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麗》的開場是女兒詢問父親在十一歲生日時覺得自己現在會做什麼，影片暫停，我們進入剛三十歲的女兒的回憶。直到電影中段，觀眾才補齊了這段家庭錄像的另一半 — 父親將拍攝中斷，關掉手持攝影機放在電視前，這才娓娓道來十一歲的黯淡故事。這一段落的影像形式已足以吸引評論者目光，討論景框、電視螢幕反射、扭曲、模糊的人影、媒介反身性等。我想從這段落著手，引入目前討論尚未被深入提及的要素：家庭電影這個類型及其媒介 — 手持攝影機，來對這部電影做政治解讀。從這個框架分析，我希望能夠提供一種閱讀，是可以橋接目前大多數觀眾對其中家庭、情感的迴響，以及學術評論者所指出的，電影深藏的酷異家庭性（註1）。
家庭電影作為一種類型被劇情片給挪用並非不常見。溫德斯的《巴黎，德州》，王家衛《墮落天使》，到晚近《樂來樂愛你》，甚至是恐怖片《咒》都運用家庭電影非專業、無敘事、檔案的特性來為劇情片的敘事服務。正因為家庭電影拍得「糟透了」（註2），反而為劇情片增添了私密、真實的氛圍：粗糙的畫質帶來懷舊感；業餘技術導致的手搖攝影機運動凸顯持攝影機人的存在；日常無目的的影像，彷彿令觀眾窺見角色更私密的一面。在劉永晧分析《墮落天使》的文章中，家庭電影甚至成為一種語言，代替失語的金城武發話；而王家衛則以這形式擾亂電影史既有的影像文法（註3）。
這樣看待家庭電影的觀點，試圖挖掘此一類型對主流再現的顛覆潛力。劉永晧指出，在形式上，家庭電影和實驗電影有一些親近性，例如他們可能敘事不完整、「演員」不專業、影像缺乏設計，或本質上就不迎合商業大眾。某些實驗電影（例如日記電影）的主題非常私人、強調身體性，挑戰主流再現的尺度以及影像敘事的邏輯（註4）。
然而，亦有學者指出，家庭電影出現的脈絡，和常態家庭的意識形態，以及攝影機產業的行銷策略脫不了關係。Patricia Zimmerman討論家庭電影的專著《Reel Families》爬梳手持攝影機的生產歷史，指出1950年代攝影機廠牌Bell and Howell為將市場從專業片場拓展至戰後有閒有錢的中產階級，銷售策略即是提供消費者「可以拍攝、紀錄家庭時光」的願景。這個願景背後預設著核心家庭的想像，並且也誘使消費者幻想自己可以拍出符合好萊塢幻想的家庭影片（註5）。在這樣的行銷策略中，投影機也是必備產品，因為家庭齊聚觀賞家庭電影，也被建構為一個和樂（而非尷尬到死）的場合。和《日麗》相關的論述還有旅行家庭電影：Zimmerman進一步指出，旅遊家庭電影(travel home movie)這個次類型同樣脫胎自常態家庭的意識形態，在說明書中，或是攝影雜誌中，都建議攝影機對準旅遊時家族親密作伴的快樂時光，而非二零年代人們想紀錄的風景或三零年代流行的異國風情（註6）。
以此觀之，《日麗》中被父親中斷的家庭電影拍攝，反映家庭意識形態的效應，也可延伸讀出擾亂的可能。在這一場戲中，父親被問及「你十一歲生日時在做什麼」，身影則經由數位攝影機在電視上播出。這個看似無關緊要的問題，卻讓父親開始閃躲鏡頭，最終走向女兒將攝影機關掉。將影像播放在電視上是一個重要線索。在Sobchack的一篇談論家庭電影的文章中，她主張觀賞家庭電影除了懷舊感以外，曾入鏡的觀眾觀看影片時還可能有詭異的(uncanny）的感覺（註7）。這是因為影像中再現的「我」和作為主體的「我」有著認識上的落差，產生「我非我」的怪異感受；最表層的差異即是外貌、服裝、身形的不同。值得一提的是，“uncanny”這一精神分析理論詞彙的德文原文，正是“unheimlich” — 也是海德格所謂的「無家感」。Sobchack進一步把這「詭異/無家感」推至存有論的層級，我在此先不走到如此廣泛的論述。但是，這個「我非我」的現象學感知，也許正是父親在看到自己在電視中的影像時的感受。女兒的提問精準的刺穿他在女兒面前維持的形象：一個幸福且有能的人。儘管在影片中我們鮮少獲知他的生活情況，但我們可以從他要和人合租，還有女兒不給面子的說「你明顯沒錢就不用給我這些承諾（指讓她上歌唱課）」，推測他的經濟狀況並不足以有餘裕的過所謂中產階級的理想生活。他十一歲生日時的經歷透露他無法融入同儕，父母也不算太上心，生日禮物買了一個玩具電話更顯示他渴望連結。這些空缺和幸福家庭的幻想扞格，更不是典型家庭電影在問「你那時生日在做什麼？」會想拍攝的內容。父親無法演出家庭電影的預設腳本，只能關上攝影機，再讓故事繼續。父親的身影反射在電視螢幕上，模糊、微小，折射為兩個身影，透露主流形象清楚卻單一的局限。這是一個“off the record”的故事。
然而，我們同時也要注意這個場景得以成立是因為這時是女兒在掌鏡。在手持攝影機的行銷歷史中，白人男性，也就是父親，是首要的銷售客群，母親則是廣告中的持攝影機的人，以傳達「好上手」的訊息（註8）。兒童並不是目標客群。在尚未數位化的時代，攝影機操作的技術門檻也讓拍攝影片仍然是一個「嗜好」而非隨手就能完成的日常動作。但是，在影片中的年代，也就是2000年左右，數位攝影機已經進入市場，技術門檻和體積也大幅降低，讓十一歲兒童也能成為持攝影機的人。在這物質條件下，女兒得以拿起攝影機對準父親，逆轉原先由大人主導的家庭影像敘事。雖然這場「訪問」仍被父親終止，但這段數位影像中父親最後留下的晃動、模糊身影，已經提示兩人的權力位置有所鬆動。當女兒拿起攝影機，也就是佔據「家庭電影」拍攝者的位置時，此時女兒藉攝影機-意識形態中介出去的目光，和電視螢幕顯影的「非我」一同形成包圍之勢，使父親想要閃躲。
若我們如此強調家庭電影的政治性，也就可以對最後一場戲有新的、政治性的理解。剛步入三十歲的女兒在她現在的家中重看家庭電影的結尾，是父親為她送機。影片播映完畢，攝影機從投影幕向右轉動，我們窺見她的家乾淨整潔，但嬰兒哭聲和外頭警車鳴笛聲擾亂清晨的寧靜，她的神情複雜。劇情暗示女兒現在身份是女同志，有一個伴侶，養育一個嬰兒，是非常態家庭。若我們以劇本為準，那麼這個家是設定在美國紐約市，時間是2020年左右。在去年美國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後，保守派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建議也重新檢視生育控制和同性婚姻的權利議題（註9）。象徵常態管控的警笛聲侵入家居空間，似乎暗示非常態家庭始終處於危殆(precarious)的狀態之中。
從這個「觀影位置」看，《日麗》是女兒回溯記憶，重構家庭史的企圖。若仔細看開頭，可以發現DV影像定格後，右上方反射了一個人影趨前回放影像。女兒操作外部記憶儲存裝置，尋找另類記憶的蛛絲馬跡。但同時，女兒的主體也被影像突襲 — 她首先被記憶驚醒，而後又看著自己的影像在投影幕上播放 — Sobchack所謂的我（me）和我（I）之間的斷裂再次浮現，揭示主體從來都是由他者而生，而非獨我的意志。超越主體位置的限制，女兒才得以想像父親在自己熟睡時、不注意時，以及缺席時的可能樣貌；並且，在前述被中斷的家庭電影之後，採取一個無人稱的攝影機視角，讓自己和父親在電視螢幕中一起模糊。
最後一場戲的攝影機繼續以本身為軸三百六十度旋轉，我們看見最後的不可能場景：父親手持DV，走向長廊盡頭，打開門進入明暗閃爍的舞池。攝影機運動建立起一個跨時空的連續體，其中有理解也有距離（畢竟，保持距離才能觀看，才能看的清楚）。我有遲疑的是，儘管《日麗》可以被解析出意識形態問題或酷兒政治性，最終觸動觀眾的，卻可能是我們意識中單純無知(innocent)的那一塊，屬於成長敘事(coming-of-age)中的無奈。一切都已經太遲，也幸好已經太遲；在這大勢底定的現實中，我們得以在淚水中學習到某種模糊而堅實的道理，為未來的幸福與傷害做準備。文學理論家Franco Moretti在討論通俗成長小說如何感動讀者時，指出此文類在追溯傷痛的源頭時，不尋找其存在處，即社會連帶，而是其不可避免之處：自然。命運，現實世界的冷酷法則，或與生俱來的憂傷，這些事物被劃分在社會之外，並藉表現人類社群的無力來豁免社會的責任（註10）。《日麗》過於模糊的悲傷交融在孩童和兩個30歲成人之中，在攝影機位置間相互凝視但沒有出口。子女的理解永遠來得太遲，而大人世界總是無奈；也許這正是家庭電影與私人記憶的極限，但其停步之處正是評論的開始。
註1：蘇致亨，〈《日麗》這款深埋線索的同志片，比壓縮機還要稀有〉。<https://www.biosmonthly.com/article/11222>
註2：劉永晧，〈王家衛《墮落天使》中的失語現象:失去的母語與多出的電影語言〉，《中外文學》，第35卷第2期，2006，頁81。
註3：同上，頁81–83。
註4：同上，頁83。
註5：Patricia Rodden Zimmerman, “Do-It-Yourself: 1950–1962.” Reel Families: A Social History of Amateur Film. Indiana UP, 2002.
註6：同上，頁135。
註7：Vivian Sobchack, “‘Me, Myself, and I’: On the Uncanny in Home Movies.” The Structure of the Film Experience by Jean-Pierre Meunier. Amsterdam UP, 2019.
註8：Patricia Holland, “History, Memory and the FamilyAlbum, 頁7，引自Richar Fung, “Remaking Film.” Mining the Home Movie: Excavations in Histories and Memories. 頁31。
註9：“Clarence Thomas: Court Should Reconsider Gay Marriage, Birth Control Decisions Next After Overturning Roe.” <https://www.forbes.com/sites/alisondurkee/2022/06/24/clarence-thomas-court-should-reconsider-gay-marriage-birth-control-decisions-next-after-overturning-roe/?sh=764e284f6097>
註10：Franco Moretti, “Kindergarten.” Signs Taken for Wonder: 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ry Forms. Verso, 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