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來,中國之鍥入資本主義世界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否因為它原先的重點就放在民生工業上,而這個部門正是蘇聯經濟的阿基里斯腳踝? 的確,蘇聯解體後30載,市場上沒看見有俄製的民生消費品(除了伏特加和黑魚子醬),俄國的出口仍多靠能源與軍火。雖然,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執行的極左的“不斷革命”路線,加上"與聯合國交戰"(韓戰)後被全球經濟封鎖了30年,爆發過大饑荒,也長期靠發糧票度日,但在改革開放前夜並無出現蘇聯那種排長龍購買日常用品的現象,至該時,養活世界五分之一人口而不再出現非洲和孟加拉那般的饑荒,是否比同期的"日本奇蹟"更堪稱奇蹟? 呂著將“民不聊生”等同共產主義的本質這樣一個命題根本站不住腳—其實任何本質主義都是一種思維謬誤。
具備了上列條件,給中國拉了最大一把的該是美國。進入1970年代,美國國民經濟裡服務業的比重已開始勝過製造業,下一步順理成章將製造業外包給較落後地區,將世界經濟推進“全球化”時代。美國服務業重中之重者是金融信貸業,有華爾街的,也有國債的,其服務範圍無遠弗屆、遍及全球。那是一種不事生產只事生財的企業—資本主義最成熟型態勢必如此。
在18世紀已出現過荷蘭這個先例—那還是在前工業的商業資本主義時代。荷蘭在17世紀成為全球貿易的執牛耳者,累積了巨額的財富,阿姆斯特丹遂成為全歐的金融信貸中心。生利比生產輕鬆,那麼荷蘭還需從事製造業嗎? 結果,荷蘭就將發動工業革命的歷史地位讓了給英國。
近20年來,中國以最完整的製造業配套、最龐大且具現代效率的生產隊伍,以及最安定的工業環境,給美國提供了廉價的消費品,讓越來越不事生產的美國人得以維持它富裕的生活方式,但是這個"美國生活方式的維生儀器"到頭來卻被倒打一耙,被指控“陰謀”掏空美國的製造業!
如果荷蘭控訴英國“陰謀”劫奪了它在世界史上工業革命的主角角色,會是無稽之談吧!今日香港的資本都投注在暴利的房地產業,無人從事吃力不討好的製造業,後者都搬到中國大陸去了,香港一旦有人指控中國大陸“陰謀”掏空了香港的製造業的話,也會是無理取鬧吧!
但美國將"中國威脅"提升到國安的高度,卻非無理取鬧。在上個世紀後葉,日本以汽車和電子商品製造業的業績驟升為第二大經濟體,前程無量時,美國對這位"小弟"就一記悶棍擂下去,硬生生地把日本進階為半導體大國之前途斷送掉。美國把有超前潛力的競爭者斃掉,方得以在這門高科技保持霸權,並把中下游的晶片製造業分攤給不具威脅性的另兩位"小弟": 韓國和台灣。今日,美國面臨的中國卻不是"小弟",而是另一位"老大": 一位坐二望一的老大! 火拼已開場了。
如果中國的挑戰只為了終結西方19世紀以來的霸權,則日本在二戰以前就已在做,未竟全功,如今由中國繼之—這變成了"文明衝突",甚至有種族主義的意識(對抗白人)。但日本對西方的挑戰仍屬資本主義陣營的內鬥,目前的美中衝突是同類性質否? 至於用“黃白大對決”的眼光為中國的“崛起”雀躍者是患了一種色盲症—他看不到的正是“紅色”。
令美國更焦慮者: 中國表面上身在曹營,甚至替曹營立下振興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大功,但怎麼看都不似對該陣營有歸屬感,它的心似乎別用,滲入原先為穩固國際壟斷資本而設的各種國際組織,在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伎倆。中國所圖的仍似在打倒資本帝國主義,並沒忘馬列主義的"初心"。資本主義只是它累積資源、蓄養實力的手段罷了。
的確,在資本主義世界裡,中國呈現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它不讓資本—不論是外資還是本土資本—控制國家機器,而是置它們於國家機器控制底下。中國在都市化現代化的過程中,也沒有製造第三世界毒瘤般的,無業的、犯罪淵藪的貧民窟城市,這基本上違背市場經濟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原則,乃是一個集權國家的戶籍制度所為。新冠疫情最早在中國境內爆發,在無先例可循、首當其衝的情形下,竟然控制得比所有繼起蒙災的發達國家有效,也是因為人民沒有拒絕受檢測,不戴口罩、抗議封城、堅持外出等權利、更沒有將抗拒防疫作為反政府藉口的自由。這些,都不是一個“民主國家”該有的"正常"行為。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內,已經使一個歐洲規模的人口脫貧(這裡指超出貧窮線,並無富裕之義)—作為“中央計畫”的一部分,這個工程仍在進行。市場經濟是不會幹這種事的,擇選區討好的選舉文化更成不了這等大事。對國內的落後地區,中國採取大規模"開發式扶貧",由國家投資基礎建設,創造吸引投資的條件。近年來中國也將這一套輸出至亞、非、拉的落後國家,它有嫌疑是換了一種打法,在新時代繼續發動毛澤東式的"世界鄉村包圍世界城市"。
以上這些必須超出以中、美發展階段參差所能解釋,而是涉及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概念:資本主義是建築在對“剩餘價值”的抽取(剝削)之上的。時至今日,作為全球資本主義金字塔尖頂的美國已發展至以金融資本和軍工業文武雙臂宰制全球。它已遠離列寧時代的那個壟斷資本,當時帝國主義國家用船堅炮利輸出資本,還在殖民地建廠,方便剝削落後地區比母國的勞動力創造的更可觀的剩餘價值,卻也帶動了當地的工業化。今日發達的資本主義已超越實體經濟而日趨虛擬化,導致在全球範圍內周期性的泡沫化危機,它取代了當年的實體經濟的周期性生產過剩危機,今日發達國家的金融資本越過國界,進入落後地區,並不是建廠,而是乘較脆弱地區身陷泡沫化的危機時大割韭菜,剝奪了當地發展自身經濟的資金,也造成該地生活水平的下降。
中國的“崛起”則是憑發展實體經濟替全球供應廉價消費品,並輸出資本和技術替落後地區搞基礎建設。這個概括為“一帶一路”的總路線是以“民生工業”與美國的“死亡工業”(軍工業)在全球擂台上打對台。
呂著筆下的“20世紀” 本節處理的是呂著筆下平行的20世紀史,是一部讓帝國主義、反帝運動和民族解放鬥爭統統在空氣中消失掉的歷史。然而,有趣地,這個平行時空裡的主角仍然是列寧主義,它是一部列寧主義作為極權國家孵育器的編年錄。在兩個平行宇宙裡,出現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列寧主義。這兩個“20世紀”分屬兩個平行宇宙,各自有它的因果邏輯。
列寧主義最核心的是“帝國主義論”,但除了經我提點,呂著讓“帝國主義論”在俄國革命的背景部分虛晃一招,就從歷史中消失了,剩下的列寧主義只是“一黨專政、一人獨裁體制,以及未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邪惡組織”(頁510)。它有一個魔鬼基因,或可名為“涅洽耶夫病毒”,呂著讓這個冷僻的病毒從19世紀下半葉一直活躍到21世紀的今天。如此奇異的歷史詮釋實屬別開生面,將另闢附錄處理。
呂著裡的共黨專制、極權和邪惡的個案,不能用"不勝枚舉"形容之,乃是包括史上全部共黨—不管有否執政—的寫照。必須鄭重指出: 這並不是一個歷史研究的態度,是典型的本質主義的謬誤,即是將一個名詞與它指稱的對象呈現全等式,這個符號就變成了一個一成不變的本質,它抽掉了時代背景、具體的歷史條件和歷史發展。本質主義的謬誤用成語說就是: 刻舟求劍。
在呂著的思維裡,列寧主義的黨組織只可能造就蘇聯式的斯大林體制。它沒看到—以它的一偏之見也不可能看到—作為最有效的地下活動組織,列寧主義的黨組織在二戰期間反法西斯鬥爭中扮演了中堅的角色。蘇聯的紅軍乘法西斯敗亡之際固然將蘇式體制強加在東歐頭上,我們的史書不提的是: 在法西斯佔領期間,法共與義共發展成國內最有組織的政治勢力,戰後的西歐是美國的勢力範圍,自然將它們壓制了。美國與蘇聯兩強可謂各得其所。
然而,在亞洲,戰後的形勢是帝國主義勢力退潮,因此在二戰期間壯大的左翼抗日勢力就在中國與中南半島奪了權,它們是獨立於蘇聯的,是自身的"民族解放運動"的結晶,亦非美國所能壓制。共產黨是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中堅這個史實在呂著中卻完全不佔比重。呂著或許視共產主義為唯一的惡,而且是當前之惡,法西斯已經敗亡,眼不見為淨—眼前沒有就沒了。
"眼前沒有就沒了"不是歷史家的見識—不要忘記《共產世界大歷史》有責任還20世紀的本來面目啊! 它反映的倒是當下台灣一般人的史盲。台灣照相館有搞"與希特勒合照"噱頭的,有中學老師帶領學生扮演納粹黨軍當好玩。台灣成為川粉大國,與國際間的新納粹份子為伍而懵懵懂懂,頂多知曉美國的川粉是白人至上主義者但不以為忤。去年美國大選期間,川普在歐洲的民調偏低,與台灣的狂擁相反,竟然有頂級名嘴如此見識: 歐洲人喜歡紳士、不喜歡暴發戶,因此偏好拜登。當川粉否定大選結果並攻陷國會山莊,歐洲連最高領導人都公然表態譴責,乃因為美國這股潮流對歐洲的新納粹運動有鼓勵作用。經納粹一役,歐洲的主流民意是堅決反法西斯的,川普的民調才會偏低。
在呂著的原稿中,曾將蘇聯的"一國社會主義"與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混為一談,經我指出不符合歷史。在20世紀,共產主義是反法西斯的中堅,呂著卻一味將它當作跨世紀的病毒,卻不說法西斯是病毒。呂著果真是左右不辨? 還是他這部"大歷史",基本上就是右派在攻擊左派?
台灣的政治光譜可能不是左右之分,而是右與更右,與今日的韓國對比,更能突顯。韓國頭頂上還有一個朝鮮共產政權呢,內部的兩黨政治竟然左右壁壘分明,對立之尖銳,政黨輪替都算計將前執政黨的總統身陷囹圄,韓國的大眾文化(例如電影)常流露反"美帝"的情緒。台灣左翼知識分子陳映真在生前曾拜訪過韓國,看見書局裡滿架子都是"帝國主義論",頗欣羨,還說為了讀這些書想學韓文。
如果在台灣知"帝國主義論"者如鳳毛麟角,敢於書寫共產主義史的呂先生理應屬於這一小撮,但卻大失所望。固然,"帝國主義"是從馬列主義角度才會看到的東西,你可以不贊成此論,可以說治資本主義的這劑猛藥比病本身還毒,甚至說白了帝國主義就是代表"普世價值",因此"反帝"乃逆天行事—總算是一句話嘛! 但讓"帝國主義論"在你大談特談世界共產主義史的著述裡蒸發掉則是不靈光的。
這好比有人寫基督教史,縱使是不信這個教的、甚至是無神論的學者,也必須將它的教義發展史的來龍去脈交代得清清楚楚,才算稱職。如果有人只在意攻擊基督教是一個詐騙集團,但對它的天國降臨論、三位一體論、耶穌一性兩格論一概不知(至少聽說過上帝創世論吧!),這部基督教史還能看否?
呂著抽掉了"帝國主義論",替20世紀史的詮釋製造了嚴重問題。它不從當時的歷史條件、當地的社會因素—換而言之,不是從20世紀特有的歷史形態—去解釋共產主義的現象,而是用了"俄國病毒"侵襲去解釋。但如新冠病毒一般,病毒入境侵襲時是不管你是孫中山還是袁世凱,是川普還是拜登當總統,都可以發生的,沒必要發生在某個世紀某個年代,換而言之,20世紀的歷史脈絡變得無關宏旨。
病毒侵襲說不講內因,不似列寧主義用階級分析辨認"反帝"成份,然後再發動之。至中共最後奪權時,將反帝倒蔣統一戰線定為工、農、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聯盟,也就是五星旗上圍繞著黨這顆大星的四顆小星。你可以完全否定馬克思主義用"誰擁有生產工具"去定義階級,改採美國社會學用"收入"去定義,也該辨認共黨發動的是比較弱勢、但組織起來卻人多勢眾的社會力吧。
仍從"現代化論"前提出發的美國學術界,曾有一種說法: 同為東亞國家,日本的現代化是從上而下發動的,中國則是從下而上發動的,因此日本變成了帝國主義國家,中國則變成了社會主義國家。但如按呂著的病毒傳入說,則從上從下都無關宏旨,都是集體中毒而已。
呂著的病毒傳入說根本無須顧及20世紀獨特的歷史條件,也取消了社會學。呂著的詮釋學裡沒有社會力。在原稿中,曾出現共黨採取"威迫利誘"裹脅群眾去奪權的措詞,經我指出這不特不能詮釋20世紀史、根本解釋不了任何歷史,甚至違背常識。待出版後,呂著只保留了共產主義是一種偽裝科學的邪說,誤導理想主義的熱血青年去送死的論點—理想主義與奮不顧身的狂熱是"威迫利誘"的相反面吧!
呂著既持病毒傳播說,遂把共產主義在20世紀的傳播簡約為"輸出"、"輸入"兩詞。我曾指出“國際猶太陰謀論”是最懶惰的世界通史詮釋,"輸出輸入說"實不惶多讓。民國時代國民政府剿共,就曾宣傳中共是由俄國盧布豢養的。呂著繼承了這個濫調,除了指控蘇聯折巨資培養戰後第三世界的共黨活動,也說中共也參加了這個遊戲,不顧國內民不聊生地"輸出"革命。
按常理猜測,為了對抗帝國主義陣營,這是蘇聯和共產中國會幹的勾當,但缺乏任何檔案資料就一口咬定這是史實,則無歷史專業可言。另一方面,將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予以演繹: 被殖民地區即使從民族主義出發,只要貫徹始終,就必然走上社會主義之路。古巴革命開始並非由共黨發動,卡斯楚奪權成功後,為了終結美國資本對古巴的殖民化控制,進行資產國有化,招致美國報復,卡斯楚才倒向蘇聯,並把古巴共黨併吞,自己當了黨魁。就這樣,民族解放鬥爭演變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環。
在帝國主義這個歷史時代,民族主義貫徹到底會導向社會主義的理論,如所有應用程式一般,有它內部封閉的邏輯性,但外部大環境不容許它操作成功。世上的財富資源大都在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手中,落後地區搞國有化變成自外於世界,除了遭經濟封鎖,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也會拒絕貸款。在這裡,是用"唯物史觀"的角度解釋民族解放運動在1980年代的偃旗息鼓。自然,呂著也可用它道德破產這樣的"唯心史觀"去詮釋。
呂著看不見社會力,渾然不覺共黨隊伍裡有哪些社會成份是一個需向讀者交代的問題,但終不免會觸及。呂著既與階級分析無緣,它這個思想真空就被冷戰時期台灣的反共史觀填入,把中共的成份說成是“流氓、地痞、乞丐"。或許心知此說不能登學術的大雅之堂,呂著將它限於中共建國後的土改運動的敘事裡。
呂先生將他這部大作製作成視頻,廣播的對象理應也包括大陸。但大陸上是連窮鄉僻壤都有烈士墓或紀念碑,革命成份是“流氓、地痞、乞丐"說會適得其反,惹來反感。總的來說,對一個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的國度來說,一部連"帝國主義"都沒聽說的20世紀史有甚麼說服力呢?
呂著所採的母礦脈: 台灣冷戰時期的反共史觀 每一位作者都必須為他所寫的負責,但我從來不相信人的全面自主性,他是時代、環境、成長之地、生活經驗、所受的教育、被內化了的宣傳的產品。說白了,需檢視他是如何被洗腦的。
當年,國民黨在大陸失敗搬遷來台,必然對這段歷史進行整形手術,乃至對自己在中國現代史中的角色自圓其說。前者就是呂著病毒史觀的底本,在上節已見一瞥,此處不再重複。後者則在國民對本國現代史的認識上製造了認知失調,逐漸將國府本身從中國現代史中給稀釋到化為烏有,替今日的"去中國化"意識鋪路。
中國由舊的"天下",經百年屈辱,蛻變成新的中國,是一個"建國"過程,清末民初就不乏志士以德意志的統一、義大利的統一以及日本明治維新為楷模。對這些國族來說,上列時刻皆為現代國家記憶的尖峰時刻。以義大利為例,19世紀雖然已經有點遠,但該時代的文藝與歌劇已深入人心,它的英雄與烈士亦已成為街道與廣場的名稱,它已滲入現代義大利的里肌。對義大利人來說,這個時代曰"復興"(Risorgimento)。
現代中國相對應的Risorgimento是怎麼一個模樣,有哪幾道里程碑? 它有兩個版本: 中華民國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兩者分享一些里程碑,也有各自的里程碑。對中華民國來說,它的里程碑是辛亥革命、北伐、抗戰,其後還有一個"戡亂",但最後這道里程碑也是大陸民國時代的墓碑,"戡亂時期"反倒成了台灣的戒嚴時代,等同"白色恐怖"。中華民國版的Risorgimento遂走進了死巷子。
國府在台灣落幕前,已有好事者在中華民國的國旗中去讀解一種國運的讖: "青天"是推翻滿清,“白日”是抗日,"滿地紅"則是"剿匪",但徹底失敗,國運的終點站竟然是遍地赤化。既然民國這齣戲不再有第四幕,那就演完了。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Risorgimento版本裡,辛亥革命也是一個里程碑,固然是進程,但也是失望—它是流產的資產階級革命,中共的術語將其定性為"舊民主主義革命",以襯托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並論證在帝國主義時代,前殖民地唯有邁向"非資本主義前途"方能建國。
因此,中共版的Risorgimento開始走上坡路的里程碑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它是中共於1921年建黨的歷史背景。大陸的史學亦一度視"五四運動"為中國近代史與中國現代史的分水嶺。
"五四運動"及其背景"新文化運動"是國民心態的大革新。在文化層次上,連軍閥控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都規定學校用白話文,其後的文學與電影也紛紛譴責父母包辦婚姻。在政治層次上,愛國變成群眾運動,而國民黨的北伐成功亦有賴於此。
因此,雖然“五四”是把民國革命超越了的更激進的新一波革命,國民黨寫的民國史上仍不得不記上它一筆,但它既懷中共建黨的禍胎,因此有必須矮化這個中共的生日,正如同中共矮化辛亥革命這個民國的生日一般。"五四"在國統台灣被狹窄化為"文藝節",以別於大陸的"青年節"。這個冷僻的紀念日在中國史變成"外國史"的今日是整個地蒸發了。
在“五四”與“北伐”之間應該還有一個里程碑: 1925年的“五卅運動”,它的重要性不容被低估,它將萌芽自“五四”的中國式群眾政治發展成一個模板,一直沿用到文化大革命。該事件在台灣的歷史教科書中語焉不詳,在大陸的國家記憶裡則是“北伐”的沸騰的背景,它引發的“省港大罷工”是北伐的前奏。但當我提起這個18個月的罷工是破人類史上最長的紀錄,歷史系裡的同事們居然沒聽說過。歷史是永遠從眼前消失了的,只存在於歷史學者這些專業記憶保管者之處,如果連保管員都聞所未聞,那就“查無此事”了。
“五卅運動”後就是"北伐",它是國民政府的起點—先前的辛亥革命乃是北洋政府的起點。對中共來說,1927年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起點,並一度視之為超越"五四"的一個新里程碑。此時,國共已經分裂,各說各的,也各自先後成立政府: 南京政府在先,江西的蘇維埃共和國在後。待抗戰來臨,國共回歸合作,中共就把這塊"唯我獨革"的極左里程碑收起來了,在宣傳上重新肯定"五四",以利團結中共以外廣大的愛國人士和進步份子。於是,"抗戰"才是國共雙方真正共享的國家記憶里程碑。
"抗戰"是一個決定國家存亡的時代。先前民國革命未能凝聚的人心,如今都凝聚了,因此抗戰而非辛亥革命方是建國的最關鍵階段。後結構主義理論家安德森視"國族"為一個"想像的團體",換而言之,其成員必須具有同一個認同感。打一個比方,辛亥革命彷如在每一個中國人的皮膚上刺青"中國人"三個字,但他們在心中並沒有形成一個國家,是日本的侵華促成了這個心理的轉變。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又如何分別看待"抗戰"呢? 眾所周知,抗戰期間的大型戰役都是國軍打的,共方的"八路軍"主要是打了一些中小型的伏擊戰。但在國府丟失大陸之後,共方將抗戰之功完全歸己所有。我們替國府叫屈也沒著力點,因為是國府遷台後自己將這段國家記憶抹掉了。
在冷戰年代,台灣反共的一個盟友就是日本,而國府的反共基地則是二戰中挨美軍轟炸的大日本帝國的領土台灣,不少台湾人还一直把自己想像成日本子民呢,故既非揭櫫"抗戰建國"之地,亦非其時。抗戰已經結束,新階段的立國方針已變成"戡亂建國"—如前所述,它與其說是國共戰爭的延續,毋寧是鎮壓島內的一個體制。
國統台灣長期以來沒有出版一部抗戰時代史,只有國防研究院編的純軍事的戰役史,似供內參所用。在大眾文化裡,1960年代,當好萊塢的二戰電影仍如火如荼之際,台灣的抗戰電影大多由香港拍在台上映,只有在日台斷交(1972)後,台灣才認真拍攝抗戰電影,但多迎合時下好萊塢式影片的口味,缺乏歷史感。
況且,不少抗日名將的史蹟被淹沒,是因為他們在內戰期間投共或被俘。反而,國軍歷史人物在近期大陸拍攝的抗戰劇中頻頻重現,不少鮮為人知的國軍抗日戰役也展現在觀眾前。面臨日本蠶食,南京政府長期無力抵抗,致使國軍的續範亭將軍絕望地在南京中山陵前剖腹自殺—這個事跡也只聞於大陸的歷史劇,恐怕連今日的國民黨人都不知有此人。
進入21世紀,也是到了最近才有人用蔣介石日記之類的檔案認真地寫抗戰史,卻已變成冷僻的專史研究,且侷限於國府的抗戰史,並非大眾的抗戰時代史。從這些專史作家的談吐中,可知他們基本上沒意識到抗戰是中國Risorgimento的最關鍵時刻。有一位實證主義冬烘竟說"全民抗戰"這個說法不能成立,比較符合"理工科思維"的方法必須數人頭、看是否包括全體中國人!
其實,"全民抗戰"是從政府主導的抗戰擴散至民間各黨各派、各行各業的意思,乃安德森意義的"想像的團體"之成形,也更能描述中共在抗戰期間的活動。就戰役來說,共軍打的多是小仗(除了百團大戰之外),但為了動員群眾卻在廣大的農村中散播反帝意識。長期蟄伏在國民黨統治的"白區"的中共,也有效地轉化為地下抗日組織。列寧主義的"反帝論"則深入廣大的人心—它指出中國百年屈辱的長時段結構性,當前的國難非偶然,乃是其中的一個事件,也不是打贏這場戰就算結束。中國人的救國,必須徹底粉碎這個結構。
國民政府遷台後,不只在抗戰問題上製造了認知失調,乃至從五四運動以來的整部中國現代文化史皆呈失憶狀。第一流的學者與文人都留在大陸,並非所有人都"附匪",很大一部份人是期待國府在台灣頂多苟延幾個月,搬這個家幹甚麼。結果,這批民國菁英的成就儘遭禁,他們的事蹟全湮滅。這是人為的國家記憶的失憶症,在1980年代,魯迅的孫子"投奔自由"來台,結果毫無宣傳價值,蓋台灣並不知道魯迅是誰。
追蹤當年國民黨的反共符號學是一個饒富趣味的作業。在遷台初期,仍依稀地聞見"殺豬拔毛"的口號遺留,朱是朱德、毛自然是毛澤東,朱毛的搭配是從井岡山開始一直到解放戰爭。待1947年美蘇冷戰爆發,1949年中共建國,蘇聯轉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國府的戰鬥口號為了配合美國變成"反共抗俄"。1950年代末中蘇呈現分裂而美蘇則趨緩和,國府的口號遂相應調整為"反共救國",待1960年代下葉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將中共這個黨幾乎砸爛,台灣這一方的口號立即改成"討毛救國"。1976年毛去世了,華國鋒上台,當時我替國府暗呼不妙,口號豈非要變成"反共反華"不成! 果然是無以為繼。
國府在台灣彆彆扭扭地代表"中國",牛角尖是越鑽越深,路是越走越窄,對台灣本省人來說,則越發感到無厘頭。在無法將台灣虛擬成"中國"的條件下,國府在國家記憶上製造了認知失調、失憶和斷層,其實已開始替台灣打造"去中國化"。
中國從鴉片戰爭開始淪入被列強交侵的命運、這片大地變成外力競逐的場所,待至民國時代,日本試圖獨佔這片大地,將列強捲入一場大戰,也將中國陷入一場生死存亡的掙扎。這場國難卻成為建國的契機,抗戰期間國府已廢除不平等條約,戰後中國忝為"五強"之一,仍未能擺脫美蘇兩強在中國的交鋒。待真正將所有外國勢力都逐出,將國運收歸國人手中,卻是在1949年以後。
國府在國家記憶上一步一步從中國歷史中淡出,在空間上卻步入美國的勢力範圍,且成為敵營的馬前卒。國府自身未能憑"抗戰"建國,卻將憑"抗戰"建了國的中共妖魔化。此舉是將中國的Risorgimento的歷史作民族虛無主義的處理,往前再跨一步就是呂著《共產世界大歷史》的根本不知近代中國的Risorgimento為何物—猶如它根本不知20世紀有帝國主義這回事一般—眼中只看見一場百年病毒。
呂著將中國的Risorgimento"非史實化",是以擷圖應用程式把上溯至鴉片戰爭的歷史背景全剪掉,只從五四時代起講。既然不是民族解放鬥爭而只是一場病毒,建議擷圖不妨更精準一點,不如從1920年3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吳廷康)這個“超級傳染者”進入中國國境之處擷取。
本節雖披露呂著的底本是國府冷戰時代的反共史觀—他從小在台灣受教育,有選擇嗎?—卻並無指呂先生是國民黨的意思。事實上,今日的國民黨未必放棄反共,但從未反中,他們的民族思想的背景仍然是百年屈辱的國家記憶,只是另有Risorgimento的版本吧了。
在此意義上,呂氏並非民族虛無主義者,因為他對中國的Risorgimento沒有一點情感—該說沒有一點歷史知覺吧!—形同對待陌生的外國(或仇恨的敵國)。他更近似歷史虛無主義者—即將人家一整個世紀的歷史妖魔化。呂著自詡為“客觀的”正文既已如此,它的“後記”遂說不上圖窮匕現,只是更明目張膽地將帝國主義亂人之政、滅人之國的行徑正當化。它把2019年香港反中暴動喻作波羅的海三小國之脫離蘇聯獨立(頁516-517)。被顛倒的黑白必須再顛倒回來: 香港是從中國被割出去的,它淪為英國殖民地不正是近代中國的Risorgimento導火線的點燃端。
附錄1: 一個發問,兩種答覆 呂著在行文上主觀地認為自己保持“客觀”,但它的底本—台灣冷戰時期的反共史觀—卻兜藏不住,流溢於文字之外。在一次出版後贈書的飯局中,有一位在座客問作者: “你是這方面的專家,請問毛澤東成功的原因在哪裡?”我們這位《共產世界大歷史》的作家如此回答: “是被斯大林看上了,在江西打土豪期間,毛糾集農民,當眾將地主進行活剖,以斯大林之兇殘,感覺此徒深獲吾心,遂欽定他為中共的領導人。”
閱讀呂著常予人一種懷舊感。他這翻話令人重溫台灣1950年代反共文藝《惡夢初醒》、《旋風》等用豐富的想像力編織的鬼魅魍魎世界。還有連“懷舊”都夠不到的地方,必須用考古發掘: 80多年前,南京政府的剿匪軍消滅江西蘇維埃共和國後,從湖南追剿"長征"途中的紅軍到貴州,沿途散布“共匪”活剖人的恐怖故事,以恫嚇當地民眾,對這些妖魔避之則吉。
連今日的國民黨人都聞所未聞或不予置信的故事,竟然給呂先生這位歷史作者當作主要論述。但它卻給這位"歷史作者"的判斷能力與史識都打上一個大問號。是他這個平行宇宙裡缺乏客觀的社會力,也不存在意識形態信念的力量嗎,才會只剩下比誰夠兇殘作為歷史的推動力? 在它這個平行宇宙裡,侵華的日軍亦只需將"千人斬"升級為"萬人斬",就可以征服神州大地,並統治70年吧!
對座上客的發問,須用中共黨史回答。毛之在中共黨內得勢,反而是不斷悖逆莫斯科指令的結果。莫斯科指揮中國革命,按蘇聯模式主張城市起義,毛則在農村建立根據地,中共始有地盤甚至"國土"。當莫斯科路線屢屢碰壁,從莫斯科派回來的“國際派”即從上海租界遁入毛建立的中央蘇區,將他這個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架空,奪其對紅軍的指揮權,交予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手中,中央蘇區終於在國軍第五次圍剿時淪陷,中共中樞進入前途未卜的"長征",途經遵義一地,毛奪回領導權,遂掌握此後北進的路線,長途跋涉至陝北,另起爐灶,方打開以後的局面。
毛之受紅軍擁戴,在於江西蘇區反圍剿時,他已發展出兩種戰術,竟然在敵方武器精良,且有空軍的條件下維持戰無不勝: 一為游擊戰,另一為運動戰,都是以弱勝強。游擊戰是用來對付單股的進剿軍,己方避其鋒芒,待機伏擊,再予反擊。運動戰則在受多股敵軍圍剿時,不待敵方優勢兵力集中,先集中自己較弱的兵力,以急行軍遊走於它們之間,分別擊破之。
毛寫了一幅對聯,上聯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游擊戰裡操勝卷。" 下聯是: "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秘訣只一句: "敵強我弱,主動權在我。"兩者都靠情報靈通,前提是有當地廣大的民間支持,因此是"人民戰爭",敵方是學不來的。
在抗日戰爭期間,日軍只佔點和線,對農村裡的抗日勢力頂多進行清鄉,因此八路軍對抗日軍多採游擊和伏擊,在日軍重點打擊的八路軍太行山根據地,運動戰還是發揮了作用,主要是跳到敵人的包圍圈外避敵。華北平原無山林之地則發明了先前沒有的地道戰。地道戰在韓戰後期,志願軍推進至南方較平的地勢時也用上。在韓戰初期,則是毛的運動戰又派上了用場。朝鮮半島北部中央多山地,迫使聯合國軍從東西兩緣分途北上,他們渾然不覺志願軍已從中央山地鍥入其間,後者遂來回穿梭,分別痛擊之,讓對手有到處逢敵的假象。因為並非反圍剿,而是奇襲不知情的敵人,因此叫做"穿插運動戰",竟然在沒有海空軍的條件下用平面作戰打敗立體作戰的敵人。韓戰中最膾炙人口的長津湖戰役反倒像國共戰爭末期的淮海戰役,志願軍集中優勢的兵力切割在東線輕敵北上的美軍,是後者憑先進的戰鬥力例如空襲和空投避免了全軍覆沒的命運。
戰術固然是雕蟲小技,從大局上來說,毛將革命的重心從城市轉到農村,最後,是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奪取全國政權。在二戰後,這個模式傳遍亞、非、拉,取俄國革命的模式而代之、對帝國主義陣營提出新一番挑戰。
在將革命的重心轉到農村這一點來說,也決定了蘇中兩國的命運。俄共憑兩京起義,打平全國,建立"工農民主專政",暫時與有土地要求的農民結盟,待至1920年代末,搞農業集體化時,則將廣大的農民變成"階級敵人",站到了大多數國民的對立面。中共則是不論遇到多少災難,它在農村裡的支持都是穩固的。
在呂著的另度空間宇宙裡,是不看才能、領導、視野與願景,而是"最兇殘的劊子手得天下"。在國府初遷台時必須如此說,難道說是自己失去民心才丟掉大陸不成? 80年後,呂著仍用這套敘事,則是在上演“穿越劇”了。
附錄2: 所謂“涅洽耶夫病毒” 在呂著的判斷中,共產主義的邪惡本質在1860年代已經形成了—雖然列寧本人誕生在1870年。1860年代在俄國思想界是虛無主義盛行的時代,有那麼一號人物曰涅洽耶夫,他的心靈無比黑暗與邪惡,而列寧對此人卻特別欣賞和推崇。這個邪惡本質遂跨了兩個世紀,從涅洽耶夫一直傳承至習近平這裡,不彷視其為一種魔鬼遺傳基因。先聽呂著怎麼說:
"[列寧當然不可能憑黨組織完全控制他的黨徒]...那麼列寧還靠什麼呢? 實際上有一部分是靠金錢。列寧的錢又是從哪裡來呢?...那是使用偷、搶、拐、騙等不擇手段的方法弄來的。光是在第比里斯銀行運鈔車一案中,史達林便已為列寧搶來三十四萬盧布。布黨[指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俄共的前身]在聖彼得堡、莫斯科等地也犯下累累的搶案、勒索案,所得更多。另外還有印假鈔,以及派年輕的同志誘娶工業大亨的女兒等方法。即便是孟什維克派怒責搶來、騙來的是「臭錢」,列寧也還是我行我素。
列寧為什麼行為若此?這就不能不提到虛無主義者涅洽耶夫。「虛無主義」從一八六O年代起在俄國流行,其特點是否認上帝、否認沙皇、否認舊社會、舊思想,主張拋棄一切傳統、一切權威。涅洽耶夫是其中一個突出的代表人物,曾經寫了一本小冊子《革命家問答書》,主張採取恐怖行動和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以摧毀舊世界。列寧卻曾讚美他,說他有「超人的組織天才,到處建立謀叛工作的特殊能力,以及使其思想永久深入人的記憶中的才能。」” (頁511)
布爾什維克黨搶劫銀行運鈔車根本不是甚麼“涅洽耶夫主義”,因為當時的無政府主義者與社會革命黨都在幹這個勾當—後者還從事暗殺活動,被列寧痛斥為用個人代替群眾—豈非所有俄國的激進派都是“涅洽耶夫主義”不成? 這種將你不喜歡的東西統統說成是一個壞東西是“還原主義”,無說服力可言。至於連黨內的敵對派孟什維克也憤怒,他們本來就不贊成布爾什維克所幹的一切,尤其是不按馬克思的歷史進度搞武裝奪權。
呂氏的憤怒是孟什維克較紳士式的憤怒,還是有產者的標準憤怒? 法國無政府主義者普魯東認為財產本身就是“盜竊”,而列寧、斯大林也以為搶劫案是"接收人民財產"的壯舉—當時還不懂得用"轉型正義"那般的巧語。英國史家霍布斯邦研究西方近代社會史,有“社會土匪”這個項目,亦即是仍未具現代政治意識形態的傳統羅賓漢角色。罵他們是“土匪”可以,將它合理化為"沒收不當國產"也可以,“病毒”就不必了。
呂著予人印象"涅洽耶夫邪惡基因"是它的新發現,其實是採自台灣冷戰時代反共史學這個母礦脈。第比里斯刧運鈔車案還是上了報紙新聞頭條的,至於那些沒見報的“派年輕的同志誘娶工業大亨的女兒”一類,真假莫辨,但採自同一個母礦脈殆無疑問。是冷戰時代的國民黨留下了一個廢礦,呂著仍興味無窮地在那裡撿碎礦石。
呂著用"利用色誘"這一點攻擊布爾什維克黨,活像天主教對馬丁路德的污名化。馬丁路德自己慾火中燒、慾海難填,心知死後不會得救,就索性將破戒化為揭竿而起,在他對教會發動總攻擊期間,透過書信拐騙各修道院中的修女,待她們回信約定好了,即派自己的心腹駕篷車假扮送貨,駛入修道院,將這些響應革命的女同志偷運出來,分配給自己的幹部,自己也娶了一位。馬丁路德如果不用這招,恐怕連第一批幹部都無法穩住。如今,讓他們連破兩戒—神父不得還俗、神父不得婚嫁—即使反悔,罪孽深重,後路已斷,回不去了。
查閱馬丁路德的書信,當知他用假送貨車偷運修女之事不假,並非天主教史學所捏造。視其為馬丁路德穩住幹部團的策略也說得通,這是審度客觀條件所採的步驟,方成得了大事,而不是該不該做的問題。然而,他這批連破兩戒的牧師,總比兩戒都沒破—當時盛行神職人員養小妾—的神父氣象清新,是新時代的吹號手。
如按呂著非凡的邏輯: 基督新教在誕生期就植入了一個“馬丁路德邪惡基因”,這個基因在今日所有的新教的派別—信義會、聖公會、荷蘭改革教會、長老會、浸信會、循道會、衛理公會、貴格派、福音派等—身上都有。結論: 基督新教500年來就是一場病毒! 唯心史觀,莫此為甚!
呂先生的視頻應該也會對大陸廣播吧? 收視者的思想如果還有百年屈辱這個背景,呂著的"涅洽耶夫邪惡基因"簡直是完全失去歷史比重感的不知所云。
附錄3: 沒有思想的思想、不成解釋的解釋 歷史之為物非同物理世界,它是已經在眼前消失了的對象,只寄託於集體記憶裡。亦即是說,“歷史”是一個不再能身歷其境的空間,它只是我們腦海中的一個虛擬空間。此空間因腦海而異,以致歷史之“再現”在各類平行時空裡。
我在一篇談歷史知識基礎的文章(
《殺母的文化:20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形上(meta-)導讀 )中曾指出: “在自然科學裡,在甲地進行的實驗,在乙地設立同樣的條件去再做一遍,期待它的結果雷同,否則就是程序出了紕漏。然而,如果有兩部歷史著述是雷同的,那就準備打抄襲案官司吧!”本文裡的“列寧主義的20世紀”與“呂著筆下的20世紀”簡直就像兩個平行宇宙。
這並非說"過去"皆為今人所想像。歷史知識並非無中生有,甚至在小說欄,歷史小說與奇幻小說都不可混為一談,否則,史盲與史識豈非是一般見識? 歷史知識根據過去遺留的記載與文物,詮釋這些遺留則須看認知心靈的意向性。“意向性”乃現象學的一個哲學名詞: 認知對象是與認知心靈相互構成的,並非心外無物之意,而是物處於心外則不呈現為認知對象,至於認知心,也沒有面對一片空白由單方定義的。
亦即是說,有這般見識的認知心,就會有那般的認知對象。比方說: 在你面前出現兩個人因思想不合打架,如果觀察者自身有思想,在他眼前“呈現”的是兩個人因思想不合在打架這個"事實",如果他本人不知思想為何物,那麼對他“呈現”的就是兩個人只在打架這個"事實"。“列寧主義的20世紀”與“呂著筆下的20世紀”的差別可比擬。
"事實"與其說分真假,不如說是淺耕與深耕之別。我們常聽到坊間的一個說法: “基督教拜耶穌、天主教拜聖母。”這是一般人眼中呈現的"事實",似是而非,因為它還可以多添一句"中國人拜菩薩"嘛。但亦似非而是,蓋群眾信仰的公約數就是一個"拜"嘛,誰能說它不是“事實”? 待宗教學研究者進一步深耕,基督教與天主教的差別又會是另一個程度的“事實"。耕耘至更深處,則呈現為學術會議裡某專題小組中只給三五人報告的那種"事實",認知則是合乎求職和升等功能的那種程度。雖然,這是否等於對世界有最深度的認識,則是天曉得。
因此,所謂掌握了"史實",得要看是哪一類的認知心呈現了哪一類的“史實”。呂氏認知的意向性顯然呈現不了“列寧主義的20世紀”,即是民族解放鬥爭對抗帝國主義的那個世紀、是用資本主義生命史和馬克思主義生命史共譜的歷史記憶。呂著是換了一個人間,它平行的20世紀是用泛道德主義的規範呈現的,在別人呈現革命與起義的地方,它呈現了一部"偷、搶、拐、騙等不擇手段"的編年錄。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李世民的殺兄囚父,肯定過不了這個泛道德主義的關,然而譴責一番是否理解了秦朝史和唐史? 被美國一家大媒體選為上一個千年的"第一人"成吉思汗,其最高境界居然是: "人生最大的快樂在於到處追殺敵人,侵略他們的土地,掠奪他們的財富,擁抱他們的妻女。"呂著在譴責布爾什維克是"土匪"之餘,是否還可以補一句這位一代天驕是"馬賊"? 泛道德主義也是一種認知的意向,與其它的意向一般有它的正當性,關鍵在於: 它的論述是否靈光?
既然呂著的背景是台灣冷戰時代的反共史觀,在此地有必要對此底本作一個總清算。它反共卻不懂敵人的"唯物史觀",不可解的是當時國府政戰部門已吸收一些中共變節分子和托派理論家,卻在理論攻勢上毫無動人之說。其反共說辭訴諸呂氏今日仍沿用的泛道德主義。在敵方"唯物史觀"應用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力分析的地方,反共史觀卻用了一些格言、諺語和典故,例如"暴政必亡"、"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化"之類。
格言、諺語和典故是不需要自己動腦筋,已經替你包裝好了的思想,而其道理的顛撲不破性有如刻好在花崗岩上的。我曾告知呂氏: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化"縱使是一句顛撲不破的真言,卻是可適用於任何時空,因此對研究20世紀的特殊歷史型態無多大幫助,甚至可能是引導離題。
何謂引導離題?美國頻頻發生黑人枉死於警察槍下的案件,去年終於爆發“黑人性命攸關”的示威與暴動,待至今年,亞裔死於暴民之手亦累積多起,輪到亞裔起來示威,也算有了“黃種人性命攸關”的運動吧。在去年黑人暴動期間。右翼白人提出針鋒相對的“藍色性命攸關”—藍色乃警察制服之色。多方各執一詞,壁壘分明,唯有暴動期間副總統彭斯的“所有性命攸關”(all lives matter)最具推之四海皆準性與放之萬世不易性,也最刻意離題。
應用推之四海皆準,放之萬世不易的真言,會用翱翔的普世性將貼地的時空性抽掉,能解釋一切的往往甚麼都解釋不了。公平地說,呂著從未用 "暴政必亡"此一諺語,但它充斥於呂著的冷戰時代的反共底本,呂著在貌似“客觀”下也不斷在論證此金科玉律。這句話本身是無可爭辯的,一句適用於所有時代的話誰與爭鋒呢? 它無疑是老一代人的修辭,現在誰還會和賈誼的《過秦論》產生共鳴?—還有60歲以下的閱讀過《過秦論》嗎?
2019年香港反送中出現了不少光怪陸離現象,有搖著英國國旗、喊著"光復香港"(恢復港英殖民地統治)口號的,有高舉美國國旗延頸期待美國陸戰隊的,甚至有在美國領事館前手握"爹親娘親不如特朗普[川普]親"的標語牌。當時有人罵"認賊作父",立即可察覺是老人的思維。當今一代“反支那”的“香港民族”又沒聽過《趙氏孤兒》,可能連黃河長江在哪都不太清楚。"認賊作父"不也是新時代的“人權”嗎?在美國,不是已有親生父母生活改善後,想領回暫時寄養給別家的孩子,後者反而上法庭控訴要留在環境較優裕的寄養家庭的案例嗎? 新時代的"人權"嘛,連認“鮭魚”作父都是允許的。
諺語與典故的道理都是無可爭辯的,但用一些上刻著無時空性、超歷史性的道理的花崗石建材去建構你的歷史記憶,將會弄得所有時代看起來都是一個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