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學生周報》分析香港60年代中的身分認同

引言:

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不少南來作家以及文化人來到香港這片殖民地創作，不論是來謀生還是為自身黨派做宣傳，這些作家均為「過客」，香港彷彿就是他們謀取利益的地方，完之，則棄之。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美元文化完結之後才有變化，美元文化是冷戰時期下香港受到國際政治影響之下的產物，不少作家如張愛玲、沙千夢、司馬長風等，以及文學刊物，如《人人文學》、《自由陣線》以及《中國學生周報》等，都帶有政治色彩，也為過美國在文化上打擊共產主義陣營出力。「過客」這種身分在60年代便慢慢減少。到了70年代是本土文學的高峰，在香港現代“商業都市”的身分出現，產生的商業主義侵蝕文化的批判以及對工業化的批判均為當時熱門的文學題材[1]。《周報》在1974年停辦，作為右派文藝報章的代表之一，《周報》的停辦也是代表著香港社會大眾逐漸不認同右派，而起停辦的原因主要在於60年代中期開始，由《周報》所代表「中國人」的身分認同與當時年輕人對於香港的歸屬感產生的衝突，從而探究「中國人」的身分認同在香港消失的原因。

《中國學生周報》創刊之目的

《周報》五十年代《周報》的創刊理念離不開當時的新亞書院，兩者對於中國當時的形勢，中國所面對的困境與應要做的事都有相同的見解。《周報》第一位主編余英時畢業於新亞，在《周報》擔任三個月主編的工作並負責編寫的⟨負起時代責任！⟩說明《周報》的目的。余英時寫到：

「人類文明正面臨滿空前的危機，中國文化已遭受到撒底的破壞？我們這一代的青年學生面對淆這股歷史的逮流，實在無決再緘了·······中國學生周報是屬於我們學生自己所有，是由我們學生自己主辦，是為海內外全體中國學生而服務的。」[2]

《周報》希望建立一份屬於中國學生的報章，告訴中國學生，中國不再是適合傳承中國文化的地方，而在海外的學生就是需要負起傳承中國文化的責任。由《周報》開辦初期就邀請唐君毅與錢穆，著兩位新亞書院創辦人在《周報》上撰文，內容離不開青少年與中國文化，諸如《我們如何慶祝雙十節》、《敬告流亡海外的中國青年們》以及《說青少年之人生》等。自《周報》選擇余英時作為第一任主編，已經確立其於新亞書院的關係密不可分，也是確立除了反共以外的主要方向，視海外華人所建立的中國文化才是繼承了傳統中國文化正統。由此，反共與中國文化主導了《周報》的主要理念，這種方向在六十年代中期後才有改變的跡象。從何振亞的訪問中，他們是得知《周報》需要面對改變，也認為他們對於《周報》的改變努力過[3]，因此《周報》於1967年至1968年期間出現數篇由編者鼓勵以香港為題創作以及創立電影版，也多了對於「中國人」的討論，從而嘗試吸引本地讀者，方向有向多元以及香港化的跡象，但可惜這些改變依然無法改變到《周報》淘汰的事情。而導致《周報》出現轉變是離不開當時青年人的本土意識增加。

本土意識與《周報》的中國文化之間的衝突

香港進入六十年代後，社會大眾對於自身的身分認同出現轉變，特別是青年人對於香港帶有生於斯，長於斯的本土情感，這種身分認同的轉變不是偶然，而是特定群體在時間流動的過程中的改變，安德森認為：

「所有意識內部的深刻變化都會隨之帶來其特有的健忘症。在特定的歷史情況下，敘述就從這樣的遺忘之中產生。」[4]

作為戰後出身的嬰兒不會視香港是一個「過度」或是「暫居」的地方，而是「歸屬之地方」，而被遺忘的就是對中國的山河大地的情感，對於中國也不再抱有歸屬感，對《周報》而言，這種身分認同明顯是對於他們不利的情形。於《周報》上除了也斯與西西出名的帶有本土意識的作家，更有以香港為題材描寫香港生活環境之外，青少年也會在《周報》上抒發自身對於香港的情懷，如在六七暴動時於加拿大讀書的香港學生這樣寫道：

一個日本同學問我愛這裡還是香港多些，大概因著她是日本人，我很快的說：「香港。」她又問我為什麼不愛這裡，愛香港。我在一陣愕然之後淡淡的說：「因為這裏的一切都不屬於我。」她笑了，我也機械的笑了。然後，我突然從她的笑中意味到她像在對我說：「香港一切也都不屬於你啊！」我的笑便僵住了。[5]

另外一篇名為⟨我愛香港⟩的文章，作者在開首寫道：

「我從小便對香港發生濃厚的興趣，記得當我年少的時候，我總愛在夜靜的晚上，眺望遙遠的九龍半島······從那時候，我便愛上她了。」[6]

由此可見，當時無論海外留學的香港學生或是在港讀書的學生，都以文章的方式在《周報》上透露自身對香港的熱愛。儘管60年代中《周報》上出現上述文章，讀者能在《周報》上看到抒發自身對香港的熱愛，但依然無法改變讀者流失的現實，原因在於《周報》的編者對於其創報目的依然如故，何振亞在訪談中就這樣說：

「我認為香港社會的變化是其次，主要還是整個中國的變化，我們當時的目的不是為香港人而搞，我們總的目的，在意識形態上我們是反共······但最終我們走不出這條路，就衰落了。」[7]

60年代在香港生活的人對於香港的定位已經轉變，「過客」的身分漸漸消失，特別是戰後出生並在香港生活的年輕人，他們近乎對中國沒有認同感，然而這群年輕人正是《周報》的主要客群，可能他們依然幻想著有外來資金資助他們，又或是他們認為需要堅定自身立場，《周報》的衰敗之勢在60年代中期而成，原因就是面對社會上本土意識的冒起，而不轉變成為為香港人所辦的文藝報章。

《中國學生周報》的「中國人」身份

除了本土意識外導致《周報》的衰敗之外，「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也是影響著《周報》。《周報》建構的「中國人」身份認同與現時的「中國人」是分別的，而最主要的就是在於是否支持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合法政權[8]，而《周報》所建立的「中國人」的身分認同本質上是反共的，以及認同國民政府才是中國的合法政權。隨著中國共產黨執政日漸穩固，身處於香港對於「中國人」身分便出現了轉變。一篇名為⟨中國啊！中國！⟩抱怨國民政府對於「反攻大陸」日漸公式化，對於中國文化漸漸受到破壞，國民政府卻是不作為而感到失落，最後寫道：

「中國？我也感到迷茫了，一方面為中共的暴政心塞爾齒冷，但又為另一政府的苟安感到羞愧和絕望，中國，斯地何處？斯人何在？」[9]

可見對於國民政府的失望。而在1971年的一篇由中五學生冼偉麒所寫的⟨爲中國辯一辯⟩引起在《周報》上的討論，這位年輕作者寫道：

無可否認，中共今日可算是另一個大國。它的強大，不單建在人口及土地上，還再加上了強大的軍力，我們可以說，中共今天以及真真正正地站起來，這是多令人振奮的事。不幸地，已經站起來的中共，卻被一班自命為「自由愛好者」的人所不斷指摘及反對，這令我深深感觸。[10]

這種言論在立場反共的《周報》必然是一片罵聲？然而卻還是有來自中學生到大學生到文章支持冼偉麒的論點，包括「也為中共辯一辯」、「為中共辯一辯」讀後之四、讀後之七與讀後之八。雖然反對依然佔據大多數，但也只是在自由的程度上作出反駁，而在《周報》是此事件上可以看到部分青少年日漸承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上的統治合法性，也甚少討論到國民政府。對於當時的香港的青少年而言「中國人」是一個模糊不清的身分，而並沒有像《周報》創報之時所帶有強烈的反共意識，反而有承認在中共所領導之下經濟發展的成就以及在世界地位上的提升。

由60年代中期《周報》所面對的困境在於身分認同導致讀者減少，加上美國在60年代末期撤離資助，使得《周報》在經營上困難[11]，在1974年便結束了《周報》的經營。《周報》的結業也是代表著右派在香港的影響力的減少，國民政府也不再是代表「中國人」這個身分，也是被日漸壯大的中國共產黨所取代。而面對香港本土思潮的興起，《周報》與青少年的愈行愈遠，正如上述所講《周報》並沒有因為香港出現的本土意識而轉變辦報的方向，而在本土意識與「中國人」身分認同的改變之下，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周報》必定是難而經營。

[1] 趙稀方著：《小說香港-香港的文化身分與城市觀照》P.154

[2] 中國學生周報編輯委員會：⟨負起時代責任！⟩，《中國學生周報》

[3] 盧瑋鑾、熊志琴編著：《香港文化眾聲道1》P.36-37

[4]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 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播》p.275-276

[5] 嵐嵐：⟨香港·吾愛⟩，《中國學生周報》

[6] 野草：⟨我愛香港⟩，《中國學生周報》

[7] 盧瑋鑾、熊志琴編著：《香港文化眾聲道1》P.36-37

[8] 傅葆石著：⟨文化冷戰在香港： 《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 1950-1970（下）⟩《二十世紀雙月刊》p.77

[9] 未知：⟨中國啊！中國！⟩，《中國學生周報》

[10] 冼偉麒：⟨爲中國辯一辯⟩，《中國學生周報》

[11] 趙稀方著：《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p.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