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清醒，不過如此這般

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1903/6/25－1950/1/21），今年誕生120週年。

歐威爾被譯為六十多種語言，銷量超過四千萬册的《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雙雙入選《紐約時報》的「二十世紀傑出英語小說一百部」。喬治˙歐威爾這個人，是以「一個時代的冷冽良知」這樣的文化符號，為人們所記得。

歐威爾並非天縱英明，一開始就往「冷冽良知」的方向前進。小說《挪威的森林》裡說得好：「如果你掉進了黑暗裏，你能做的，不過是靜心等待，直到你的雙眼適應黑暗。」歐威爾八歲住校沒多久，就掉進黑暗中。此後四十年，不曾離開過黑暗。

「好文章應該是一塊窗玻璃」，歐威爾如是說。除了技藝和美學都得有一定高度，創作者更得隨時保持清醒，才能揭示玻璃後面的真理跟謊言。歐威爾讓自己成為黑暗中，照亮玻璃後面的一盞不滅的燈。

歐威爾並不是一開始就清醒的人，他是被揍醒的。

出生於北印度的歐威爾，本名埃里克·阿瑟·布萊爾。他的曾曾曾祖父是伯爵，到了父親這代既沒錢也沒權。在印度貿易部鴉片局工作的父親，38歲才結婚。歐威爾出生隔年，父親讓母親帶他跟姊姊回英國求學。

歐威爾在《所謂歡樂，不過如此這般》，這篇回憶小學住校生活的文章裡談道，他剛住校沒多久，就頻頻尿床。後來，校長夫人讓人用馬術選手（歐威爾念的貴族學校，有錢人家小孩，每周都要單獨上騎術課）使用的短鞭打他屁股以示懲罰。

他第一次挨完揍之後，很驕傲的說他不痛。媽媽（他說小學生往往把夫人跟媽媽的英文發音搞混，久而久之，大家仿佛都在這樣叫她）很生氣的叫人必須馬上用力揍他。五分鐘後，短鞭被打斷，把手落地。歐威爾低聲啜泣，癱軟在椅子上。

歐威爾說，他從此不再因挨揍而落淚，因爲「驚駭和羞耻麻醉了我」。除了迅速瞭解生活有多麽可怕殘酷之外，他得到的最大啓示是：人，可以因為環境的影響而變得很壞，「遠遠超過我的想像」。

熱愛閱讀的歐威爾，因為考上國王獎學金而得以進入伊頓公學就讀。誠如他自己所言，「對一個孩子最殘酷的事莫過於把他送進一個富家子弟的學校中去」。他這個沒錢沒權家庭的孩子，日日夜夜都泡在「弱勢」這灘冷水裡。

畢業後，歐威爾沒有像其他同學進入牛津或劍橋念大學，他通過考試到緬甸當了快五年的警察。緬甸工作生活所累積的是歐威爾心中深深的負罪感：「碼頭上的犯人、死刑室等待行刑的男子、我欺淩過的下層民衆以及老農、還有我在盛怒之下用木棍打過的僕役，他們的臉孔不斷在我腦中縈繞著。」

因入選《20世紀作家》而接受採訪的歐威爾說：「我之所以辭職，部分原因是緬甸的氣候損害了我的健康，部分原因是我産生了要寫作的模糊想法。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能再爲英國服務了，我認爲帝國是一幫恣意作樂、花天酒地的人組成的。」

放棄穩定高薪的歐威爾，1928年到巴黎生活跟尋找寫作素材。因為原本期望的英語教師工作沒有著落，家當被偷，只能在巴黎過起底層生活。回到倫敦，還是只能先過著流浪漢生活。這段經歷，被他寫入他的第一本書《巴黎倫敦落魄記》。一本貨真價實的生活在底層，而不是臥底寫就的貧窮寫作經典。

歐威爾接下來幫有錢人家小孩當家教，到高中當代課老師，有時候當雜工。這段時間，也是他持續發表散文、報導、小說的開端。1934年，出版過三本書，滿三十歲，却仍不能讓自己溫飽的奧威爾還到書店工作過：「最讓我難以忘懷的是真正愛書人之稀見。」

兩年後，歐威爾得到「左翼讀書會」寫作委託，到曼徹斯特等英國北方城市，針對大量工人失業的情況進行訪問調查。用紀實小說體寫成的《通向維根堤碼頭之路》，被《紐約客》雜誌譽為精采的「社會學報告」。歐威爾接著開始在鄉間養鴨，過起農業合作社的社員生活。

不過，就在佛朗哥將軍發動政變的消息傳出之後，歐威爾毅然決定去西班牙擔任國際志願軍。因為，「必須有人去阻止法西斯主義」。半年之後，才因為喉嚨被射傷而退役（身高192的他，走在高度大概185的壕溝時，顯然是個移動標靶）。這段親身經歷被寫成《向加泰隆尼亞致敬》：「它告訴我集權主義的宣傳，能够多麽輕易地控制民主國家開明人民的輿論」。

歐威爾在《我為什麼寫作》裡面談到，「我必須通過文學創作的方式，來獲取內心的安寧和平靜。」而他的寫作目標是：「把政治寫作變成一門藝術。」

求學生涯，讓歐威爾發現貧窮者與非貧窮者族群間的巨大鴻溝。警察工作，讓他體會到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不可逆關係。參與西班牙內戰的經驗，讓他完全明白集權主義可以操控並影響人類對世界的理解。

「當你不得不在刺骨的寒冷中，跪在窮街陋巷的水槽旁，用棍子去疏通那堵塞的排水溝時，生活是多麽的可怕啊！」歐威爾認為，民主跟先進國家的窮人處境，跟他在緬甸所看到的緬甸人生活並無二致。

社會不公，階級不公，貧窮變成世襲的問題該怎麼解決？

當權者有意識讓你忽略根本性的結構問題，那又該如何？

哪些作品也在描寫英國的底層人生？十九世紀的英國小說家狄更斯（1812-1870）的《霧都孤兒》、《塊肉餘生記》和《雙城記》正是。

狄更斯把窮人和他們所處的環境當做故事背景，歐威爾則是加入那個戰場。狄更斯責備窮人不努力，歐威爾則是強調窮人們的自重和社會制度面的缺陷。歐威爾在他所寫的萬餘言狄更斯論文裡提到，面對社會不公，革命只是讓人暫時獲救，教育才有可能讓世界的美好持續。

至於誰會描寫國家是怎麼修理，那個說出國王沒穿新衣的人？以描繪蘇聯時期政治犯悲慘下場的《古拉格群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俄國小說家索忍尼辛（1918-2008）就是。只不過，索忍尼辛要控訴的問題太多太急，美學高度不夠，以至於現在已經很難卒讀。

歐威爾很早就發現，政治寫作必須成為藝術，必須用藝術的高度來要求。為了讓更多人閱讀，像力和幽默感是非常必要的寫作策略。

歐威爾的《動物農莊》，描述農莊的動物趕走人類，自給自足的過上驕傲的日子。

《動物農莊》設立了「七戒」：凡用兩條腿走路的都是敵人、凡用四條腿走路或有翅膀的都是朋友、一切動物都不許穿衣服、一切動物都不許睡床鋪、一切動物都不許喝酒、一切動物都不許殺害其他動物、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

但是，為了獨裁統治的合理性，第七戒後來默默的被改成：「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幾年後，動物們讓帶頭的豬給出賣了。

《一九八四》描繪一個，人一生都被「老大哥」監控的世界。有人想要起義，最後卻被老大哥慢慢收編並幡然悔悟，感謝國家沒有拋棄他。在這個強調「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的社會，人類與生俱來的思考能力被剝奪一輩子。

《動物農場》出版前， 歐威爾朋友拿給七歲的小孩讀過，小朋友說「沒有一個不認識的字」，這一點讓奧威爾倍感欣慰。他的《一九八四》也用了比較簡單的英語詞彙，因為歐威爾希望讓這兩本作品盡量普及：「我寫作是因爲有一些謊言要我去揭露，有一些事實要我去關注，我首要關心的是別人的傾聽。」

2013年，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的得獎演講中說到，體制有如一座高牆，它本該保護我們，有時卻在有系統的摧毀脆弱如「雞蛋」的我們。村上說：「若要在高聳的堅墻與以卵擊石的雞蛋之間作選擇，我永遠會選擇站在雞蛋那一邊。」

「高牆」處處，「老大哥」一直都在。歐威爾的一生和作品，都和雞蛋站在一起。他一直都在提醒我們，人必須保持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