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影評｜《賴活》：浪潮裡的碎語之花

《賴活》電影劇照／IMDb

回想自己愛上電影的瞬間，一定和安娜・卡莉娜（Anna Karina）在大街上拒絕男人的晚餐邀約那場戲有關。「我不餓，我想去看電影，再見。」她說。一顆簡單的鏡頭，幾句簡短的對白，彷彿只是測試走位。他們快速地道別，她看了一部德萊葉（Carl Theodor Dreyer）的默片，在恍惚寂靜中流下淚水。

《賴活》（Vivre Sa Vie，1962）並不是我跌入高達（Jean-Luc Godard）宇宙的入口，卻是我頭一次被電影無拘無束的魅力刺中的作品。就像站在地鐵入口即興朗誦詩歌，就像憑著一股心花怒放的意志跳起舞來，這部電影以破碎結構和散漫語調作為風格，在畫格跳躍之間，反覆簽寫新浪潮偶像的大名。六〇年代的巴黎街頭川流不息，青春男女飛馳其中，之於不同時代的影迷，或許是心靈故鄉般的存在。

對我來說，高達的電影並不是拿來分析的，而是拿來迷戀的。

因為所有符號性的東西，所有的互文或指涉，往往源自他對其他電影的迷戀。他崇拜電影藝術，卻也抗拒既定的電影語言和拍攝技法；透過創作自己的電影，高達總能以叛逆精神跳脫常規──別人怎麼拍，他就絕對不這麼做。別人用打字機敲出厚厚劇本，他帶著零散幾張草稿開拍；別人在片廠裡搭建著燈光繁盛的擬真世界，他搬著攝影機錄音機跳上人潮洶湧的林蔭大道；別人努力讓影像的流動絲滑無縫，他偏要將膠卷剪碎揮灑、散漫拼寫。

出身《電影筆記》的作者策略派系，高達知道如何創造自己的律法和標記，每一次出手都要貫徹質疑、拋出前所未聞的驚喜，挑戰觀眾的習慣乃至底線。他幾乎是電影語言的革命家，用全然新鮮的詞彙啟發人們的想像。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時至今日，高達依然圈粉無數的原因：往往是剛剛喜歡上電影的人，喜歡著初出江湖的他，並感嘆電影竟能如此輕盈自由，隨性率真。拍攝於 1962 年的《賴活》，是高達最早期的幾部作品之一，他在裡面塞滿了藝術宣稱、政治批判、愛意、友誼、自我指涉、哲學思辨，就算刪去了工作人員表中的導演名字，也不可能認不出來──這是高達。

模擬著德萊葉電影的特寫打光，用自己的聲音朗讀愛倫坡（Allan Poe）如詩般的文字；車內鏡頭搖過友人楚浮（François Truffaut）的新作電影看板《夏日之戀》（Jules and Jim，1962），隨著砰砰槍聲抽格跳接的蒙太奇⋯⋯他就像一個年輕的抒情詩人，在每個字眼、每顆鏡頭裡鑲嵌著「我」，援引整部電影史來映襯自己的創新，藉以召喚同樣自戀的觀眾。

透過角色的遭遇，他明確諷刺資本主義以個體自由為幌子，將社會上的階級壓迫轉嫁為個人責任；而儘管描繪了城市底層生活的不易，高達的形式風格卻搶過了議題──他似乎無心為任何族群發聲，「反對」才是他的命題。必須是夠強烈的聲明：我的電影，不為任何已然合理的說法存在。

《賴活》從一段愛情的結束開場，用生命的結束──也就是死亡──驟然收尾。除了十二段章節的鬆散形式，頭尾暗應亦是頗值得注意的結構特徵。「結束」，令人聯想起高達在《斷了氣》（Breathless，1960）中寫下的著名台詞：「你最大的野心是什麼？」、「成為不朽，然後死去。」話語隱含的不只是瀟灑離場的姿態、渴望受到銘記的壯志，而是以死亡為喻，宣告某種斬斷綿延虛空的意志：早該毀滅，早該有新。

於是，我們得見終結舊日的新浪潮、終結敘事的故事、終結意義的講述⋯⋯高達矢志以電影擰出恆久的折轉──從此，電影有另一種樣子。而「結束」，其實就像一次猛然的頓悟。

第一章節，女主角娜娜（Nana）對著分手的男人，口吻冷淡卻叨叨絮絮地說著話，猶如演員排戲，反覆使用差異微妙的情緒詮釋著相同的台詞。最後一章，她被槍擊而倒、一語不發，車子轟隆駛遠。當她陳屍街頭，我的腦袋就像有一陣風吹走了所有字彙。生命始於表達，當我們用語言描述自我、嘗試溝通，故事就開始了，偶然的碎片不斷湧入生活。死亡則是話語的取消、表達的迫止，如同娜娜在漆黑的戲院裡與銀幕上即將受到火刑的聖女貞德對望，「死亡」二字無聲吐露，僅存旁白文字的光影，刺眼地打印在她們哭泣的臉孔上。在咖啡店和娜娜對話的哲學家說：「為了擁有說話的人生，我們必須經過不說話的死亡。」電影中的肉身死亡並不僅是作為角色的遭遇，而是高達關於電影的最大野心。

無論是《斷了氣》中背脊流血、奔過長街的米榭，《阿爾發城》（Alphaville，1965）痛苦行走於死城的娜塔莎，或是《狂人皮埃洛》（Pierrot the Madman，1965）臉塗油彩、渾身綁炸藥的皮埃洛⋯⋯都和試圖在槍口下逃走的娜娜一樣，是說話之前的不說話。

《賴活》預設了死亡，讓娜娜的一生宛若曇花一現。她的日常困境與悲喜流動，她的觀點和話語，在觀看者的意識中因而改變了時態，移除了作為未來意義的可能性，一切僅能是當下的、瞬刻的真實快照。她走路、大笑、寫信、跳舞、抽煙，魅力無窮卻只見表面；兩千法郎、香頌情歌、雨日相擁，所有事物與行動的意義也並不延續到未來成為某種結果。孤身在巴黎追夢的她，尋索著生命的自由可能，令人聯想到飾演者安娜・卡莉娜出走家鄉丹麥的生命經驗。娜娜從渴望成為電影明星的唱片行打工族，轉職為街頭攬客的性工作者；她付不起房租，演藝之路處處碰壁，又因偷錢被告發，種種不幸如影隨行，像是拉著一條繩索向著谷底垂降，電影卻是一把刀刃，終結了她的懸盪。

然而，娜娜之死在電影文本內部，並不能說是個處心積慮的結局。它不渲染徒勞甚至哀傷，亦非《夏日之戀》以主角之死表達青春消逝的苦澀。它確實有一點幻滅的意味，但那是出於人物本身的脆弱感。

高達盡可能突兀地處理這個收尾，意圖或許更接近某種戲耍、調侃，是一則以無意義解放電影的宣告，指出虛構中的偶發皆為刻意，而我們必須質疑因果敘事的寫實策略──人對於線性結構的執著確信，可能侵奪真實生命的邏輯：一種本質上鬆散破碎的觀點和敘述。

當攝影機凍結時空為循環閃爍的光影，每一顆鏡頭皆是重複展演的「結束」，唯有變成碎片的故事，才能有效乘載片刻真實。高達作品裡的悲劇人物，已不是過去電影敘事裡那般一體成型、細緻雕鑿的受苦肖像，他似乎更相信碎塊與粉塵的力量，電影必須興之所至地爆炸，綻放詩之煙花。

於是他無意深入、完整、嚴謹。他的電影始終以自己奔流不歇的思緒作為節奏，始終在提出銳意驚人的新觀點。儘管電影世界大師輩出，高達永遠是個無比獨特的標點，引領著後生的影迷領略電影藝術的超展開。我想，高達選擇讓電影與生活密不可分──在生活中實踐對電影的迷戀，在電影中呈現生活的混亂與偶然──是《賴活》這樣的作品恆久迷人的理由。走出電影院的娜娜，又甩掉了一個來路不明的男人，而我想我們都會有那樣的一天：突然心血來潮去看了一部電影，從此再次擁有說話的人生。

全文劇照／IMDb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張硯拓