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影評｜《愛的噩夢》或是女人的噩夢？

《愛的噩夢》電影劇照／華映娛樂

廖明毅繼首部長片《怪胎》之後，再拍《愛的噩夢》，除了延續以 iPhone 攝製的宣傳賣點，以及林柏宏、謝欣穎的搭擋演出之外，寫的同樣是愛情──或許更精準地說是「（希望）不變的愛情」，但在這其中不變的，還有暗藏在片中落後的性別意識。

《愛的噩夢》中的三個女性角色是：有如幻想、接近純愛般，以致角色輪廓單薄到近乎透明的「白」佳琪（項婕如飾）；出場設定就是男主角高中暗戀對象、如今卻困在一段情感泥淖，亟欲被另一個男人（也就是男主角）「拯救」的林艾璇（林艾璇／大元飾）；以及如夢中情人般從天而降的，與白佳琪截然不同的「黑」澤由里（謝欣穎飾）。

很顯然地，廖明毅實在不擅長刻畫女性形象，《愛的噩夢》的一眾女主角們不是哭得梨花帶淚，就是被妖魔化成了歇斯底里式的刻板，甚至到了最後，女人依然被「歸化」成了：不只要下得了廚房、上得了廳堂，還要上得了床的形象。

《愛的噩夢》無疑是來自男性的自淫投射──即使把視角拓廣一點，電影的觀看本身，同樣也是一種慾望的滿足和投射──但筆者依然備感驚訝，在一眾女性創作者（與部分的男性創作者）努力追求剝除男性凝視、以達平權的現今，《愛的噩夢》在性別意識上未見任何成長，甚至諷刺的是，此作少數值得一看之處，還是「女性演員」項婕如在演技上的成長。

《愛的噩夢》通篇以男性的幻想串接而成。男主角（林柏宏飾）不甘於控制遂選擇出軌，欲向元配攤牌最後卻分不了手，便將其對完美生活（女人）的想像與交往時未能舒展的性和慾望，安在對女人的罪與罰上。

如果從最外核的第一層「觀看」開始拆解，《愛的噩夢》透過夢境體現的是男主角（男性）對戀愛（女性）的完美想像，而這也可以視作為導演個人想像／意志的延伸，由此嫁接以男主角的畫外音口白，和 iPhone 攝製使至更加貼近生活視角的觀看，都成為觀眾在觀影時的投射路徑。但此一觀看，卻未能入骨地剖析眾生心底的慾望，反倒是以斷裂的夢境連結，貼上極度刻板、流於表面的角色形象，呈現出一種滑稽的樣態。

第一場噩夢：可愛、純愛的女人形象

第一場女人的噩夢，是電影前半段的女主角白佳琪。

在男主角一眼鍾情，欲創造更多見面機會，故透過從其他地方買的二手書來佯裝自身品味時，是女人首先掉入男人設下的圈套。片中以幾場戲呈現出白佳琪的「怪」，與男主角在戀愛中的「退讓」，觀眾也只得從標籤化的設定中，推敲出白佳琪大概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過度潔癖又過分控制的富家女。

在男主角（和廖明毅）的想象中，白佳琪先被設定成「純愛」的形象，而在關係建立後，更被形塑成在家準備吃食的傳統女性角色，甚至以她的廚藝「只端得出烤焦吐司」的狀似「可愛」，來迴避這是在一層刻板的性別分工中，再嵌上第二層羞辱，討巧地讓觀眾不會馬上聯想到角色刻畫的膚淺。

兩人從愛戀的幻夢走向離散，似是延續了廖明毅在前作《怪胎》的結尾與意念：「正常」的人與「不正常」的人是沒有辦法走到結果的，而戀愛關係中的變或不變，說到底也是為了自己。

男主角決定向白佳琪攤牌的餐桌戲，讓平常吃素的白佳琪擺出一桌葷食料理，一面往嘴裡塞肉，還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哭說著「我可以改啊！我可以改嘛！」在此，呈現她的嗚咽頓挫，其實為了兩層極其狡猾的包裝。

第一，片中以一種「觀奇詭」的氛圍，且透過男主角的主觀視角，呈現白佳琪的哭啼，引導觀眾認為「白佳琪（女人）果然徹頭徹尾地是歇斯底里的瘋子」，用以正確化片中所呈現的「不正常」就是女性的代名詞。但這一場餐桌上的噩夢，其實是那個沒有名字的男主角──絕大多數的男性們──在面對「可愛女人」不那麼「可愛」了的時候，必然經歷的、自我幻想的煙滅罷了。

第二，當觀眾看著白佳琪願意為男主角而改變長年吃素的習慣，這同時也在揭露：原來「白佳琪生活守則」是可以「溝通」的，而走到分手這一步全是因為以前的白佳琪過分強勢。先不論面對關係時，多大的改變才稱得上是為了保全關係、而丟失自己，這場哭戲的重點在於：導演讓白佳琪「主動」將自己的「不正常」轉化成「面對愛情發現什麼都可以改」的懊悔，甚至對此「認罪」，決定將願望讓渡給男主角以贖罪──如此，白佳琪才能再次回到原始設定（導演）的純愛形象（想像）中。

第二場噩夢：新新女性的被物化

第二場女人的噩夢，則是在男主角逐漸無法忍受白佳琪的時候，以職場新女性的身分出現的，高中暗戀對象林艾璇。

早在林艾璇現出真身之前，她就已經在男主角與其同事（大飛飾）的對話中，被塑造成一位面容美豔、體態姣好的職場女性。其中極其粗鄙，同時也是真實世界的體現，是萬千女性無論其性格、能力是如何出眾，在男性凝視中，優先（唯一）得到的，仍是對「外表」從頭到腳的評斷。

可光是品頭論足一番還不夠，林艾璇一出場便被設定成「既純愛又悖德」的形象，同時有交往多年、論及婚嫁的男友，還一面向男主角展示自己悉心收藏的，多年前男主角寫給她的情書，甚至在知道對方有伴侶的情況下，仍單刀直入地問他是不是還在暗戀自己──以上種種，都是在透過對林艾璇的蕩婦羞辱（slut shaming），預先稀釋之後男主角出軌的悖德值。

在林艾璇與男主角開始正式約會後，其中一場戲是男主角陪她去買衣服，她換上一襲性感穿著，站在試衣間外向他擺弄。從另一切面，我們或許可以將林艾璇的一系列行動視作是對己身慾望的賦權，她所欲展現的性感是為了使自身愉悅，因此她自己就是慾望的主體。

如若電影是透過如此展現，以揭示自千禧年左右逐漸興起的後女性主義（Postfeminism）媒體文化，或許筆者還會感到欣喜，台灣電影終於不再透過影像將女人物化／客體化（objectified）了。

但可惜的是，片中的兩場河堤對手戲，第一場是林艾璇「主動」邀約男主角到河堤談心，並向男主角自陳在戀愛中的動彈不得；第二場是林艾璇「主動」向男主角表示他倆是時候向原本的對象提分手了，才能正式以伴侶的身分交往。從她潸然落下的淚中，導演再次選擇將一個自信且自主的新新女性角色，塑造成被動等待男人拯救的，毫無能動性的形象。

於是，回頭再看那場試衣間的戲碼，其中存在著的，終究不會是女性的個體慾望展現，而依然是老舊的男性支配──女人的身體依舊只是在男性凝視為主的媒體文化中，符合主流審美標準的、被觀看的肉身。

回到男主角為了林艾璇，決定向白佳琪談分手的餐桌戲上。當晚他倆躺在床上，白佳琪打破自己立下的「在床上不能觸碰身體」的規定，主動抓起男主角的手放在自己的腰上，而男人選擇抽開手，轉身背對她。「懊悔」的白佳琪決定將「做同樣一件事一萬次就能許願」的資格讓渡給男主角，於是男人在夢中許願，想要和新的女人重新生活。而當觀眾都以為他會許下和林艾璇交往的心願時，殊不知男人把林艾璇給「淘汰」了，選的是早在電影開場，他便和男同事一起窺淫過的夢中情人黑澤由里。

這是讓筆者在一連串的觀影不適之後，更加感到憤怒的。導演不僅將女人的權力再次掠奪，甚至再次以神之筆對女人降下天罰，在膚淺且蠻橫的選擇之中，將女人（林艾璇）逼向與另一女人（黑澤由里）比較，遂被淘汰的窘境。

第三場噩夢：男人的終極性幻想

第三場女人的噩夢，便是電影後半段以完美女人之姿現身的黑澤由里。

電影後半開場，導演再次以女人為男人做早餐一戲，粗暴地「襯托」黑澤由里和白佳琪的差異，更為黑澤添上「知名攝影師」的身分，藉此將林艾璇淘汰出場；更讓觀眾感覺黑澤由里這樣的完美形象，天底下不可能有男人不選她，由此正確化片中／片外的男性汰選與評比，是理所當然且不令人噁心的。

談及黑澤由里的角色刻畫，她除了會貼心地幫男主角打理一切生活大小事，從每天早上開車送上班、每天中午帶愛心便當，到每週幫忙打掃家裡、換床單，或甚體貼地想到男主角並不有錢，於是在生日晚餐時提議不吃高級餐廳，帶男主角去吃了街邊小食⋯⋯，黑澤以「全天下男人的夢中情人」之姿，橫空出現在男主角的生活裡，透過體貼又自主、裡外俱全的形象，使致觀眾忽略了存在於其中，落後的男性幻想病灶之徵候。

黑澤一角，除了與男主角相關的情節之外，並無其他刻畫，甚至她的攝影師身分也是甜美糖衣的再翻拍，更證明了此一角色就是一個被男人粗劣地製造出來的、終極的性幻想。黑澤的攝影師一職，是拍她自己，而這正是前段談及林艾璇在試衣間的戲所提及的，後女性主義中的一種展現方式。

或許我們可以將黑澤的自拍一舉，再次視為是一種賦權，是為了自我掌握身體的觀看權力，以對抗大眾傳播媒介上依然存在的男性凝視，甚至黑澤（應是）透過自拍式的攝影，取得了社會上的某種地位，成為社會定義中，成功的新新女性。

但是導演依然剝除掉了黑澤一角可能擁有的能動性，甚至在這個看似是前兩者（白佳琪、林艾璇）「去蕪存菁」後的精華版角色身上，更不加修飾地展露自己倒退的性別意識。片中一段，黑澤與男主角回到家中，他走進浴室洗漱，此刻的他一面看著黑澤為其準備的盥洗用品，一面低喃著黑澤真是理想中的完美情人等語句；走出浴室後，我們看見倚靠在房門口、身著黑色蕾絲睡衣的黑澤，為男主角端上這份「大禮」，她輕解睡衣上的綁帶，露出黑色的內衣褲，和透著晶光的肚臍環。下一顆鏡頭，是從房門口以窺視的角度，拍下黑澤露出半個屁股，坐在男主角身上、女上男下的性愛體位。

電影先是以幾場戲的篇幅描繪出黑澤「能幹也能幹」的完美形象，隨後又以極度刻板的方式，將黑澤打造成一個會在男朋友家放符咒以求順利懷孕的，充滿算計、迷信且有害的歇斯底里女病人形象。說實話，這不正是社會上最普遍常見、最沙豬的性別偏見嗎？

導演對片中的女人降下了無數次天罰，在三個女性角色出現時投以膚淺的女神光環，使得男主角的「戀愛腦」成為集體男性的共同性幻想，而 iPhone 鏡頭也就成為視姦女人的視角；電影後半段再對這些女人潑一盆盆的髒水，讓男主角的「識人不清」成為觀眾的笑料。

我們可以說，《愛的噩夢》裡沒有名字的男主角，就是廖明毅本人，就是普天下以為平權之業早已完成的一眾男性，而透過《愛的噩夢》所呈現的女性身體／形象景觀，不僅僅只是對女性角色的刻畫流於蒼白，甚至在筆者幾次想為其找到一絲女性主體性時，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現其中不可忽視的性別刻板想像與符號。甚至更讓人感到恐懼的是，此作仍試圖以黑色幽默般的詼諧喜劇形式，傳遞其中的厭女意識。

無論這是有意為之，抑或是無意識的，既然電影實為一種大眾傳播的媒介，同時亦是創作者個人思想、意志的延伸，創作者不妨試問自己：在《怪胎》中所欲討論的愛情的變與不變，來到了《愛的噩夢》是否陷入了消費、歧視女性的盲區？在剝開層層包裝之後，導演究竟想透過這部電影，傳遞什麼？

劇照提供／華映娛樂
責任編輯／張硯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