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记忆像一张极为潦草的素描,单调的只有黑白两色,而画面背景则是父母下放地——一个位于太行山深处的偏僻小镇。那时年幼,除了饥饿,只有诡异的故事可以记得。
大约五六岁时,随母亲去为一位年迈的妇人治病。依稀记得,那妇人极瘦且小,衣衫褴褛,半边头被剃光了,另一半头上的白发长发在风中用力的飘着。她像失去了一只翅膀的白色飞蛾,就那样笨拙而僵硬地在原地兜着圈,一圈、一圈又一圈。
家人说,她已经三天没有睡觉了,一直在哭。母亲为她问诊,她并不答,只是继续哭,继续喃喃着: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母亲似乎也很害怕,白大褂下的手抖抖的,不断地将我推到身后,几分钟后就急匆匆带我离开了。我问母亲,那妇人生了什么病?母亲莫名其妙生了气,对我大吼,小孩子,不要总是问来问去。
返回母亲就职的医院,我照例在诊室读一本泛黄的书。突然,好多人冲进来,用一床破被子拖着一个灰突突的人形。母亲跳起来,一把拎起我推出诊室,立即关上了门。诊室门前弥漫着那群男人身上的煤灰,在一扇小窗后射进的光束下,像乌云一样。
我就在门前转来转去,看着那些带着浓重汗味的煤灰飘来飘去。我以为我在等着门被打开,进去取回我的书,但或者只是不知所措,那样的一团乌云孕育着太过强烈的不详之感。
哭声轰得一声炸开,那扇薄薄的木门全然无法阻挡,一群男人的哭声组合成一把巨大的锤子,狠狠地砸在我头上,我就抖抖地蹲在了走廊的角落里了。
当晚我发了一夜高烧,迷迷糊糊的中听守在身边的父亲母亲说了很多话。母亲说,那个飞蛾般的老妇人以前做巫婆,被批斗了很多次。煤矿爆炸时,她突然不哭了,说:现在,我可以睡了。
父亲说,别听他们乱讲。更不要告诉其他人。我们再不能被批斗了。
母亲问,死了多少人?
父亲说,很多。
后来,我上学了,时常需要跟着老师去捡麦穗。一天,在一条田埂上遇到一支送葬队伍,只有两个人,抬着一个小小的、窄窄的棺材,他们嘤嘤地哭着,走过去。老师长叹一声,说,以后再也没人为我们预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