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3-14|閱讀時間 ‧ 約 7 分鐘

紀念大江健三郎(1935-2023) -國族作為曖昧,真實作為倖存


    「日本的曖昧,正是以一種猛烈,將國族與個體,兩者撕扯開來。」
    -大江健三郎,諾貝爾獎演說-〈曖昧的日本的我〉

    抵抗國族至上,連結五百年荒誕人文主義,和千年原始雨林
    於島國文化圈流行、光鮮亮麗的後現代語境下,大江健三郎於網路元宇宙時代,似已成為上個古老世代,還在講人文主義和極左鬥爭、還在崇尚沙特哲學的歷史人物。然而,親身經歷七、八十年代「後現代科學方法」批判人文主義的思潮,大江健三郎於199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演說中,看似挑臖,故意直接提出至少六次「人文主義」,長期作為其抵抗國族至上、科學至上的寫作動機。大江健三郎不斷直面世紀苦難,所連結發展的數百年「人文主義」,似更能作為看似客觀的「後現代科學術語」,其隱藏菁英偏見的照妖鏡。
    東大法文系出身的大江健三郎,不可能不知道在他整個年輕時代,法國後現代主義早已以「科學方法」,把沙特《存在主義作為人文主義》(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批判得體無完膚;儘管如此,大江健三郎終其一生,在所有可能的場合,特別闡明沙特提出「介入」(engagement),對他文學至為關鍵影響,更不諱言五百年傳承的「人文主義」正是他思想抵抗的首要武器。大江健三郎為何在他的盛年,反其道而行,背對當時風起雲湧的後現代漂亮思潮,如「文本愉悅」(plaisir du texte)、「真實效應」(effet de réel)?其關鍵的主因,可能在於「書寫苦難」和「真實溢滿」。
    「一道讓所有一切消失的可怕強光」,共時於廣島核爆,大江健三郎可說親身見證了二十世紀的啟示錄等級苦難。出生於二次大戰箭在弦上的1935年,大江健三郎整個童年,可說都沉浸於大日本軍國,無時無刻的洗腦教育下;在戰火蔓延時,又雪上加霜,經歷祖母和父親於數星期內相繼過世,遭受一種絕望的打擊。於戰爭即將終了之時,身為兒童的他,能感同身受,軍國政府要求所有百姓自盡,能夠提出「玉碎」的冠冕堂皇。《終戰詔書》的「玉音放送」,讓他第一次聽到像神一樣的天皇,竟然發出凡人的聲響,讓他從小到大被教育的宇宙三觀,一夕塌陷崩潰。
    大江健三郎面對的苦難,除了經歷二十世紀的啟示錄戰爭,也在於其身在其中的家庭難關,他的獨子,大江光,一出生即得腦瘤,並成終身智能障礙。這個遭遇,讓作家一度想要自殺。大江健三郎面對自身苦難,從與神祕自然的接觸找到一個開放的意外方向。他智能障礙的獨子,直到六歲都不會講話,對說話沒有任何反應。有天卻在野外,聽見野鳥的叫聲,為了和父母分享他的發現,開始說第一句話。成為大江健三郎能和大江光語言溝通的開始。大江光的艱難成長,一直伴隨大江健三郎的寫作生涯。
    作家說:「我繼續体驗著持久的苦難,這些苦難來自生活的各個方面,從家庭內部,向外連結到日本社會,以至於我數十年的生活方式。」苦難可說成為他寫作生涯,需要處理的主要內容。大江健三郎寫他孩童時期,為了逃離當時軍國洗腦,逃到四國的茂密雨樹中,幻想祖先神話的神秘無語,沉於自然,聽到一種潤無聲。他執意寫廣島核爆,終身反戰、反對興建核電廠。他又寫沖繩島戰役,上萬百姓如何被迫一起「玉碎」,被告上法庭,更得罪日本極右派,受人身暴力威脅。他更長期描寫戰後青年,在美日安保條約下,表現出的集體迷惘、失落、狂熱和爆裂。大江健三郎最後更斷然拒絕天皇頒發的文化勳章,和其優渥的百萬台幣終身年俸,因為他指出:「我的行動,象徵我對天皇存在的拒絕。」
    從小受到天皇如神一般、大日本軍國主義的洗腦,讓他終身成為站在最前面的反戰人士,而他對抗國家至上的方法,在於一種「身為邊緣的人文主義」的跨時空傳承與當下試煉。大江健三郎念茲在茲的「人文主義」,正是和當時的後現代思潮,有意、無意形成碰撞、反差。若後現代批判「人文主義」為歐洲啟蒙時代創造的理性主義,一種進步意識形態的無限上綱,大江健三郎提出的「人文主義」卻剛好完全相反,並不在笛卡爾(René Descartes)理性萌芽的菁英思想,卻在於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於五百年前發明的民間方言小說,企圖表現出一種荒誕、發現一種瘋狂,以一種肉體荒謬與語言顛覆,翻轉社會文明的完美理性結構,在自認無瑕的封閉體系之中找到透光裂隙,堅持一種開放視野,找出一種寬容餘地。大江健三郎受其東大法文系恩師,渡邊一夫,影響至深,後者正是翻譯拉伯雷成日語,「前所未見、不可能企圖」的第一人。透過渡邊一夫,大江健三郎能夠連結看似不可能連結的,讓日本和法國的五百年文化傳統,心領神會,尤其在兩者中都可以發現,一種面對國家至上結構的底層裂隙,交會出一種從民間生成由下而上的階級翻轉發現一種理性共振荒謬結構持續翻轉與信仰共鳴寬容的崎嶇路徑
    大江健三郎提出的,從民間底層自發,「身為邊緣的人文主義」,並非源自菁英階層的理性啟蒙,卻可是對科學技術的持續批判,尤其是「人類如何成為自己創造機械的奴隸」,這也就是大江健三郎在〈曖昧的日本的我〉,所提出的:「以羸弱自身承擔起,這二十世紀科技與速度發展,所累積的痛鈍、苦難。」
    也就是如此對當代速度批判,大江健三郎提出的「邊緣人文主義」,於當今光鮮亮麗的科技至上時代,更顯出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的價值、試煉,也就是這樣面對看似完美、永不變更的科學理性結構,轉以回歸荒謬苦難的肉身曖昧顛覆的語言進而發現透光信仰寬容,有助於「人類的療癒與和解」。

    【當下文學.前導書評.媒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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