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深淵與火》

本文獲刊於人本教育札記第365期 ，先予致謝。

本書是陳芳明在80年代於海外的回憶散文集，在整個80年代的時序上，先是1979年的美麗島大審，再是1980年的林家血案，再是1981年的陳文成命案，再是1984年的江南案，然後是1986年民進黨的成立，接著是1987年的解嚴，年代末的1989年則是鄭南榕的自焚。在這期間，陳芳明則從年代初成為政治黑名單，再到年代末的返台，地點則是在洛杉磯、西雅圖、舊金山、柏克萊、史丹佛間移動，並不時的提筆振書。

身在海外乍看似乎是幸運的，能免於體制的壓迫而能呼吸著美國西岸的空氣，然而對於自我認同而言則是孤苦的，身在異鄉中終究有種隔閡，自己成為了沒有國家的人，對於國家或文化的認同變成一種一廂情願，唯一的理由只在於當權者的喜怒，這是令人遺憾的事，但更令人遺憾的是他不是唯一一人，這不是時代的悲劇，是愚蠢與惡意所導致的罪行。

身在海外享有著言論的自由，然而仍不免帶著遺憾，縱然生產力高昂地發表著政論，但卻無從立即地感知整個社會血液的流動，這是悲哀。不過，也同時能更澄澈地釐清事態，就如旁觀者清一般，卻也能從這樣的不幸中得到一些代償，尤其身為歷史學者，也了解到兩地的教育之別是天壤的，在台灣這塊島的自從1945年的非法殖民開始，歷史的教育只是為了遺忘而不是記憶，起點是個飄渺的虛構人物名為黃帝，繼而是線性的自商而起，經宋元明清而至民國，似乎時間的輪轉只為了成就今日的民國輝煌，雖然歷史從來都是碎片式的（fragmented），但在論說者建構中則成為一種故事軸線，畢竟人自從太初就寄望透過因果來理解世界的秩序，所以我們創造了神祇來解釋不可理解的事物，而在這因果的結構中也衍生出法統的正當性，這也造致中華五千年、儒學等食屍鬼持續的在狩獵著許多人的心靈。然而，從孩子在美國所受的教育則發現他們的歷史教育是同心圓式的，從生活的週遭開始認識起，無論是地標或是教堂甚至是球隊名稱的來由，將冷冰的事實連結到人的溫度，在日常生活與曾經存在的人物跨越時間的維度在思想上相遇，在心靈中進駐。

如前所述的，歷史從來都不是歷史（理想上我們對於歷史認為那是客觀真理），畢竟我們從來無法確切紀錄有文字以來的每個事件，但我們的歷史連間主觀性的歷史都稱不上，我們的歷史只不過是穿著歷史（history）衣裝的欺詐（fraud），因為這些資訊的傳遞不僅夾雜著虛偽，更是奠基在過於偏頗（partial）的事實之上，這就像人造的曼德拉效應，當然在發現真實的路程是持續在進行中的，但終究有一個點劃分了醒悟與沈睡，而那個點就像是《永別書》中所說的記憶崩潰所導致的爆炸，我們每個人由著記憶理解這個世界與生活，記憶的崩毀也就是世界的塌陷，然而在這個台灣的脈絡中，這個塌陷是必要之惡，這個自我的死亡是為了真實自我的重生。

而作者出生的年份正好是二二八事件發生的1947年，或許正好可以不用親歷這個事件，然而這卻也代表著成長的階段都籠罩在肅殺的氣氛中，無須親自體驗何謂威權，從親人的表情中就可以見得，那種悲苦或不敢笑顏的神情，是來自朋輩之中有人就突然地失蹤，這些人被沈默了，也讓其他人自動沈默了，似乎想藉此把這些事情藏在心底，至少讓孩子有個不那麼晦暗的童年。但孩子終究會成人，心靈中終究會成長，作者卻在成熟的心靈中持續地感到罪咎，「在內心裡，我不免會這樣想，呂秀蓮與他們同輩的運動者，其實是在代替我們這個世代承受各種政治的苦難。」、或是從北美飛往亞洲為了出版吳濁流的著作中這麼想著，「我畢竟是屬於世紀的餘生者，沒有理由拒絕承擔這份工作。」這很難不令人難過，因為即便身處自由的美國卻仍苦台灣人所苦，心向著這塊海島，而正是這種認同使得這樣被壓迫的作者具有更加強烈的決心，他不欲透過政治手段來報復，他要透過筆來反抗，他也持續地透過筆來反抗，他透過撰寫歷史來抵抗掌權者所壟斷的話語權。

《謝雪紅評傳》就是一記重擊，在台灣史的各處都能發見謝雪紅的身影，而她卻是個謎一般的人物，這開啟了作者的興趣，同時也因為他對台灣的感知是女性的，似乎係因台灣的命運就如同女性一般始終是附庸在某個主體、強權之上的，台灣這塊島嶼的名字總是被命名的，而謝雪紅身為女性就像台灣一樣，她因家窮無法辦父親喪事而成為童養媳，然而未受到正規教育的她在莫斯科的學習後卻成為共產運動的領導人，甚至譽有雙槍女俠的美名。而在這個考掘中所產出的評傳，呈現出的謝雪紅再也不是一個物件的客體，而是個被呈現出的主體，而她的特徵就在於她的存在本身，就是跨時代的、反威權的、反父權的、反右的、反殖的，她是左翼的行動者。這部傳記就是對於整個國民黨威權的顛覆，也是作者對於威權的反抗。

處在壓力下，除了對於歷史的閱讀與學習之外，詩也是作者的出口，「歷史與詩，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閱讀方式。在史料中間跋涉時，隨時都要兼顧年代先後，也要照顧到史料的撰寫者是誰。...在詩行之間漫遊時，可以把整個心靈完全敞開，容許詩人所構思的意象、顏色、聲音流竄在想像的空間。由於歷史事實真假莫辨，常常必須費盡思考去辨別歷史的真與幻。那種心靈上所承受的負擔，往往帶來無窮盡的凌遲。讀詩的心情則全然相反，既可讓心理壓力卸下，也可讓自己的想像放開。詩藝的真，較諸歷史的真，還更可觸摸，甚至可以感受有某種程度的重量。」這或許體現在作者自己所說的雙子性格中，但或許身處那個時代的人們，不論是壓迫者的雙重思想（Doublethink）或是被壓迫者所必須要偽裝出的服從與真實的鄙嫌，或許每個處在這種時代的個體都必須要有讓自己存活下去的方式。

在1989年作者的返鄉，他的體悟是如此的，「我終於明白那年夏天回到台灣，其實是一次悼亡之旅。...這場悼亡之旅，絕對不只是返鄉而已，而是經歷一次生命的鍛鑄與改造。從義光教會走到鄭南榕辦公室，竟然為我漫長的人生做了精確的定義。如果沒有經歷這些死亡事件，我不可能維持強悍的意志一直到今天。我終於明白，我必須完成亡魂所未完成的。」此即，他人生的定義在於對這些前人的追念，更進一步來說，是對於這些前人所追尋目標的續衍，帶著罪疚感持續的反抗，成為作者的職志。

深淵是那個時代的政治環境；火是對造成那個環境之政權的怒意。我們必須明白，存活下來的我們，都是僥倖，無論這輩子有多少的苦難，都是讓我們獲得生命之幸運的代價。且如作者所說：「如果自己放棄歷史記憶的重建，無疑是放棄人的尊嚴、人的意義，以及人的崇高價值。」我們身而為人，我們應該也必須去追尋歷史記憶，去認識它，也才能認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