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影評｜《平行母親》：紅的蛻變、生物學與國族創傷

每每談論起歷史，總有一派觀點是這樣說的：「人要著眼於未來，不然就只是不停地揭開舊傷疤罷了。」然而，瀟灑地向前看就代表過往的靈能化為泡影，揮別被獨裁軍權消失、被警政單位泯滅人性的沉痛記憶嗎？《平行母親》（Parallel Mothers，2021）以兩位初為人母的女性故事切入，對準基因遺傳與歷史的曖昧界線，火辣攤開伊比利半島上的痂。

一向熱愛探討女性、情慾、生死的西班牙導演佩卓・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1949－），總在表層大玩狗血通俗悖德情事之下，讓對天主教的批判、為酷兒發聲與道德的挑釁，緩慢流動在他的創作地函中。而電影《平行母親》不僅延續他了一貫的風格，也初次以歷史的姿態撼動板塊，裂變成正視政治威權的阿莫多瓦。

《平行母親》講述一名年近四十的攝影師雅妮絲（潘妮洛普・克魯茲 飾）與未成年少女安娜（米萊娜・絲蜜特 飾），因同時即將臨盆，而偶然住進同一間病房，面對懷裡的新生命與缺席的孩子生父，兩人互相照顧、學習、訴苦，孕育出一段革命情誼，時而平行時而交錯的為人母之路，就此展開⋯⋯

阿莫多瓦的故事主幹素來單純且不拖泥帶水，電影開篇即扼要地交代雅妮絲在職場上的專業度，以及他亟欲追討政府所掩蓋的亂葬坑真相，順勢讓雅妮絲與人類學家阿杜羅（伊斯雷・埃雷賈德 飾）的乾柴烈火合理化──一個是用鏡頭紀錄真實的攝影師，一位是用鏟子和鎬開鑿事實的學者，他們都無法對事情根源不執著，也說明了為什麼兩人後來對親子關係鑑定如此鍥而不捨。

但即使如此，志趣相投的雅妮絲與阿杜羅必然走向灰暗，就像電影中一席懸在敞開窗邊、隨風向外鼓動的純白窗簾，象徵著即使他們不在乎路人眼光，熱情地翻雲覆雨，這段婚外情也將不費吹灰之力地隨時飄落。阿莫多瓦運用直白的肢體語言與充滿暗示性的物品意象，快速拼接出洶湧情慾的潮起潮落，張力十足，而這都僅僅是序曲。

自幼看盡母親的堅韌與生命力，阿莫多瓦在電影中總是致力於描摹對母親的崇敬之心，細膩地看盡崩潰、焦躁、神經質到重返工作、追求所愛的強悍，讓易推敲的劇情發展也能夠透露峰迴路轉的情感變化與心理動盪。就像雅妮絲初覺孩子被交換後，儘管徬徨卻沒有放棄不屬於自己的血肉；一開始後悔懷孕的安娜，也在孩子出生後改變心態，竭盡心力地照顧他。一位女性因為愛所獨自承受的寬容與犧牲，著實令人動容。

阿莫多瓦讚頌母親，也並非一味奉承。安娜的母親特蕾莎（愛塔娜・桑榭希洪 飾）中年「轉職」，決定踏上勇敢圓夢之途，取而代之的是女兒安娜獨自承擔孕期及養育的辛勞，讓特蕾莎儼然成為失職的媽媽與祖母。但對於特蕾莎的選擇，阿莫多瓦並沒有加以批判，而是如實呈現逃離家庭、不符合父權社會期待的女性樣貌，藉此顛覆刻板印象，誠實展示女性真實的情感、欲望、命運選擇，彷彿種下了一顆不完美，卻充滿希望的種子。

《平行母親》裡的女性角色，明顯已經不如早期《我造了什麼孽》（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1984）或《我的母親》（All About My Mother，1999）的喧鬧與悲憤，縱然遭遇欺壓，至此已能過得坦蕩，像雅妮絲兼顧孩子與事業、特蕾莎找到人生新目標、安娜從喪子之痛中撥開陰霾，他們不需要再是男人的僕人與附屬品，悠悠道出當代女性社會地位的轉變與提升。

也因此，象徵激情憤慨、大鳴大放的「阿莫多瓦紅」，在《平行母親》中淡化許多。阿莫多瓦添加了更多的綠，來彰顯出角色隨著劇情推進重獲新生，也更懂得寬恕。以安娜與雅妮絲的手機殼為例──逃離原生家庭的安娜拿著綠手機殼，代表逃離原生家庭的他，已經準備好翻開人生的下一章；雅妮絲決定不再與阿杜羅聯絡後，從大紅色換成了粉紅手機殼，默默宣示女性自主權，亦說明──沒有男人的明天，會是全新而美好的。

現代社會的改善，讓阿莫多瓦磨平鋒利的敘事，變得溫柔並相對不再抑鬱。他依然要用無能、不負責任、迷惘的男性角色諷刺父權，但他鏡頭下的女人已經不再專注於男性帶來的毀滅與苦痛之中，把自由與堅毅的精神推展到下一個層次。

所以，阿莫多瓦還願意回望歷史，直視社會邊緣化另一道問題，帶觀眾看向晦澀的國族創傷──1936 年，佛朗哥發動西班牙內戰，展開了長達三十多年的獨裁統治。在這期間，約有十五萬人「被消失」，被丟棄在亂葬崗中。

電影經由雅妮絲欲開挖亂葬崗，找回祖父遺體的願望帶出這段史實。不過，挖掘史蹟的進展並非如影隨形，而是幽微地像染色體般纏在兩位懷孕女子的身邊，並藉由不斷談論「孩子像誰」及查明「孩子是誰的」，扣住基因遺傳與毋忘歷史的支線──下一代的出現，正是上一代的愛恨結晶，是一段本生父母沒辦法否定的過去，正如獨裁政府的惡劣行徑不會逕自弭平，後人也不會因為選擇姑息，就輕易擺脫歷史的大霧。

片中也藉由多次出現在房間裡、有著銳利眼神的畫像，越過雅妮絲緊盯鏡頭，暗示過去正如野獸般窺伺現在，即使你忽略他，他仍然望著你。病房裡土黃色的牆，與手術室裡的鮮血，很難說與西班牙國旗的「血與金」不是巧合。

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獨裁政權正式於 1975 年劃下句點，西班牙開始過渡到民主政制。2007 年，西班牙通過《歷史記憶法》（Law of Historical Memory），正式譴責佛朗哥獨裁、承認受害者的苦難，並清除或改造有佛朗哥痕跡的事物。直到 2021 年，最後一座佛朗哥雕像才終於拆除，西班牙實現轉型正義，告別獨裁時代。

這對出生於 1949 年的阿莫多瓦來說，無疑是一段壓抑的黑色記憶，當全民選擇性失憶與噤聲，他只能藉由作品──尤其是《慾望法則》（Law of Desire，1987）──隱喻不滿。於是當西班牙政府在 2021 年向一個險惡時代道別，緊貼當局現況的《平行母親》誕生，是阿莫多瓦初次明顯回應政治，以家庭作為歷史迭代的媒介，端出了一道屬於他的系統脫敏法（Systematic desensitization），乘載創傷，眺望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