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國家正當性與公民抗命

韋伯(Max Weber)在《政治作為一種職業》(Politics as a Vocation)中提到，國家是一個宣稱壟斷了正當的暴力使用以維持治安，並能夠付諸實行的實體。這種壟斷地位必然要經過一個正當化的過程。觸及國家正當性問題，我們就要從根本去問，為何世界上要有國家存在？可不可以沒有國家？

設想在一荒島，資源無窮無盡，人性良善，國家確實無存在的必要。可是，在現實中，資源是有限的，人性是自私而貪婪，如無國家，人必為爭奪資源而起衝突，終致兵戎相見，兩敗俱傷。為了避免自己承受傷害及損失，大家於是協議成立一政府，以保障彼此的利益及資源分配。這個協議 / 共識為國家帶來正當性，其被稱為社會契約。

德國政治哲學家史騰貝爾格 (Dolf Sternberger) 說：「正當性是政府得以施行權力的基礎，是在政府有意識到其管治權利的同時，被管治者也對該權利有某種承認。」此可視為對國家正當性扼要的定義。

國家之出現，純為保障各人利益。它因此不可以欺壓老百姓，權責亦應限在最小範圍。諾齊克 (Robert Nozick) 所謂「守夜人國家」。如果它逾越界限，哪怕打出「為人民謀福祉」的大旗，人民都可以對其正當性提出質疑，對其命令加以抗拒。要求人民無條件服從國家，實不合理。

當國家切實履行職務，人民為了維持其日常運作，會繳交稅收。不過，此不代表國家可以橫徵暴斂。國家橫徵暴斂，人民有權反抗，不再交稅，不交稅是「公民抗命」的一種形式。

現在一提到「公民抗命」，彷彿是大逆不道。其實，了解國家從何而來，「公民抗命」並無什麼大不了。

早在戰國時期，孟子就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紂王本來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卻因不仁不義，對老百姓壓迫施害，孟子覺得他已喪失天命 (即管治正當性)，淪為一匹夫，一惡毒的匹夫，誅殺之自然無什麼不妥。孟子的「革命」思想實際已隱含「公民抗命」的意思了。

羅爾斯 (John Rawls) 認為，「公民抗命」是：(1) 針對不正義法律或政策的行為 (2) 要有預期和接受因為作出的行為而被逮捕及懲處 (3) 政治行為 (4) 公開的行為 (5) 道德的、非暴力的行為。較孟子的文明得多。

國家建立了，如何確保其時刻皆站在人民的一邊而不致變質？這裡需要人民參與其中，謂之民主。國家施行的權力亦應有一定限制，謂之憲政。憲政民主是現代文明國家所必然具備。

洛克 (John Locke) 十分推崇憲政民主，他認為，人的本質是帶有理性和寬容，並且所有人都是生而平等，不應被他人侵犯其生命、自由或財產。政府權力亦應受監督及制衡。洛克的思想對美國憲法及其獨立宣言有很大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