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3-01|閱讀時間 ‧ 約 12 分鐘

DV與意識形態:《日麗》的家庭電影與政治解讀

《日麗》的開場是女兒詢問父親在十一歲生日時覺得自己現在會做什麼,影片暫停,我們進入剛三十歲的女兒的回憶。直到電影中段,觀眾才補齊了這段家庭錄像的另一半 — 父親將拍攝中斷,關掉手持攝影機放在電視前,這才娓娓道來十一歲的黯淡故事。這一段落的影像形式已足以吸引評論者目光,討論景框、電視螢幕反射、扭曲、模糊的人影、媒介反身性等。我想從這段落著手,引入目前討論尚未被深入提及的要素:家庭電影這個類型及其媒介 — 手持攝影機,來對這部電影做政治解讀。從這個框架分析,我希望能夠提供一種閱讀,是可以橋接目前大多數觀眾對其中家庭、情感的迴響,以及學術評論者所指出的,電影深藏的酷異家庭性(註1)。
家庭電影作為一種類型被劇情片給挪用並非不常見。溫德斯的《巴黎,德州》,王家衛《墮落天使》,到晚近《樂來樂愛你》,甚至是恐怖片《咒》都運用家庭電影非專業、無敘事、檔案的特性來為劇情片的敘事服務。正因為家庭電影拍得「糟透了」(註2),反而為劇情片增添了私密、真實的氛圍:粗糙的畫質帶來懷舊感;業餘技術導致的手搖攝影機運動凸顯持攝影機人的存在;日常無目的的影像,彷彿令觀眾窺見角色更私密的一面。在劉永晧分析《墮落天使》的文章中,家庭電影甚至成為一種語言,代替失語的金城武發話;而王家衛則以這形式擾亂電影史既有的影像文法(註3)。
這樣看待家庭電影的觀點,試圖挖掘此一類型對主流再現的顛覆潛力。劉永晧指出,在形式上,家庭電影和實驗電影有一些親近性,例如他們可能敘事不完整、「演員」不專業、影像缺乏設計,或本質上就不迎合商業大眾。某些實驗電影(例如日記電影)的主題非常私人、強調身體性,挑戰主流再現的尺度以及影像敘事的邏輯(註4)。
然而,亦有學者指出,家庭電影出現的脈絡,和常態家庭的意識形態,以及攝影機產業的行銷策略脫不了關係。Patricia Zimmerman討論家庭電影的專著《Reel Families》爬梳手持攝影機的生產歷史,指出1950年代攝影機廠牌Bell and Howell為將市場從專業片場拓展至戰後有閒有錢的中產階級,銷售策略即是提供消費者「可以拍攝、紀錄家庭時光」的願景。這個願景背後預設著核心家庭的想像,並且也誘使消費者幻想自己可以拍出符合好萊塢幻想的家庭影片(註5)。在這樣的行銷策略中,投影機也是必備產品,因為家庭齊聚觀賞家庭電影,也被建構為一個和樂(而非尷尬到死)的場合。和《日麗》相關的論述還有旅行家庭電影:Zimmerman進一步指出,旅遊家庭電影(travel home movie)這個次類型同樣脫胎自常態家庭的意識形態,在說明書中,或是攝影雜誌中,都建議攝影機對準旅遊時家族親密作伴的快樂時光,而非二零年代人們想紀錄的風景或三零年代流行的異國風情(註6)。
以此觀之,《日麗》中被父親中斷的家庭電影拍攝,反映家庭意識形態的效應,也可延伸讀出擾亂的可能。在這一場戲中,父親被問及「你十一歲生日時在做什麼」,身影則經由數位攝影機在電視上播出。這個看似無關緊要的問題,卻讓父親開始閃躲鏡頭,最終走向女兒將攝影機關掉。將影像播放在電視上是一個重要線索。在Sobchack的一篇談論家庭電影的文章中,她主張觀賞家庭電影除了懷舊感以外,曾入鏡的觀眾觀看影片時還可能有詭異的(uncanny)的感覺(註7)。這是因為影像中再現的「我」和作為主體的「我」有著認識上的落差,產生「我非我」的怪異感受;最表層的差異即是外貌、服裝、身形的不同。值得一提的是,“uncanny”這一精神分析理論詞彙的德文原文,正是“unheimlich” — 也是海德格所謂的「無家感」。Sobchack進一步把這「詭異/無家感」推至存有論的層級,我在此先不走到如此廣泛的論述。但是,這個「我非我」的現象學感知,也許正是父親在看到自己在電視中的影像時的感受。女兒的提問精準的刺穿他在女兒面前維持的形象:一個幸福且有能的人。儘管在影片中我們鮮少獲知他的生活情況,但我們可以從他要和人合租,還有女兒不給面子的說「你明顯沒錢就不用給我這些承諾(指讓她上歌唱課)」,推測他的經濟狀況並不足以有餘裕的過所謂中產階級的理想生活。他十一歲生日時的經歷透露他無法融入同儕,父母也不算太上心,生日禮物買了一個玩具電話更顯示他渴望連結。這些空缺和幸福家庭的幻想扞格,更不是典型家庭電影在問「你那時生日在做什麼?」會想拍攝的內容。父親無法演出家庭電影的預設腳本,只能關上攝影機,再讓故事繼續。父親的身影反射在電視螢幕上,模糊、微小,折射為兩個身影,透露主流形象清楚卻單一的局限。這是一個“off the record”的故事。
然而,我們同時也要注意這個場景得以成立是因為這時是女兒在掌鏡。在手持攝影機的行銷歷史中,白人男性,也就是父親,是首要的銷售客群,母親則是廣告中的持攝影機的人,以傳達「好上手」的訊息(註8)。兒童並不是目標客群。在尚未數位化的時代,攝影機操作的技術門檻也讓拍攝影片仍然是一個「嗜好」而非隨手就能完成的日常動作。但是,在影片中的年代,也就是2000年左右,數位攝影機已經進入市場,技術門檻和體積也大幅降低,讓十一歲兒童也能成為持攝影機的人。在這物質條件下,女兒得以拿起攝影機對準父親,逆轉原先由大人主導的家庭影像敘事。雖然這場「訪問」仍被父親終止,但這段數位影像中父親最後留下的晃動、模糊身影,已經提示兩人的權力位置有所鬆動。當女兒拿起攝影機,也就是佔據「家庭電影」拍攝者的位置時,此時女兒藉攝影機-意識形態中介出去的目光,和電視螢幕顯影的「非我」一同形成包圍之勢,使父親想要閃躲。
若我們如此強調家庭電影的政治性,也就可以對最後一場戲有新的、政治性的理解。剛步入三十歲的女兒在她現在的家中重看家庭電影的結尾,是父親為她送機。影片播映完畢,攝影機從投影幕向右轉動,我們窺見她的家乾淨整潔,但嬰兒哭聲和外頭警車鳴笛聲擾亂清晨的寧靜,她的神情複雜。劇情暗示女兒現在身份是女同志,有一個伴侶,養育一個嬰兒,是非常態家庭。若我們以劇本為準,那麼這個家是設定在美國紐約市,時間是2020年左右。在去年美國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後,保守派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建議也重新檢視生育控制和同性婚姻的權利議題(註9)。象徵常態管控的警笛聲侵入家居空間,似乎暗示非常態家庭始終處於危殆(precarious)的狀態之中。
從這個「觀影位置」看,《日麗》是女兒回溯記憶,重構家庭史的企圖。若仔細看開頭,可以發現DV影像定格後,右上方反射了一個人影趨前回放影像。女兒操作外部記憶儲存裝置,尋找另類記憶的蛛絲馬跡。但同時,女兒的主體也被影像突襲 — 她首先被記憶驚醒,而後又看著自己的影像在投影幕上播放 — Sobchack所謂的我(me)和我(I)之間的斷裂再次浮現,揭示主體從來都是由他者而生,而非獨我的意志。超越主體位置的限制,女兒才得以想像父親在自己熟睡時、不注意時,以及缺席時的可能樣貌;並且,在前述被中斷的家庭電影之後,採取一個無人稱的攝影機視角,讓自己和父親在電視螢幕中一起模糊。
最後一場戲的攝影機繼續以本身為軸三百六十度旋轉,我們看見最後的不可能場景:父親手持DV,走向長廊盡頭,打開門進入明暗閃爍的舞池。攝影機運動建立起一個跨時空的連續體,其中有理解也有距離(畢竟,保持距離才能觀看,才能看的清楚)。我有遲疑的是,儘管《日麗》可以被解析出意識形態問題或酷兒政治性,最終觸動觀眾的,卻可能是我們意識中單純無知(innocent)的那一塊,屬於成長敘事(coming-of-age)中的無奈。一切都已經太遲,也幸好已經太遲;在這大勢底定的現實中,我們得以在淚水中學習到某種模糊而堅實的道理,為未來的幸福與傷害做準備。文學理論家Franco Moretti在討論通俗成長小說如何感動讀者時,指出此文類在追溯傷痛的源頭時,不尋找其存在處,即社會連帶,而是其不可避免之處:自然。命運,現實世界的冷酷法則,或與生俱來的憂傷,這些事物被劃分在社會之外,並藉表現人類社群的無力來豁免社會的責任(註10)。《日麗》過於模糊的悲傷交融在孩童和兩個30歲成人之中,在攝影機位置間相互凝視但沒有出口。子女的理解永遠來得太遲,而大人世界總是無奈;也許這正是家庭電影與私人記憶的極限,但其停步之處正是評論的開始。
註1:蘇致亨,〈《日麗》這款深埋線索的同志片,比壓縮機還要稀有〉。https://www.biosmonthly.com/article/11222
註2:劉永晧,〈王家衛《墮落天使》中的失語現象:失去的母語與多出的電影語言〉,《中外文學》,第35卷第2期,2006,頁81。
註3:同上,頁81–83。
註4:同上,頁83。
註5:Patricia Rodden Zimmerman, “Do-It-Yourself: 1950–1962.” Reel Families: A Social History of Amateur Film. Indiana UP, 2002.
註6:同上,頁135。
註7:Vivian Sobchack, “‘Me, Myself, and I’: On the Uncanny in Home Movies.” The Structure of the Film Experience by Jean-Pierre Meunier. Amsterdam UP, 2019.
註8:Patricia Holland, “History, Memory and the FamilyAlbum, 頁7,引自Richar Fung, “Remaking Film.” Mining the Home Movie: Excavations in Histories and Memories. 頁31。
註9:“Clarence Thomas: Court Should Reconsider Gay Marriage, Birth Control Decisions Next After Overturning Roe.” https://www.forbes.com/sites/alisondurkee/2022/06/24/clarence-thomas-court-should-reconsider-gay-marriage-birth-control-decisions-next-after-overturning-roe/?sh=764e284f6097
註10:Franco Moretti, “Kindergarten.” Signs Taken for Wonder: 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ry Forms. Verso,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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