繪本｜好無聊啊好無聊

文‧圖：吉竹伸介 譯者：許婷婷

吉竹伸介的書，一向都能引出我肺腑的笑——不是低俗膚淺的玩笑，而是因為洞悉人的狀態的幽默。幽默其實是一項很難能可貴的特質，在這個層面上來說，吉竹伸介可謂難能可貴的創作者。

一如往常，這本用了相當生活化的例子做為繪本的發想。成為人母後，最抓狂的時刻，就是小孩跟你喊著「我好無聊喔不知道要幹嘛」，特別是在漫長的暑假地獄中（到底為什麼要放那麼長的暑假？不能把學期拆成三段，各放短一點的假期嗎？）

故事就是這麼開始的：小孩的玩具和電視全都讓他覺得「好無聊」了，為了殺掉無聊感，便開始天馬行空的進行人生思考：到底無聊是什麼？它是什麼樣一種狀態或感受？我很喜歡吉竹伸介總能抓住日常中的、常常被忽略掉的時刻。當他用圖像呈現的時候，你會拍著手叫著：「對，就是這種感覺啊！」

對孩子來說，最無聊的時刻，就是遊樂園裡的一切都變得名不符實。這一頁每次都讓我笑開懷。

繪本是這樣：不同的人讀著，會從裡頭讀到各式各樣的聯想。雖然在談「無聊」，但其實反面也引導我們想著「不無聊」是什麼。

在繪本中，場景是多數人都習慣的都市家庭。出了門就是車水馬龍，所以基本上小孩是不可能有機會在外自已呼朋引伴在戶外撒野。對從小就如此長大的我來說，這個場景真的再熟悉不過。而對於在漁村的大家族長大的我室友來說，並沒有「無聊」這回事。小村裡隨便吆喝就是一群小孩，走個幾公尺就可以抵達海邊，日日都在那裡消磨日子。

當代都市的孩子，大抵都是繪本中的主角那樣，玩具與電視成了主要的消磨友伴。想來也是悲傷的事，因為先天上，孩子的設計，就是要在野外活動，發展五感與肌肉。然而都市的發展，「大自然」、「戶外」已經離我們太遠，反而得想出很多玩具/教具來刺激孩子的發展。大人也得想很多活動來讓小孩「不無聊」。

再不然，都市裡就只剩「公園」了。你們有認真看過公園裡的遊具嗎（如果有的話）？在繪本中有一頁畫出了「好玩」跟「一點都不好玩」的公園。在近年兒童權益慢慢抬頭的時代，北國已經認識到過去的公園遊具有多無聊，開始興建「特色公園」。至於台南（遠目……）。要孩子不喊無聊，真的是很困難的一件事。（要孩子不玩3C，但卻沒有相對應有趣的地方玩，或是大人也沒有餘裕帶孩子出門，矛盾啊）

大人會不會無聊？當然會啊，而且可能是更淒慘的無聊。

你回想一下你的人生，如果是在教育體制內一路走來的，應該很難覺得「有趣」吧？有些人幸運，可以早一點發現人生的熱情所在，早日脫離無聊的狀態。有些人可能一輩子都無聊的活下去，而不一定有自知。

一直忙碌著，一直用很多事或行程來填滿時間，並不叫「有聊」，很多時候是「無意無思」，不知道所忙為何（當然，要意識到這件事，本身就要有相當的資本餘裕）。

今天也想聊另一種「不無聊」，關於「若走不到遠方就只有生活在腳下踏著的」，不會無聊的「有聊」。

我是什麼時候發現自已是相當無聊／料的人呢？應該是三年前，在讀小說時發現自己之膚淺。後來，某一次上課，看了郭人豪所拍攝的紀錄片《歷史課本之外的歷史》，裡頭有提到延平郡王祠——這座我每週去教會都必定經過的祠廟，一閃而過從不曾細心留意。

「延平郡王祠，原為台灣傳統的祭祀廟宇，在1897年則被改為開山神社。日本政府刻意選擇祭拜鄭成功（其母為日本人）的廟宇，並改為神社，即是為了鞏固政權、收攬民心。 然而，當國民政府來台後，為了抹除日治的痕跡，擦掉前一個朝代的意識型態，或拆除神社，或將神社挪為他用。例如台北的圓山大飯店，前身其實是台灣神社──當時最大的神社。目前僅存的遺跡，只剩劍潭公園門口的狛犬。」

什麼？光神社就有這麼多的事情在裡頭？我卻完。全。不。知。道。不知道為什麼，在那一刻內心有什麼被強力的推開了，開始讓我學著關注眼目所見或腳踩的，追問「然後呢？」或「為什麼」或「哪裡來的」。

那時心中浮現十多年前，某一次研究所的課堂裡，老師提了一句：有人光從小說的一個物件，就可以寫成一篇paper囉。當時只覺得「天啊這也太酷了」，而且曾經針對該堂課的小說中，女性服裝做了18世紀的研究。不過，似乎直到現在，我才比較能夠明白那種「從一個物件可以拉出一整個世界」的感受。

可以是人，可以是教科書的大小，可以是植物，可以是印章，可以是大象，可以是衣服。每個人/物，都因著時代的發展與脈動，而落到了歷史座標上的某個經緯。如果我們得以從這個位置，去看到它從「那邊」到「這邊」的歷史痕跡，其中的權力湧現，時代的跌宕，移動的動機，裡頭沸騰著的，可都是一個個故事啊。

就拿台灣的繪本出版來說好了。現在以性平意識為主流詮釋的《愛花的牛》，早在1963年，國語日報就曾出版，當時譯名為《猛牛費地南》，封面並非遠流後來依照原作印製的紅色封面，而是綠色。「在兩岸政治對立的年代，以紅色為五星旗的鮮明標誌，顯然不能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出現，改為綠色想必也 是規避政治對立肅殺之氣的權宜之計」（陳金玉。《臺灣兒童圖畫書發展史論 1945-2013》。頁57）。

而經典的《讓路給小鴨子》，則是林海音在1965年訪美後，在拜訪並了解美國兒童文學發展後，回台將國外的優質繪本，在與夫婿何凡的合作下，透過國語日報的「世界兒童名著選集」出版的。

在冷戰年代，國共意識濃厚的氛圍下，能在半官方的國語日報，而且何凡可是「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但這是另個故事了），要不出版以歌頌英雄偉人的兒童讀物（比如誰從小就看魚逆流向上於是變成偉人），回歸到以推行優質的兒童圖畫書為主軸，我想是很有遠見也相當不容易的。

就先以兩本經典繪本，重新放在台灣戰後童書出版的歷史下來看，又浮現不同意義與故事性。而論及戰後本土童書人才的匱乏，則又會牽涉到殖民政權的語言政策與戒嚴問題。

無聊，常常是因為不知道如何有聊。而歷史的故事，往往就是有聊的來源。過去我總以為歷史在遠方，現在才明白，日常即是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