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運不濟的台灣「總理」趙少康，台灣人給你一次改革政治體制的機會嗎？

政治制度的進步，是以「日拱一卒」的精神，持續推進演化實現的。對於一個政府，制度性的一小步，遠比「換人做做看」更重要。台灣選舉，不應僅僅是選「好」人，而更應該是選擇一次可以帶來制度性進步的「機遇」。

台灣大選

2024年（民國112年）1月13日，是中華民國第十六任總統選舉日。對於一個期望成為正常國家的政府來講，如果政黨之間的競爭不是政治理念、經濟政策的競爭，而始終以兩岸統、獨的主張作為對決的主要議題的話，那麼這個政府就始終是一個「非常」的「自我矮化」的政府。

事實上，近幾屆的台灣總統之爭，從來都是政治掛帥的統、獨之戰。國、民兩黨既然都宣稱不改變台海現狀，那麼我真看不出來統、獨議題還有什麼可以爭論的。而經濟議題其實不要說放在第二位了，甚至都是小三、小四的待遇。競選人的個人私德，已經成為第二議題。在這個時候，趙少康提出政治制度的改革，就不知道被淹沒在那個窪地里了。

民主的危險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年1月30日-1945年4月12日，姓名簡稱為FDR）被很多人認為是美國的英雄，也是世界的救星。他領導美國，帶領盟國打敗了軸心國，贏得了二戰。這一點毫無爭議。但是在內政上，很多人遺忘了他幾乎摧毀了美國的共和體制。

羅斯福為了擺脫1929年-1933年間的全球大蕭條，激進地推行凱恩斯主義政策。為了摧毀那些阻擋他變革的力量，他直接訴諸民意，通過「爐邊談話」，依靠所謂多數人的力量，改革美國的行政、司法、立法制度。在他的一些社會主義理念因為違憲被最高法院大法官們否決後，他又提出了1937年司法程序改革法案（Judicial Procedures Reform Bill of 1937），要求增加大法官數量，提出總統有權為每一位年滿70歲零6個月的最高法院法官任命一名新法官，最多不超過6名。如果不是和羅斯福同一政黨的，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民主黨主席亨利·F·阿舒斯特（Henry F. Ashurst）堅持「不急躁、不匆忙、不浪費、不煩惱」（No haste, no hurry, no waste, no worry），將該法案在委員會中擱置了 165 天，那麼差一點，美國就將成為北美的阿根廷。

而阿根廷的災難就是胡安·多明戈·庇隆（西班牙語：Juan Domingo Perón，1895年10月8日 — 1974年7月1日）破壞了阿根廷的三權分立制度，摧毀了阿根廷的司法獨立，使得阿根廷成為走入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國家的樣板。而之後的委內瑞拉玻利瓦爾共和國（西班牙語：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俄羅斯聯邦（俄語：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羅馬化：Rossiyskaya Federatsiya，縮寫為РФ，羅馬化：RF）、南非共和國（南非語：Republiek van Suid-Afrika）、巴西聯邦共和國（葡萄牙語：República Federativa do Brasil）等都走入了這一陷阱。這些國家的共同特點都是採取總統制，總統可以直接訴諸民意，迫使議會和司法機構屈服，為推行總統一人喜好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打開方便之門。

專制的克星-共和

全世界成熟的民主共和政體，總統制只在美國是比較成功的。而歐美先進發達的國家都是採用內閣制，實行最高領導人在議會之下行使權力。內閣首長成為議會（我們可以看作是公司的董事會）之下的具體行政的執行者。

內閣制是共和制度的代表。共和制的核心是不同政治勢力在議會中博弈，通過「討價還價」，由代表選區選民的，專業的政治人物，進行「市場化」的交易達成國家大政的制度性法案。這是社會分工所必需的，是保護少數人在內的，每個個體權利形成的政治架構。它本著「寧可錯過，絕不做錯」的原則，實行「不急躁、不匆忙、不浪費、不煩惱」的國家治理行動。

而總統制是民主制度的代表，它使得最高領導人挾持民意，以全國範圍內多數人的意見，破壞個別選區內（的少數人）的權利，對議會、司法構成重大壓力，最終形成一人獨大的國家治理結構。而由於總統制本身，實行彈劾的困難，造成誤國者的誤國行為很難被迅速阻止，甚至在誤國者被阻止之前，司法就被修改 — 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羅維奇·普京（俄語：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羅馬化：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1952年10月7日 — ）、庇隆、烏戈·拉斐爾·查韋斯·弗里亞斯（西班牙語：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1954年7月28日 — 2013年3月5日）等無不如此。

可以說，總統制從來沒有為國家走向極權建立起一道防火牆，甚至為多數人的暴政奠定了基礎 — 這也是民主制度最大的威脅。民主制度必然傾向在主流民意下，破壞少數人的權利，也必然傾向國家大一統的思想統一、制度統一和個體行為規範的統一。美國之所以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問題，除了美國整體架構是共和、民主的混合體制（Democratic Republic）外，美國各州的分權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美國事實上是聯邦行政、地方行政、司法、立法四權分立。聯邦總統的主要責任不在聯邦經濟，而更多在軍事和外交。

人類社會發展至今，唯一可以對抗極權的體制就是共和制（Republic），而不是民主制（Democracy） — 尤其要警惕直接民主制（Direct democracy）。

內閣制的其他好處更無須贅述。議會多數推舉行政首腦，避免了政府的空轉。而且作為「非專業」的選民，選擇可以直接代表自己政治理念的「身邊人」，遠比選擇通過媒體塑造的「美顏政治家」更直觀、更低的識人成本，更少選錯人。

總的來講，台灣的民意極端化，和總統制度本身是有關的。如果可能，台灣的政治進步從總統制走向內閣制，逐步演化，構建一個以共和為主的，類似於美國的多共和、少民主的政治制度更好。

大一統是創新的敵人

最後再多說幾句，本人為什麼特別害怕民主，是因為在民主，尤其是大民主下，波濤洶湧的民意最先淹沒的是那些「政治不正確」的少數人的意見。當一個國家思想趨向一致時，創新也就停止了。我在《賭上國運的千年之變》中，對此有深刻的批判。日本是一個極度缺乏創新的國家，雖然它也是一個內閣制政體，但是千年文化的塑造下，使得它的國民不敢和別人不一樣。即使有不同，也不敢表現出來。成為一個缺乏創新的，看上去生活格外美好，但個體陷入群思主義，整體思想格外保守的民族。

趙少康（1950年11月16日 — ）推行內閣制的誠意很足，當然也可能「私心」很重。我一直懷疑他期望侯友宜（1957年6月7日 — ）當選總統後，推行內閣制，他自己成為第一屆內閣總理 — 這也許是他給自己最好的定位。畢竟「政治金童」長袖善舞，為自己量身定制了一個更有可能發揮的位置。

不過政治人物要做什麼，和我們普通人一樣 — 論跡不論心，只看其結果能為台灣的未來帶來什麼就可以了。從這一點來講，如果這一次選舉可以帶來制度性的一小步進步，就比簡單的換人做做看更有價值。因此我也期望，台灣選舉的任何當選者，可以認認真真地思考和推動「內閣制」。

旭，2024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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