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左翼陣線的醫學博士——許強

許強，影像來源：國家檔案資訊網

許強出生於1913年臺南佳里的務農家庭，在公學校老師的鼓勵與幫助下，考上臺南二中，後接連保送至臺北高等學校、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1940年3月取得醫學士學位，並在1945年完成博士論文，向日本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提出申請，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此段期間，許強也曾秘密加入左翼運動團體——「不定期會」。

《中外日報》記者周青指出：

「不定期會也者，乃在日本殖民帝國統治下，1931年臺共被破壞之後，為保持其外圍勢力的存在而結合起來的反日愛國進步組織，但它的集會，為安全起見則採取不定期的方式進行。一般利用『角頭』的迎神賽會和宴請的方式集合，研討祖國抗日的最新形勢，有關延安的各種消息，歐洲反法西斯戰線的進展和窺察日軍在侵略戰爭中不斷『轉進』的敗象來向臺灣人民進行宣傳。」

「其成員有徐淵琛、朱點人、廖瑞發、王忠賢（阿忠）、鄭德來、潘金火、李成、周植兄弟、廖阿盛、高添燈、陳君玉、許強和我，這些人包括：知識分子、小公務員、醫生、作家、記者、小商人、木工和泥水匠等。這個不定期會的成員就是臺北人民協會的基礎成員，它和謝雪紅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謝雪紅曾經打算從人民協會中挑選優秀分子進行建黨，後因得知中共中央就要派人來臺便主動停止這個計畫。」

戰後，許強被任命為臺灣大學附屬醫院第三內科負責人，同時也在臺大醫學院內執教，當時受教於許強的蘇友鵬表示：「他講授消化系統，上課非常準時；當時的醫學術語都用德語，我們這些學生都很喜歡學他講那種帶有臺灣腔的德語的醫學術語；他講話的聲音柔和、慢條斯理、娓娓道來，不像他的名字『強』那麼有力。」

戰後初期臺大制度混亂，許多臺大醫院職員遲遲無法領到聘用證書，在醫院工作、看診期間亦未能有支薪，當時醫院的有俸職員與無俸職員全體聯名，要求臺大校方立刻發予醫員證書，然而臺大卻拒稱：「無有證書之職員，原來不是職員，故無要求之權利；有證書之職員，已有證書，無再要求之必要。」

由於沒有證書保障醫員執行醫療行為，最後全體醫員於1946年3月22日發動罷診，並提出訴求：一、希望補充缺員及保障身份，二、大學之民主化。罷診事件持續到4月10日，最後迫使臺大校方接受醫員的訴求而告終，而許強亦在這次罷診事件中擔任領導的角色。

時任臺大醫院眼科主任、醫學院副教授的邱林淵：

「一九四六年，有一陣子，許強不見了。他當時只對我說：『有事要到上海。』可是，我無法確定他究竟去了沒有。後來，再見到他時，我才知道，他真的到過上海，而且找到李偉光，和地下黨的組織發生了聯繫。回到臺灣後，他就比以前要更加活躍了。」

「那時候，許強還在新公園旁開了一家診所；一個叫邱魏根的桃園人，在他樓下賣水果，樓上則是診所。聽說，許強的診所，事實上就是他做地下工作的地點；開診所只是一個掩護。許強的活動是很隱密的，連我是他的好朋友都無從得知，我還是到了八〇年代，在日本見到胡鑫麟，聽他說了以後才知道的。」

1950年5月13日，許強、眼科主任胡鑫麟、耳鼻喉科醫師蘇友鵬、皮膚科醫師胡寶珍在臺大醫院遭到保密局逮捕。蘇友鵬回憶：「一群特務拿著一份名單找傅斯年校長，表明要約談名單上的人。傅斯年校長跟醫學院院長魏火曜說明後，院長將我們一個個叫到院長室。……到了院長室，已有七、八個情治人員守候著，許強主任神色凝重，一言不發坐在沙發上。魏院長聚精凝神地跟情治人員交談，偶爾危懼不安地與林天賜副院長交頭接耳。接著眼科主任胡鑫麟學長進來了，臉色略顯蒼白。一會兒皮膚科胡寶珍醫師也進來了。」

「由於傅斯年校長要求不能在學校裡逮捕我們，因此我們沒有被銬上手銬就送上吉普車，直達保密局。」、「同房中有十四個人，劉明與郭琇琮睡在我隔壁。他們的大腿常被刑求地烏黑，需要別人攙扶。我經常揹著劉明去上廁所，一天兩次，耳邊聽到的都是哀叫聲。」、「韓戰爆發，我被送往高砂鐵工廠，與許強、胡鑫麟同房，許強的太太透過傅斯年送東西進來，讓大家分著吃。」

在自白書中，許強自陳自己是因為不滿臺大的教學環境與附屬醫院制度，幾經爭取仍見改革無望，甚至被中國人羞辱是日本人的奴隸，並言批評大學制度就是侮辱中國，無奈下前往上海考察，卻觀察到中國大學基礎不堅，而醫院亦僅供富人使用，普通市民根本無從就醫，回臺後在鬱悶的心境下，於1948年1、2月間由郭琇琮介紹加入地下黨，後與胡鑫麟、翁廷俊組成支部，自己擔任書記。

從許強在保密局撰寫的自白書觀察，許強對於組織行動、牽涉人多有保留，所提人名皆早已遭到逮捕或列為追緝名單，而當情治人員對其訊問有無認識其他黨員或同情者時，許強更僅回以：「無法知道。」盡量將案情牽連範圍控制到最低，而自己卻承擔支部書記的重罪，並在最後針對臺大及附屬醫院的制度弊病與人事問題提出批判與建議，字裡行間都未見他對於獨裁政權有一絲屈服。

臺灣大學附屬醫院支部涉案人胡鑫麟：

「軍法處判刑約略有個方式：不識字的判五年，識字的，確實沒活動的，判十年，略略有些活動的，判十二至十五年，再上去就是無期徒刑，若有職銜的，比方說是書記或什麼委員，一律死刑。所謂的職銜，不是你真正的職銜，而是他們想像的職銜，……他心情不好時，封你是支部書記或小組長，一律死刑。他心情好時，判你無期，心情不好，就大筆一勾，判你死刑，……反正有個蔡孝乾在他們手中，隨便他做人事組織表，任由他封官。保密局就是封神臺，……許強被保密封神臺封為支部書記。許、翁、我三個人構成的所謂『臺大支部』的書記。」

「我們剛被抓進去時，保密局就叫許強寫『感想』。許強果真寫了，寫一些臺大醫院裡面的問題和改善方式。移往軍法處時，就不是這樣了，要他寫『悔過書』，意思是說，如果寫悔過書，可免一死，許強不肯。」、「後來許強到底有沒有寫悔過書，我不知道，據了解是抵不過妻兒的苦求哭喊而寫了。但是事後證實，拒絕寫悔過書，是死路一條，寫悔過書，也是死路一條。只要被封作書記，就逃不過槍斃的命運。」

許強最後以「二條一」遭判處死刑，於1950年11月28日清晨押赴馬場町刑場槍決，同案涉案人胡寶珍：「許強被行刑那天，看守打開鐵門喊人：『許強，出來！』臨走時，許強拍拍我肩膀，向我道再見。我一生中很少掉眼淚，與他訣別之際，不禁悲從中來，淚涔涔的目送他跨出牢房。」

許強親戚——張漢其：

「清晨，天剛亮。我聽到消息後，立刻和一個同學趕去馬場町刑場。我們沿著重慶南路一路走去。當我們走到距離中正橋頭約一百五十公尺的堤防上時，我們看到行刑的車隊正要進入刑場。我聽到他們在車內還一路高喊著口號！」、「當時的堤防還是石頭路，不像現在用水泥蓋得那樣高；堤防再過去才有水。刑場就在堤防邊的河岸邊上，距離我們站的地方大概不到一公里。我看到他們被推下車後，一跪地，隨即就『砰』下去了。很快，才幾分鐘的時間；等我趕到那裡時，許強已經過世了。」

徵引書目
1. 《國立臺灣大學檔案》（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醫學院副教授許強等被捕案〉。
2. 《國防部軍法局檔案》（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郭琇琮等案〉。
3. 《民報》，臺北，1946年。
4. 呂芳上主持，《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上）：白色恐怖事件查訪》。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99年。
5. 藍博洲，《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新北，印刻文學，2005年。
6. 周青，〈「歷史造像論」的實踐：評陳芳明著《謝雪紅評傳》〉，《海峽評論》，全文網址：https://www.haixia-info.com/articles/946.html（2021/6/22點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