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人》與《暴政》

鄂蘭在《平凡的邪惡》一書中最常為人所引用的是邪惡的平庸性在於上命下從的不經反思行動。然而，相較於此俗濫的引用，更為重要的是她揭露了納粹在二戰時期引起的整個歐洲的道德墮落，尤其是指出尤太人對自身族群的迫害，

「...無論在阿姆斯特丹或華沙、柏林、布達佩斯，尤太領袖負責提供社區內尤太人的名單與財產清單，並確保受害尤太人都留下足夠款項，以支付驅逐和滅絕的費用，此外，也負責追蹤空置公寓，提供警力協助圍捕尤太人，並把被逮捕的同胞送上火車，這些尤太警察會分發黃色六芒星臂章，華沙等地甚至『有人做起出售臂章的生意，不但有普通的布製臂章，還有亮眼、防水的塑膠臂章。』尤太領袖也負責發布聲明，並非奉納粹之命，但卻是受到納粹啟發而撰寫，從聲明中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這些人多麼享受甫獲得的權力—布達佩斯尤太委員會首度發出的公告中寫著：『中央尤太委員會已獲得壽命，對於所有尤太人的精神與物質財產以及人力具有絕對處置權。』我們還知道，這些尤太領袖面對自己成為殺人工具的感受—他們覺得自己像船長，『眼見船就要下沉，即時拋棄船上絕大多數的值錢或戶後，成功讓船靠岸』；像救星，『犧牲一百個受害者，以挽救一千條性命，犧牲一千個受害者，挽救一萬條性命』」...」（《平凡的邪惡》）

二戰後的紐倫堡與東京審判，是對戰爭的咎責，但這追溯回凡爾賽條約，又是無限的逆溯，反而我們可以假設性地設想若說今日顛倒而至的是軸心國的勝利，是否這審判標準就不再是「普世價值」的正義，而是優生學上的人種至上？

這裡所要指出的是，特定出一個對象予以譴責，是分散注意以及迴避責任的大好時機，顧著譴責罪大惡極的「納粹」，就可以忽略掉在集中營殺害尤太人並奪取金牙與財物的尤太人，就如同格羅斯（Jan Gross）在《鄰人》一書中指出在40年代的波瀾有一個叫做耶德瓦布內（Jedwabnem）的小鎮上，殺害尤太人的並非德國人的納粹官員，卻是波蘭人，亦即加害者在鎮上的鄰居。

「…然而，映在猶太人眼中的是一張張熟悉的面孔，這或許更令他們感到驚恐及（我敢說）不可置信。不是穿著制服的陌生警察，不是戰爭機器中的冰冷齒輪，更不是執行命令的冷血特工，而是曾與自己閒話家常的鄰人—他們選擇拿起屠刀，投身血腥殘殺，心甘情願成為了一群劊子手。」《鄰人》

當然沒有二戰就不會有德蘇分贓波蘭領土的問題，沒有德軍的入侵也就不可能讓這些暴行發生，這一切固然是在德軍的默許下的事件，但是因果關係的若以如此邏輯追究那必然連產製槍枝零件到挖鐵礦的礦工都必須要為此負責。但是在「法」存在的制度中，我們無法將責任轉給整個體制，因為這將是在零和的責任分配中免去了個人的責任，同時也代表否定了該人的自由（意志），以及身為人的主體性資格。

「我們在反思一個時代時，絕不能將責任推卸給群體。我們要有足夠清醒的頭腦，才能記住要為每一起殺戮負責的只是某一個或某一群特定兇手。」《暴政》

在耶德瓦布內發生的屠殺事件，或許是出於揣摩上意、積怨已久又或者是貪婪財物（例如我國的戒嚴時期亦有條例鼓勵舉報匪諜，使得人民具有經濟誘因構陷他人入罪），然下了殺手的終究是一個客觀發生的事實，格羅斯就提到當代民族國家群體的身分建構過程中，「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ty）是開放的，因此在民族（nation）形成的過程中具有的英雄或是奇蹟事件，同時，也不得不納入自身污穢骯髒的歷史，包括屠殺鄰人的罪惡。

納粹的掌權固然有其時代背景，威瑪德國的經濟在凡爾賽條約後嚴重衰敗，而在這民主的時代中正是產出了西方歐洲惡名昭彰的希特勒，

「大衛·洛奇（DavidLodge）某本小說裡的主角說，在最後一次做愛時，你不會知道那是最後一次。投票也是如此。在一九三二年，部分投給納粹的德國人明瞭，眼前的選舉可能是短期內最後一次真正的自由選舉，但大多數人對此一無所知。在一九四六年的捷克洛伐克選舉中，當地可能只有少數選民明白自己手中投給共產黨的選票會終結民主體制，大部分的人都以為還有下一次機會。在一九九○年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投票時，選民更不會知道祖國自此之後（直至今日）再也沒有自由公平的選舉。世界上的每一場選舉都可能是最後一次，或者至少是投票者人生中的最後一次。納粹一直掌權到一九四五年大戰戰敗為止，共產黨控制捷克斯洛伐克直到一九八九年體制垮台。俄羅斯則在一九九○年選舉之後便陷入寡頭政治延續至今，而且還試圖以外交政策摧毀其他國家的民主。」《暴政》

即便殷鑑不遠，第三波民主化後並沒有因此終結歷史，民主在衰退並且極權在增長，當人作為社群的一員時，任何行動都不可能是孤立的，扣鎖在與他人的關係上，任何人的行動都必然是政治的，

「生活是政治的，不是因為世界在意你的感受，而是因為這世界對你的所作所為有反應。我們在生活中做的每個微不足道的選擇都是一種投票，或多或少決定了我們未來能不能繼續舉行自由公平的選舉。在日常生活的政治中，我們的話語、姿態或選擇保持沉默都有其影響。二十世紀某些極端（以及沒那麼極端）的事例，能夠告訴我們為何這如此重要。」《暴政》

舉例來說，當我們選擇任何一個品牌進行消費，無論是出於合用、便利還是物美價廉的考量，這種主觀上的動機將無礙於這個行動將是在客觀上對於該企業的支持，而該企業若是剝削勞工或者使用童工且有不當勞動情形發生甚至虐待時，這個修費行動仍代表著與該等後果間的因果牽連，因此是種支持暴行的行動。

又或者是在更為「政治」的選擇上—即選舉，投票與不投票都是種「行動」，身處於社會之中必然任何事物都具有其政治性，例如在1933年德國納粹成員在店家上噴漆符號（如猶太或亞利安），如同論者所言：

「…接受這些標誌自然而然成為都市景觀的一部份，事實上已經是在對後來說星的節果做出的一種妥協。」《暴政》

當我們具有「（身為公民的）義務」，不作為也成為一種可以被檢驗的行動，而在這樣的符碼存在於商家之上，將成為該等商家或許得以被搶劫的象徵，當所有人都對此而冷漠，最終就會像馬丁尼默拉牧師的詩《當他們》末尾所提到在暴虐尋上其他人時自身的靜默經導致：

「當他們來抓我時 再也沒人為我說話了」

而這個時代的極權國家進化更是未曾被預料過的，40年代的兩大極權國家分別是蘇聯與納粹德國，分別是左右派的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代表，然而隨著戰後與柏林圍牆的倒塌，當代最為顯著的極權國家是以共產為名但在1979年改革開放後的國家資本主義式中國。而極權最為顯明的特徵即為其「宣傳（propaganda）」，尤其混揉在媒體與資本之中，以「第四權」的名銜進行實質上的「業配」，幫當權者擦脂抹粉，進而使得虛實難辨而讓閱聽人疲乏進而怠惰於區分真偽，然而，這卻將導致人的主體性格消融於整體中，

「當你不再區分自己想聽的話以及實話的時候，便已臣服於暴政。這種棄事實於不顧的態度可能令人覺得自然而然又愉悅，但代價是你不再是獨立的個體—一切以獨立個體為基礎的政治系統也均將崩毀。...」《暴政》

而在宣傳的語言中，如同《1984》裡頭的新語，隨著統治的擴張，人民的語言越來越少，而當語言越來越少所代表的是思想將會越來越貧脊，因為我們是透過語言的概念來思考的，而當欠缺了此等基礎，將使得諸多事情將不再得被思考。尤其是60年代後的電視民主空降於各人的家庭中，如同布迪厄所說的速度的重要性已經超越了內容，也在史奈德這本書中獲得共鳴，

「每件事都發生得很快，但實際上卻沒有鑑別度，沒有一件事是『真正發生過』的。直到被另一則新聞取代前，每則電視新聞都是「重大消息」。資訊浪花不斷襲向我們，我們卻永遠無法見識這資訊汪洋的全貌。

要能掌握事件的樣貌及意義，就需要語詞及概念，而這在我們著迷於視覺刺激時是得不到的。觀看電視新聞，有時不過就像是看著另一個人盯著照片瞧。我們將這種集體出神的狀態是為理所當然，已漸漸沈迷其中。」《暴政》

而這集體出神的狀態正是赫胥黎在1959年的《再訪美麗新世界》提到的電視媒體被忽略的事情在於問題並不只是是資訊的真偽問題，而是分神事物（distractions）的存在如同 Brave new world 裡頭的索麻（soma），使得人民得以逃離現世的苦難進而取得虛幻的歡快，然而這樣的娛樂正式統治者的秘密，在人民的疲憊狀態下的宣傳是最有經濟效益的，而電視所造成人的狀態即為「永恆的失憶狀態」，上一則新聞的經過接著下一則，但我們卻未曾記得真正發生的事，除了那聳動的標題以外。而美麗新世界裡頭的元首穆斯塔法．蒙德所使用的統治手法也不過是在催眠被統治的客體，就如同當代的媒體一般。尤其，到這裡都仍尚未提到麥克魯漢所提出的經典斷言：「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媒介[體]即訊息）」。

當媒介從印刷的理性排列到媒體的娛樂性質，所有的訊息都必須經過名為「娛樂」的篩網，所以任何的內容，無論是政治、法律、健康、環保又或者是嚴肅如動亂、戰爭，都將是在電視媒介上所呈現的「娛樂（entertainment）」而已。甚至，隨著電視—以及電視的進化如當代的智慧型手機，這些都將是近在眼前的奇觀（spectacle），卻不再是知識論上求真的內容了。

史奈德的著作其實極為明顯地偏頗，不少篇幅都在批評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的川普，甚至多處將川普與希特勒同比。但是，希特勒的歷史定位已在二戰後蓋棺，川普的政績與評價卻仍是進行式的仍在論辯，故而此部分是值得保持距離予以審視。但史奈德對於暴政的提醒是我們該戒慎的，他是個社群主義者，在著作《重病的美國》他提出對於自由的看法很顯然地是如此：「自由的悖論在於，人不接受別人的幫助，就無法真正獲得自由。」但他對自由的重視正在於對暴政的反抗，

「如果沒有人願意為了捍衛自由而死，所有人都將死於暴政。」《暴政》

他警告我們：「後真相正是法西斯的前奏曲。」而所謂的後真相正可以在艾可的著作《試刊號》中描述一個報導「明日」的報社故事中見得，在一個所有人不再在乎真實與否的時代，滿足於被電視索麻給娛樂的時代，我們所將迎來的並不是一個璀璨的未來，而是一個活在璀璨未來幻想中的悲慘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