼怕或威嚇他或她。生命的禮物是所有禮物當中最偉大的；一個在現實上給予的人，會卸除所有敵意的武裝。他已經為一個光榮的理解鋪好了道路。那些臣服於恐懼的人，就不能給予這樣的禮物。因此，他必須使自己無所畏懼。」（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Mahatma Gandhi, (Fourth Edition).）

其次，「堅持真理」（Satyagraha）是一種道德正當性的哲學。這世界最困難的就是，如何面對「邪惡」的情境？

「堅持真理」哲學強調的重點包括：第一，要遵循心靈的非暴力，並以和平和愛的精神追求真理。第二，不斷自我省察；從事抗爭運動者最困難之處就在於，時常可能會陷入「自以為義」的情境，但甘地要求人們時常自我省察。他說：「那對於一個人來說是真理的，對於其他人來說可能是錯誤。因此，這個學說要捍衛的，不是以將痛苦加諸敵人的方式，而是以痛苦加諸自己的方式，來為真理辯護。」

第三，甘地的「非暴力抗爭」，強調的是，拒絕臣服邪惡，拒絕與邪惡合作。他認為，殖民者之所以容易統治殖民地，就是因為被殖民者與之合作，這形同與邪惡合作，必須打破這種關係。因此，他倡導的運動，是比所謂的「公民不服從」更積極的。公民不服從講消極抵抗，但甘地的非暴力抗爭強調將其應用到每日生活當中，建構一種新形式的政治經濟制度。

具體的例子就是，一次戰後，甘地推動印度人抵制英國產品，包含織布，同時訴求印度人穿著傳統土布，倡導婦女自己織布。甘地後來自己身上時常穿的，就是印度傳統土布所織出來的衣服。1930年，為了抗議殖民政府壟斷食鹽，甘地發起食鹽遊行，帶領群眾自行取鹽。

論到甘地對「非暴力抗爭」的思考，他寫道：「非暴力是我們內在的神格力量。直到我們理解何謂非暴力，我們才會變得像神。」（Harijan, 12-11-‘38, p. 326）簡言之，甘地的運動，試圖喚起的是人類內在的神格性的靈魂，說起來真的令人不可思議。

在現代社會，若有人倡導這種價值哲學，肯定會被笑是傻子，但甘地就是要人們鍛鍊自己的心靈。他繼續寫道：「如果我們只愛那愛我們的人，就不是非暴力了。只有當我們愛那些恨惡我們的人，才是非暴力。但是所有偉大良善的事，不都是困難的嗎？愛那可恨的人是最難的事。然而，如果我們真想完成它，藉由神的恩典，即便是最困難的事都會變得容易完成。」（Selections from Gandhi, (1957), p. 17）

1933年，甘地在雜誌上宣傳反對暴力、要求獨立的訴求，被逮捕入獄。在甘地領導印度獨立運動的漫長過程中，他數度絕食抗議（1922, 1930, 1933, 1942），都引起國際注意，成功地利用國際輿論的壓力，逐漸為印度爭取到獨立。

當然，甘地在當代印度之所以受到爭議，是因為他在印度獨立運動過程中，即使面對印度教徒遭到穆斯林屠殺，也堅持其非暴力的和平原則，使得他在許多印度人心中得不到諒解。1948年，甘地遭到印度極端民族主義者的殺害。印巴衝突，至今仍是世界上戰爭潛在威脅的重要區域。

甘地的遺產：自我的心靈革命

即使甘地從未掌握過政治權力，但他的名字，卻超越印度這個國家，成為人類文明的資產。

當代許多政治和社會運動的策略，都受益於甘地。當前香港反送中抗爭所講的「和理非」，其實就是甘地的非暴力抗爭哲學。

在實踐上，甘地的抗爭哲學有時候給人陳義過高、難以符合現實的感覺。使得他這種抗爭哲學，有時候應用到特定的社會脈絡下，無法發揮真正的效果。

然而，筆者更願意這麼看待甘地的思想遺產：他的哲學，不只是行動的哲學，更是一種心靈自我鍛鍊、自我革命的哲學。當代的抗爭運動多著重在「他律」層面的制度變革，但甘地的抗爭哲學，卻更多著重在「自律」的心靈革命。

在我們生存的這個凡事都講權力和利益的年代，只要有人提到信念與價值，彷彿這個人就是個沒有見過世面的人，不知道現實世界運行法則的人。甘地怎麼看都不像是個事故的人，而是抱持著孩童般的理想主義。然而，歷史的前進，不都是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辯證當中前進的嗎？若沒有人提出陳義過高的理想，世界將如何前行？

甘地所遺留下來的，不只是印度獨立的抗爭史，更是人類精神文明昂揚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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