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5-12|閱讀時間 ‧ 約 8 分鐘

僵化的左右鬥爭：美國示威的壓迫與反撲

疫情之後，弗洛依德事件成了思潮的新擂台，既在歐美喚起久違的示威場面，也令無數陣營相互撕裂、結合，往復之間，既有白左與保守的碰撞，也充塞政治正確的再扣問。如今，針對歷史的檢討之風悄然颳起，偉人雕像一一倒下，各國的本土視角也互有激盪。

隨着事件演變日趨激烈，經濟、政治、階級、種族話語逐一上場，有關人類苦難的解答，向來沒有標準答案。弗洛伊德之死，未必成為某個時代的起點與終點，卻必然是段值得銘記的歷史。《香港01》為此準備七篇系列文章，此為第一篇。

自從1968年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遇刺後，美國便鮮有今日這般規模的示威。回顧52年前的事發脈絡，彼時美國黑人失業率高達30%，加上遇刺這條導火線，最終導致革命之火在全美蔓延。

然而現下的「Black Lives Matter」（BLM）騷亂雖也起於種族情緒，卻在各種元素的推波助瀾下，朝向意外的彼岸狂奔。首先是數字時代的媒體崛起，將白人警察跪頸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致死的完整畫面全球播送，導致示威浪潮衝破國界，幾乎襲捲歐美全境，頗有當年越戰影像激發全球左派上街的既視感。

此外當今騷亂的思潮力道已與政治正確相結合，上升至歷史清算層面。綜觀示威的初始要求，大抵圍繞在反警暴、消弭種族歧視、改善階級不平等上，看似是2013年便有的BLM運動之延伸，結果卻遠比其激烈。此次人們不僅推倒了沾染殖民色彩的偉人雕像，更下架涉嫌種族歧視的影視作品，甚至檢討起「黑名單」（Blacklist）等詞彙之存續。

物極必反，上述舉措在跨越某道邊界時，也點燃了保守派怒火，漸失風行草偃之態。如今人們口中的BLM恰似拋於掌中的硬幣，一面是撥亂反正的歷史檢討，一面是矯枉過正的進步霸權，往復爭辯下，左右對立重浮水面。

被視為「退步」的左派

BLM發展至今，不僅襲捲西方「偉人」的歷史定位，也引發針對藝文作品的「文化清洗」，例如《亂世佳人》便因「美化蓄奴制」遭到下架。而也約從此刻起，沉默已久的右派開始反撲，在倒下的雕像群中發出怒吼。其一來認為BLM運動矯枉過正，簡直將黑人奉為至高無上、不容冒犯的存在；二來批判BLM運動將某些黑人個體的悲慘處境，錯誤歸結到廣大白人與社會結構上，卻全然不檢討黑人自身責任。

倘若抽離BLM脈絡，上述思維其實似曾相識。2015年，英國社會活動家馬基德・納瓦茲（Maajid Nawaz）便以「退步左派」（Regressive Left）一詞，形容某些自詡尊重多元價值、奉行文化相對主義的左派知識分子，認為其只看見保守主義的缺陷，卻無視伊斯蘭對個人自由的侵害；只譴責伊拉克戰爭等國家暴力，卻避談穆斯林對歐美平民的聖戰恐攻。

此詞一出，隨即受到西方右派知識分子的大量引用，成為炙手可熱的流行語。雖說「退步左派」的原始用意，在於譴責某些左派對伊斯蘭的浪漫化論述，以及名為尊重、實則裹藏東方主義的虛偽包容；但在人們廣泛使用後，其指涉範圍逐漸擴大，如今已是右派對左派進行無差別攻擊的常見術語。

上述角色轉換歷程，恰似中文語境裏的「白左」，此詞原本意指白人中的共產主義者，卻在引用語境發生變化後，演化出「無知自由派」的意涵；無獨有偶，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上，特朗普（Donald Trump）陣營的支持者也發明新詞「Lunatic Libtards」（癡線的自由派弱智），用以暗諷希拉里（Hillary Clinton）的支持者。

從口出退步左派、白左、Libtard到質疑BLM，上述現象展演了思潮對峙，即右派受自由左派的政治正確壓抑多年後，屢屢奮起的間歇性爆發。托尼・朱特：投身基布茲的經歷，使我對新左派的狂潮持懷疑態度

教條化的政治正確

「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歷史並不長，此一概念最早出現在1970年代，為平權運動與左派學運的產物，提倡平等待人、保障少數，並在20世紀的後30年內，由西方政黨政治的遊戲規則，擴散為社會整體的道德共識。

然而，在選舉動員的催化下，某些話語成了摧毀選情的政治禁忌，「政治正確」因此漸淪教條主義禁臠，墜入了極端深淵，最後不僅摧毀平等主義的核心理念，也為社會對立埋下伏筆。

近20年來，自由左派的政治正確成了話語霸權，並以鋭不可擋之姿，襲捲了政治、媒體與知識界。綜觀如今西方社會，但凡議題涉及性別、族裔、信仰與難民，往往可見左派以「尊重多元」、「進步價值」等理由，要求右派不得發言，並將許多不同己見者，貼上種族主義、性別歧視、仇外、恐同、恐伊斯蘭等標籤。

然而，在這段近似整風的過程中，被貼上標籤者所要承受的重負，往往超出標籤本身，許多人恐懼網絡圍剿，乾脆一言不發；有些人因遭斷章取義，被迫承受莫須有的罵名；少數人則因此失去安身立命的工作。

自由左派的政治正確雖以平等為願景，也確實將人類整體帶往解放方向，然而其實踐過程卻重複許多共產政體、甚至是法西斯政權的邏輯：在邁向幸福之路上築起新的壓迫高牆。如今幸福之路或許未竟，但高牆顯然已是某些右派群體的革命目標。

右派的復甦

從難民危機到反對BLM，右派近年聲勢漸起，背後原因除有對左派政治正確霸權的反動，也藴含了對西方結構性危機的焦慮。

在過去30年的全球化進程內，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崛起，西方被迫面對自己漸失話語權的事實。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西方民眾的文明自信更是日益低落，歐洲整體除德國等少數國家外，大多沒能跟上信息產業革命的隊伍，經濟也難有起飛契機，成了名副其實的「老歐洲」；美國也沒能維持冷戰後一超獨霸優勢，反而深陷中東反恐戰爭泥淖，平白損耗自身的軟硬實力。

除此之外，全球化帶來的財富增長加劇階級分化，促成金融、信息產業等新技術權貴崛起，反觀勞工與中產階級的絕對收入水平卻持續下降。放眼西方，一般民眾除肩負就業、教育、住房、醫療和養老的重擔外，還得面對高失業率、治安惡化、政治腐敗等沮喪日常，2010年起又因阿拉伯之春湧入大量中東難民，讓社會的不安與憤努上升到全新高度。

首先，難民抵達歐洲後，能享有醫療、住宿與教育補助，無形中會激發本地居民的相對剝奪感；殊異的文化傳統、生活習慣，也讓雙方摩擦漸生。此外近幾十年來，西方與伊斯蘭世界衝突加劇，歐美各國屢遭恐襲，從紐約、柏林、倫敦到巴黎，各大資本主義的心臟地帶先後淪陷，此般情狀又恰與難民潮相重迭，西方民眾的安全焦慮已然逼近臨界點。

然而面對上述經濟、政治與文化危機，西方的傳統政治精英普遍沒能作出有力回應，不論是調整社會再分配，或是緩解國內的安全與文化焦慮，精英的麻木無能只能不斷替右派論述添柴加火，使其茁壯為跨越國界的思潮運動，最終促成了右派領導人崛起。而後者為求選票，又會不斷訴諸極右政見，由此導致政治論述的對立與極化。

綜觀如今的BLM發展，右派雖有反抗，卻是少數；左派雖受挑戰，依舊不斷前行，但雙方互動恰似馬蒂斯（Henri Matisse）筆下油彩，色彩鮮明而不互容。左右鬥爭歷史漫長，也各有正當性，但如今雙方自陷極化議程、互貼標籤，不僅模糊焦點，也無助解決人類最現實的困境與危機。長此以往，終究是政治口水解不了生存之渴。

原文網址:

202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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