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論紛紛】百花齊放——台文系師生和他們的語言故事（中文版）

序言：契機、緣起

我們會在課本上看到台灣各族群的分布圖，為了考試而它背起來，可是你是否有思考過為什麼族群會這樣分布？各族群的語言與其方言別有何差異又為何有如此差異？

依南島語系研究者白樂思 (Robert Andrew Blust) 分析，南島語系依語法主要可分為 10 大支，而臺灣本島就包含其中 9 支。由此可見，台灣國土雖小，但族群多元，語言、方言別豐富，因此台灣語言學是非常值得我們去深入研究的。

有別於教科書般的教學，我們選擇透過介紹系上的老師及學生的方式，讓大家從另一個角度——從他們的出生背景及成長故事出發，由不同的面向討論我們所看見的語言現象，帶領各位讀者初步探索台灣各族群的語言，並從他們身上看見台灣歷史的縮影。

語言和人心：認同關係的建構

李承機老師[1]分享了發生於自身的一則故事——

有一件印象比較深刻的事件是，我比較晚進幼稚園，大概五歲入讀，讀了一年半吧。那時和弟弟從幼稚園回到家裡後，我們孩子之間就會講比較多的華語。於是我的祖父就把我們幾個兄弟找來教育——祖父認為「國語」是外面的語言，台語是家裡的語言，一定要好好講。

他續提到，他們家族內幾乎都使用台語，自己入學之前也不知道何謂「國語」。當時政府對電視廣播的「方言」節目實行每日一小時的時數限制，而家裡因為長輩的關係，就只看那部分的節目。

隨後，他亦提到自己過往的經歷：

我小學時還不大懂的時候，就自己用注音符號發明一套表記台語的方法，用來在課本上亂寫些台語。我很早就納悶「台語為什麼不能寫？」因此我就在課本上用台語寫老師的壞話，諸如「先生上課偷放屎」等等的。到了大學時期，我也參加「台灣文化研究社」之類的社團，跟大家一起學習羅馬字。

我大學的時候還當過「台語推行委員」，被同學選過很多次。因為我們以前小學的時候，講台語要罰錢，每班都要選一兩個「國語推行委員」，通常都是由最乖的、老師最喜歡的外省小孩出任，於是我們到大學時就搞個「台語推行委員」，但大半是搞笑用的，只是對「國語」這個概念起到一些諷刺作用。

蔣為文老師[2]提到，自己從小就不理解學校的語言環境：

【譯】當時就開始有這種想法，左鄰右舍、家裡都說台語，去到學校就要講華語，感覺很奇怪，不知道怎麼會這樣。在學校裡講中國話感覺滿尷尬的，我只要離開學校，就不會講中國話了，和左鄰右舍講中國話也是很尷尬。因為我們的父母、祖父母，大家都講台語，在家裡講華語的話，自己就感覺很奇怪、不喜歡，所以小時候就有台語是自己的母語這種感受。

由此可見，自小所接觸、習得的語言，人們會自然地使用於各種領域。而即使受到外力影響，例如政府限制、教育體制等，我們往往也會作出各種嘗試或是堅守一定的底線，就如李老師和同學們利用詼諧手段諷刺語言政策的失衡、蔣老師離開學校範圍便轉回使用台語等。

為什麼這麼說：語言演變觀察

我們這個世代的人，除非是遇到很不會講台語的外省人，你才會稍微切換過來跟他講華語，不然一般情況下都是講台語，連客家人也都會講台語。

聽到李承機老師這句話時，筆者產生了好奇，於是針對「連客家人也都會講台語」這點進行追問。他續提到他自己對客家族群語言能力的觀察：

我身邊的客家人都是華語講得比我們好，然後台語也有時候甚至比不少台灣人還要好，而且他們還保有客語能力。這種人還會被人刻意取個綽號，叫做「客奸」。

李老師表示，其家族到外面接觸別的台語分支後才知道，他們的腔調被稱為「三峽腔」。後來去查找資料，才知道三峽腔是接近泉州的腔，所以他們的腔與海口腔很接近。他隨後補充道：

還是不太一樣，因為海口腔比較接近中部的腔，語尾有特殊的變化，我們泉州腔在北部算是比較稀少的，而且都靠近台北盆地南邊，例如新店、景美。

老師接著開始分享背後的語言地位演變史：

這跟背後的械鬥因素有關係。因為台北盆地在械鬥後期都是漳州人贏比較多，後來也是比較多漳州人移入，泉州人多數屬於在開港以後的商業移民，所以有些集中在外灘一帶，即現在的萬華。比較早的泉州移民械鬥都輸了，所以就都在台北盆地比較南邊。因為泉州人又去跟客家人械鬥，所以客家人又被趕到更南邊去了，這大概是18世紀末之前的事。

從這些故事裡面，我們可以發現到弱勢社群為了生存而自我調整的特性——早期台灣社會因為械鬥輸贏，閩南人佔到較有利的地位，客家人就需要去遷就他們的語言；到戰後國民黨強推華語，本來就弱勢的客家族群也要去適應華語體制，在一直受到壓迫的環境之下喘氣。但是，他們並沒有因為適應強勢語言就放棄客語，仍然持續傳承下去。

我與我的語言選擇：淺談社會語言學理論

在訪談中，許多受訪者多少都有語碼轉換 (Code-switching) 的經驗。語碼轉換指的是雙語、多語者在對話中，會切換一種以上的語言、語言變體[3]。這樣的語言混雜現象，其實在受訪者的日常很常出現：因為不同的情境、說話對象，讓他們對話時在精通的幾種語言裡切換不同語言應對。

譬如說：對李承機老師來說，他會在工作的時候大致上先選擇華語，但面對不同的對象時，他會選擇使用台語，甚至還會使用與他原生腔調老泉腔不同的漳混新泉腔和對象說話；廖淑芳老師也有提到，她會對長輩說台語、在較公共的地方會講華語，切成兩邊去做轉換。再來，很多台文系上的同學也會這樣做語碼轉換：對家人講母語、去買菜時講台語、而和同學講華語等等的；反過來說，有一些受訪者的家人會反而跟他們講華語，因為覺得他們比較聽不懂母語，因此是家人做語碼轉換。

另外，在一些受訪者的經驗裡，皆有反應社會語言學裡一項重要的理論：語言適應理論 (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 SAT) 也被翻譯作語言遷就理論。簡單來說，在使用不同的語言或是方言的語言社群[4]裡，話者會根據不同的對象，選擇「聚合」(convergence) 去接近說話對象的語言、腔調或語態；或是會選擇「分離」(divergence) 去跟說話對象做出區別。

林同學[5]就有談到他這樣的經驗：

我媽媽甫從中國嫁來台灣的時候，如果在鄉下講華語，就會被揶揄說是「大陸仔」、「大陸妹」，迫使她必須自學台語、講台語，才能得到別人的認同；而我後來國中在海南念書的時候，也是老師、同學都說海南話，使我必須去學海南話，否則無法得到他們的認同，沒辦法與他們相處。

這便是為了得到雙方的讚譽、為了溝通方便等等社會因素，所造成的語言趨同，「聚合」的現象。

習得與學習：學習語言的世代差異

根據訪談，我們發現本土語言對老師及學生間明顯的劃分為「語言習得」與「語言學習」。在美國語言學家Stephen Krashen的定義裡，「學習」(learning) 和「習得」(acquisition) 是不一樣的。「學習」是刻意的，像我們在學外語一樣，照著外在的規則去學；但「習得」是暗示性的，像是我們學習母語一樣，透過很多暗示，在無意識之中習得語言能力。

老師們多是在本土語言的薰陶下成長，從周圍環境中通過自然學習而習得，甚至於第二語言也能自然習得。如柳柳美老師[6]在十八歲以後到屏東工作以後，促使老師透過在排灣族部落生活幾年下自然習得了排灣族語；而鄭邦鎮老師[7]則是身處在台南而慢慢習得了漳州腔，練就了能根據不同腔調的人自己轉換腔調與其溝通的能力。

而對於學生而言，多數人的成長環境中皆是以華語進行溝通為主，本土語言不再是學生第一個會接觸到的語言，家中家長們也不一定會說流利的本土語言甚至已不會說，本土語言環境不再，進而大幅降低了透過自然習得的方式成功習得本土語言的機會。因此本土語言就跟英文一樣成為了我們在學校才會學習與接觸到的語言，多數學生必須在專門場所由專門教師實施專門的教學方可學習本土語言。

本土語言成為學生的第二語言學習甚至是第三語言學習的現象，以原住民語最為顯著。如身為原住民的楊同學[8]與呂同學[9]在學習族語的經歷皆是透過學校開設之原住民語課程，或是參加校外由政府機關、原住民團體所辦之活動，才開始初步地接觸並學習自己的族語。因為原住民人口大量外移至都市，族語環境不如以前完整且單純，因此在都市長大的原住民孩子多是透過學校提供的母語教學，才會開始學習到自己的族語，而這也說明了為什麼族語在學生這一代成為第二（甚至是第三語言）學習的現象是比其他族群更加嚴重的。

另外一方面，也有像陳同學[10]這種透過一些較有趣的生活經驗學到本土語言的人——她表示她的阿公阿婆很會吵架，阿婆和爸爸又會用客語作正常溝通，所以漸漸聽得懂客話；她小時候很喜歡看台語八點檔，所以也很自然地學會台語。雖然在說客語時，自己心目中預想的發音有當時會和實際發音不同，或者是聽不懂長輩講的話，不過她都可以透過意會、查字典、比手畫腳、請對方描述等等方式解決。

然而雖對大部分學生而言，本土語言成為了必須透過學習方能學會的語言，但仍有例外：對鍾同學[11]來說，客語是她的第一語言。從小就在以講客語為主的環境下長大，而在接受學校教育前也是以客語的世界觀來思考，反而是在上學後開始轉變以華語的思考模式為主。

我們可以發現到，根據老師及學生成長年代的不同及環境的改變，同樣都是在部落長大的柳柳美老師及楊同學（排灣族），兩人在學習/習得排灣族語上有所不同。以前的部落是以族語為主要使用的語言，而在柳柳美老師生長的年代，雖然政府推行了國語政策，但主要還是較年輕一代的族人才會說華語，所以部落還是以說族語為主。而當柳柳美老師十八歲至屏東的三地門鄉的蒂摩爾部落教書時她面對到一個問題，因為在當時當地人們還是以排灣族語為主要使用的語言，因此若老師沒辦法說排灣族語的話，那麼她在教書的時候或是平時生活都會沒辦法順利地跟當地的族人溝通。而也是在這樣的刺激下，讓老師在被排灣族語環繞的部落裡能夠快速且自然地習得了排灣族語。

而現在的部落，華語已經成為主要使用的語言，基本上只有老一輩的老人家們能夠流利地使用族語溝通。青壯年因需離鄉至外地賺錢養家、青少年（如楊同學）因教育資源不足需要至外地求學，使用族語的機會減少、生活環境也不再像以前單純，導致現在年輕一代的族人很難有機會透過家庭習得排灣族語，雖然部落還是會有人講族語，但多數人如楊同學變成是要透過學系族語課教學才能學習自己的族語。

雖然像我們學生這一代仍有例外，但人數並不多。現代使用本土語言的環境不再，本土語言對年輕一代的台灣人而言不再是第一語言習得，甚至成為了必須透過「學習」才得以使用的語言，而這也成為我們應當去思考、改進的地方。

結語：本土語言與它們的未來

我們都知道現今的本土語言困境，肇因於過去錯誤的政治政策，許多老師也都於訪談中提到他們曾經歷過那樣本土語言被壓迫的時期，這是無法否認的歷史事實。

王同學[12]對此事抱持著開放的態度，他提出他的觀點：

【譯】我們當然要承認，台灣本土語言曾因為政策關係造成現在較少人在使用，這是需要搶救的，不過我認為大家不用去仇視任何一種語言——有些人可能會說某一門語言是兇手，所以就對其記恨、某一門語言沒有用所以不如去死一死等等……這類想法對社會、語言發展都是不健康的。

而從系上師生的經驗中可以發現，即使如此導致了本土語言快速的流失，但受訪的系上師生仍有意識，靠著自身的努力學習本土語言：李老師、蔣老師在大學時期透過社團活動和讀書會，自學台語文讀寫；廖淑芳老師[13]在博班時透過老師學習台文書寫；謝同學[14]雖大學才正式學習客語，但他會利用網路教學資源學習、加強客語；鍾同學會勉勵自己每周練習寫作客語文章……等等，都是大家為了本土語言努力的痕跡。

而學習本土語言是否重要，在訪談中已然是大家的共識：每一種語言都有其蘊含的智慧、文化，學會一種語言即是學會另一種思考方式；語言與認同更是有極大的關聯。

蔣老師說道：

【譯】什麼國家的人就會說什麼語言，這是相當基本的事情。

柳柳美老師也表示：

本土語言才是最美的，這麼優美的語言是不該消亡的。且族語就代表了我們的身分，當你沒有了族語，你要如何告訴別人你是排灣族人呢？

最後，筆者想藉由引用語言學家何萬順的一段話來回應我們的主題：

台灣是一個多語言文化的社會，然而其本土語言，尤其是台灣獨特的原住民南島語，亟需積極復振；在人生而平等、母語之語言權利為基本人權的原則下，台灣更應積極發展多語言文化政策，無論種族人數的多少均應尊重其語言權利，以彌補早先錯誤的「國語政策」所造成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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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李承機老師（台）：三峽腔（台北泉州腔）、一般北部漳州腔—台北出生，去東京留學之前未嘗離開北部生活圈。
2. 蔣為文老師（台）：高雄腔（高屏混合腔）—高雄岡山出生。大學去淡水讀書，之後分別去美國讀書六年、越南生活一年。
3. 語言變體 (Variety)：語言變異的各種形式，大至一種語言的地域方言，小至方言裡的語音、詞彙或句法特徵，個人的方言變異也可以算是一種語言變體。
4. 語言社群 (Speech Community)：在使用語言交際時，有自我認同意識的一群人使用相同的語言變體，即可形成一個語言社群，而每一種語言社群可能是單語或是多語。
5. 林同學（台）：高屏混合腔—在屏東縣鹽埔鄉出生，小四約十歲時前往中國海南念書。後因不適應當地環境及語言，在中國居住四五年後又回到台灣，目前居住在台灣。
6. 柳柳美老師（原）：阿美族（方言別：馬蘭阿美語）—老師是出生於台東縣台東市中心里馬蘭部落的阿美族，但因為當時家中女生太多，加上重男輕女的觀念進入到原住民社會中，因此在老師出生前他的家人就已決定：若是老師出生時是女生就把她出養給其他人家當養女，於是老師的父親便把她送給另一個由排灣族與阿美族所組成的家庭。老師在十八歲時離開了出生地到屏東縣擔任代課老師。 在當時的社會，年輕人皆離開部落去找工作留下部落的老人家及小孩，可他們都不太會說華語而且教會的聖經皆是由排灣文撰寫，因此在這樣的環境下促使老師在半年內努力學習排灣語，排灣族語能力也在這時快速地提升。後來，老師嫁到了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的蒂摩爾 (Tjimur) 部落生活至今。
7. 鄭邦鎮老師（台）：漳州腔、台南混合腔、泉州腔（台北泉州腔）—父母是台北蘆洲人，因為二戰逃至彰化員林鎮，老師在當地出生。二十五歲時追隨愛情至台南生活至今。為適應當地生活環境，老師在家與父母溝通時會講泉州腔，在外與人交際時會講漳州腔或台南混和腔。
8. 楊同學（原）：排灣族（方言別：北排灣語）—楊同學是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武潭部落的排灣族，從小就在部落長大，在屏東就學，上了大學後才到外縣市讀書。
9. 呂同學（原＋客）：排灣族（方言別：東排灣語）＋客家人（海陸腔）—呂同學的母親是台東縣太麻里鄉金崙村溫泉部落的排灣族人，父親是新竹市的客家人。在台東出生，幼兒時期由母親的家人帶大，就學期間回到新竹，上了大學才離開新竹至外縣市讀書。
10. 陳同學（客）：北四縣腔—父母雙方都是住在中壢的客家人，父親是四縣腔，母親是海陸腔。住桃園市，戶籍是楊梅。
11. 鍾同學（客）：南四縣腔—從小在屏東內埔長大，從小生活皆是使用客家話與家人溝通，成長過程中是一直有在接觸母語，就學期間持續參加屏東兒童樂舞團、客家語演說、朗讀比賽等活動。現居住於新北市。
12. 王同學（台）：非典型台南混合腔（混新泉音）、高屏混合腔—中國廣東省中山市出生，十一歲轉學到香港並在當地生活八年，十九歲升讀大學時才回到台灣，成長經驗中廣東和香港各佔約一半的時間。目前居住在台南市近北區的地方。
13. 廖淑芳老師（台）：漳州腔（雲嘉漳州腔）、台南混合腔—雲林虎尾出生，父親是頂山仔跤人。
14. 謝同學（客）：北四縣腔—台中市人，大學才到外縣市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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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鄒嘉彥、游汝傑，《社會語言學教程》，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37-124。
2. 《我們怎麼學外語？－Krashen 的五個假說》，取自https://uegu.blogspot.com/2014/12/krashen-monitor-theory.html。
3. 何萬順，〈語言與族群認同：從台灣外省族群的母語與台灣華語談起〉，LANGUAGE AND LINGUSTIC 10.2，2009，頁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